|
一 先讲讲历史学这门学科中理论和研究的关系。历史学是要依赖过往人们的活动所留存下来的痕迹来研究过去的，它注重史料，注重人类现实的生活经验，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历史学历来是各门学术性的学科当中，最具有反理论的倾向乃至于本能的。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可是在某种程度上或者说从某些侧面来看，它仍然是根深蒂固的。昨天我跟岳老师聊天时还提到一个例子：好些年前在一个讨论余英时先生的一本新著的场合，一位我很敬重的学者评论说，余先生在这本书里充分展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想象力，然后他对此有一番很漂亮的解说。可后来一位在本领域也很出色的学者一上来就说，我是做政治史和制度史的，从来都是看材料，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我从来不会想，也不知道历史学家要有什么想象力。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史学界，我们随处都可能看到。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这个学科的很多从业者对历史学研究活动的基本看法：一个历史学者要接受基本的训练，他要朝着某一个主题不断地收集爬梳史料，形成自己的基本论点，再以有条理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我也不止一次听前辈学者教导说，我们这一行是要干吗呢？就是要坐冷板凳，吃冷猪肉。你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将相关史料“竭泽而渔”。不断地收集、考订和阅读史料，最后自然而然就会出论点，出成果。刚才提到的那位学者的说法，就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么一种心态：历史学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它是靠材料说话的，你不要给我拿理论和概念说事，也不要给我谈什么想象力，这些东西和纯正的历史学家法无关。 如果你参加一个哲学学科的会议，可能会看到那个学科的学者们，似乎会对将自己的眼光局限在史料上的历史学颇为鄙视；可是如果你身处一群完全是历史学者的场所，你就会发现他们经常嘲笑某个人说，这个人老谈理论，不像是学历史的，他应该去哲学系。双方都对自己满怀自信的同时，还都明显表现出自身在学科上的优越感，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实际上，我想，尤其是在20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中，具有创造性的历史研究领域的成就，都无法脱离理论素养、理论自觉和理论意识这些要素。如果要用大家现在都习惯用的语式，你甚至可以说，“无理论，不史学”。在什么意义上说这个话呢？我们可以先看看，对于历史学来说理论意味着什么。 “历史”（history）这个词，我们都知道，无论在中文和西文里面它都有两重含义。简单说来，一重是指过去人类的经历，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客观的历史过程，或者说，就相当于常识上所说的“过去”。那么，我们是如何知晓这个过去的呢？我们通过收集、整理、考订过往留下来的史料，来重建、描述、勾勒出人类过去的活动的某一个片段或者某一个面相。后一种情形所对应的就是第二重含义上的历史。可以说，第一重含义上的就是客观的历史，第二重含义上的就是历史学，就是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 相对于历史的这两重含义，有些人，比如何兆武先生在有的场合，就严格地区分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什么叫历史理论？它的理论考察的对象是整个人类的历史过程，比如说，黑格尔有一套理论来告诉你从希腊罗马到他那个时代的日耳曼，再一直到将来，人类的历史过程是依照什么样的轨迹来发展和变化的，它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它的发展机制是什么，它的演进目标又是什么；又比如，汤因比和斯宾格勒也各有一套模式，来说明人类不同文明的此消彼长，以及各个文明的兴盛和衰落，是遵循着什么样的方式来发生的。 针对第二重含义上的“历史”（也即史学）来进行理论反思的，就是史学理论。史学理论是什么？文学理论要考察文学的特性是什么，文学创作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从文学当中获得愉悦或者说别的收获是因为什么，在读解文学作品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作品的原意和读者的理解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等等。文学理论会考察这一系列的问题。史学理论也要对历史学这个学科本身来进行考察：历史学家的工作意味着什么，史料的特性究竟是什么，人们凭借过往所留存的史料来企图领会和把握过去的某个面相时，有哪些因素介入了历史学家的精神活动之中……史学理论考察的是这些问题。可以说，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者考察的对象很不一样。 这样的区分当然很有根据，也很有用。可是，这样的区分，你要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来说，是一种理想类型，它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现实的各种各样的理论。比如，我们在座的肯定都很熟悉的，年鉴学派的尤其是经布罗代尔发展成熟而又得到系统阐述的理论。可以说整个20世纪的西方史学，没有其他哪个学派的影响力和创造力能够与年鉴学派相比拟，而这个学派的比较完整成熟的理论阐述是在布罗代尔手上完成的，最能体现这些理论取向和理论立场的经典研究也是在他手上完成的。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岳老师主持的北大出版社的一套书里面，有彼得·伯克有关年鉴学派史学的一本专著《法国史学革命》。其中谈到他访谈布罗代尔本人，布罗代尔告诉他说：我唯一的问题、我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思考时间。布罗代尔的前辈、年鉴学派第一代的两位创始人之一的布洛赫就已经说过，历史学是研究时间中的人类的科学。历史学当然注重时间，可是布罗代尔为什么说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时间？因为他把从来是一元的、只有一个单一性质的时间，分解成了多元的、不同层次的时间。我们都知道，他把人类的历史活动看作是沿着三个不同的时间层面来展开的。长时段指的是什么？几乎是静止而变化极为缓慢的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生物条件，还包括漫长的时间内不大发生变化或者发生的变化缓慢得让人难以察觉的人的心理的积淀，或者说人的思维的模式，或者说某种文化心理的顽固格局。长时段的因素，被认为是对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和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东西。然后是中时段。相对于与长时段相关联的结构，与中时段相对应的是局势。局势指的是什么？以25年、50年为周期而发生变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价格的周期性变化，比如说人口模式的变化，等等。中时段的因素，相比于长时段来说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它直接地影响了人类的生活。而和短时段联系在一起的事件，指的就是传统的历史学中最为注重的铁马金戈的战争、波澜壮阔的革命、纵横捭阖的外交内政、戏剧性的伟人生涯等等。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西方，各种各样的传统的史学所最注重的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在过往的戏剧性的经历，反倒被年鉴学派发配到了一个极为次要的地位。 布罗代尔虽然在他比较早的著作，比如说那本《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里头，还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描述事件，可是他后来的著作里面基本不再涉及事件了。如果大家读刘北成老师译的那本布罗代尔的《论历史》，会看到他很多类似的描述。比如说，布罗代尔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在巴西工作，晚上在巴西某个地方的户外看萤火虫的灯火表演。萤火虫飞过来，飞过去，不断发出亮光，然后马上又熄灭了。布罗代尔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你要了解整个历史过程的时候，事件就像是萤火虫的闪光一样，稍纵即逝，这亮光引人注目，可是它完全无助于你来了解处于幽暗之中的整个过去。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比喻：水流表面的泡沫，似乎很喧嚣热闹，仿佛标示了河流前进的方向和速度，可是真正决定着整个水流的基本特性的是什么？是它的河床，是更下面的深流。 年鉴学派的这样一种理论，你说它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者当中的哪一种？我们好像很难把它清晰地对应上。可是你说它包不包含和黑格尔、汤因比，乃至和马克思相近的那些层面？当然有。对于历史过程中什么样的因素才最为重要，历史演进的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它有这样一些非常宏观的看法，虽然其中并不带有任何像是汤因比、黑格尔那样的目的论的因素。但是，另外一个方面，这样一种历史理论又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它完全能够落实到布罗代尔本人所带头践行的年鉴学派的史学研究当中。我们看布罗代尔的著作，看受他影响的很多人的著作，都会看到这种层次分明的三分法。整个历史分为三个层面，不同的层面所关注的是哪些因素，不同层面的因素在整个历史架构里面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和写作的路数都很清晰。年鉴学派的史学实践和它自觉的理论建构是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必须有它的理论建构，才能够有其影响巨大的史学研究的成就。 年鉴学派的最初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遍及欧美的新史学浪潮。19世纪德国的兰克学派，成了后来欧洲各国竞相效法的历史学的研究和写作的模式。尽可能地利用尤其是官方第一手的档案材料，高度关注历史人物和事件，以政治、外交、军事为中心来理解人类过往的经历，是这一路数最显著的特点。可以说，这是19世纪后期历史学成为一门职业化的学科以来，从德国那里得到的最大的一笔遗产和传统。可是20世纪初期，这样一种传统遭到了普遍的质疑，为什么？新史学的倡议者们认为：一方面我们考察历史的范围应该更广泛，应该包含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单纯的政治、外交、军事不足以涵盖人类的过去；另一个方面，其他的学科尤其是各种社会科学发展起来了，我们应该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 100年前的这场新潮流中，和我们这里的论题最相关的一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年鉴学派第一代的费弗尔和布洛赫都提出，要以问题史学来取代叙述史学。我们都熟悉“文史不分家”这样一句老话。中国的传统史学基本上是一种讲故事的、叙述的史学，西方的历史学一直到19世纪大体上也是一种讲故事的、叙述的史学。随着20世纪初那一场遍及欧美的新史学运动而出现的年鉴学派，在其诞生之初，他们提出来的史学革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以问题史学来取代叙述史学。问题史学、叙述史学这样的说法，直到现在为止人们还经常使用。因为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所谓的叙述的复兴。什么叫作叙述的复兴或者叙事的复兴？讲故事的、叙述的历史写作方式在一度沉寂之后，又活过来了。但是叙述的复兴和问题史学是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说叙述史学就只要讲故事？比如说我们讲述了楚汉相争这样一个格局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我再告诉你，有这么一场鸿门宴，然后有垓下之围，然后有霸王别姬，我给你讲故事。为什么要提出“问题史学”这样一个概念？如果你认同年鉴学派的基本观念，你就会知道，叙述史学讲的故事，只涉及事件，而事件对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对于你想要有效地理解人类过往的经历来说无关宏旨。我们需要的是以分析的方式，了解形成过往历史过程的各种复杂而交互作用的因素，并且判定不同的因素具有什么不同档次的重要性。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就应该是一个提问题然后想办法来回答问题的学科。 也就是说，在年鉴学派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那里，问题史学是对原来的讲故事的历史学的一种反弹，强调的是问题导向。这就让我们回到了刚才的论题。历史学研究中，问题从哪儿来，问题怎么解决？你必须有足够的理论意识，你必须有足够的理论自觉才能够提出有效的问题。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历史学和许多学科一样，最杰出的研究者都是最善于提问的研究者。你怎么来提出有价值的问题，你怎么来了解哪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哪些问题可能是无法解决的呢？当代的科学哲学、认知心理学甚至科学史研究都会谈到，任何认知实际上都是带着各种预设来进行的。我们观察一个自然现象时，在很大程度上，你只能够看到你想看到的东西。比如说，我相信我们在座的耳朵都很灵敏，现在我提醒大家一下，空调在响，刚才我们有没有人听得到它的声音？听不到。我们的视觉、我们的听觉、我们的观察，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会屏蔽掉很多东西，它永远不会是完全不加分辨、全方位地接纳外在信息的。 历史学家固然要坐冷板凳、吃冷猪肉，要去看史料，可是史料浩如烟海，你选择的是史料的极其有限的一部分，你耗尽一生的精力能够看到的东西也是有限的；而且同样是看同一批有限的材料，人们提出的常常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一方面，历史学家的工作永远都面临这样的可能性，你所看到的史料修正甚至颠覆了你原来的设想；另一方面，过往的史料如同一片幽暗，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就仿佛是探照灯，决定了他的目光所投射到的，是那片混沌中的具体哪些层面。 岳老师一周之前还组织了刘北成等好几位老师讨论娜塔莉·戴维斯的一本书。这位戴维斯是普林斯顿的一位女历史学家，大家非常熟悉的是她的《马丁·盖尔归来》，最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是她后来的一部著作《档案中的虚构》的中译本。很早之前，我们聊天时就在说，这个书名在中文语境里，很容易引起争议，或者说引起很多实际上和这本书的主题不太相关的联想。“档案中的虚构”是在讲什么？档案里面有造假、有靠不住的东西吗？比如说我们看到报道说，官员档案材料造假，年龄是假的，入党也是假的，学历也是假的，只有性别是真的，最后发现连最后一条都不是。“档案中的虚构”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这本书研究的是16世纪法国司法实践里面的一种现象，犯罪者为减轻刑罚或者得到赦免，要讲述一个pardon tale——赦罪故事。比如说你犯了杀人罪，那个时代的司法制度里面，你可以自己动手或者请别人帮你写一份悔过文书，如果这个文书能够写得比较成功，你就可能被赦免，至少可以免于一死。什么叫“档案中的虚构”，这“虚构”的意思不是中文里面我们经常联想到的那种意思。顺便说一句，当代史学和当代史学理论领域里面的“虚构”这个概念，和我们中文里“虚构”的意思很不一样。中文里的“虚构”仿佛就是无中生有，随意编造。这个“虚构”在当代西方史学的语境里面，更多的是编排、建构、想象、加工、创造这样的内涵。档案里面的“虚构”所指为何，或许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解说：有人讲，中国古代县官判案，用现代司法的术语来说对同一桩罪案是有着“自由裁量权”的。同一桩罪案，如果你想给判重，就说“虽然情有可原，毕竟罪责难逃”；如果想给他轻判，就说“虽然罪责难逃，毕竟情有可原”。简单地说，赦罪书就是要把一桩罪案，解说成“虽然罪责难逃，毕竟情有可原”。这本书讨论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情形，档案中的“虚构”，就是一桩罪案在当时是如何按照某些套路，被解释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宽恕的。这位杰出的研究者戴维斯本人就说，档案无穷无尽，历史学家当然是要进档案馆的，要面对史料，可是看哪些档案是有选择的，从同一批档案中看到些什么又是有选择的，如果你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如果你没有充分的理论自觉，你实际上是无法从档案中有效地获取相关信息的。 在不同层面的研究或者研究对象非常不同的领域里面，也是同样的情形。比如在相对来说更为宏观的社会史领域，人们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理论框架，有充分的理论自觉，有一些概念工具，才能够进行研究。比如说二战之后，德国也逐渐发展起来了社会史，他们有人也称之为“历史的社会科学”。“历史的社会科学”或者说社会史针对的是什么？就是主要描述个人、讲述事件的那样一种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叙事史学，而德国正是这种史学模式的大本营。社会史为什么要转而研究结构，为什么要转而研究更为广泛的社会进程，为什么要转而研究群体而不是个人？它得有一个说法，那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工业技术社会，这意味着社会结构发生了变革，意味着在历史过程中impersonal的——超出个人之外的——因素发生着重大的作用。现代社会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一方面，每个个体有更多的自由选择的机会，另一方面，人们又感觉到被不可预知的各种力量裹挟，仿佛只能随波逐流，这些力量有政治的，也有来自科技变革、外在的环境变化的。我们进入了不同的时代，要探讨人类的历史，不可能回到前现代，把个体的作用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在不同的层面上研究的问题，需要有不同的思路。 这样的例证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英国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汤普森（E. P. Thompson），大家都知道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他之前一个多世纪，恩格斯就写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汤普森对他的研究中所涉及的至关重要的“阶级”概念，有他独到的理解。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界定阶级的；汤普森讲的是，在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些人，他们有共同的经历、情感，认识到他们作为一个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产生了对这一群体的认同感，认定“我”是“我们”中的一员，“阶级”的意识、情感和利益自觉就是如此生发出来的。汤普森是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他的主题的。如果没有对工人阶级的概念的崭新理解，这样富有创造性的著作怎么可能出现呢？和别的学科的从业者一样，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有多样化的学术个性和学术特征，每个人的长处不一样。但是，单就20世纪的史学发展过程而论，他们也都有着共同之处，那就是，鲜明的问题意识和高度的理论自觉。 还想举一个例子，当今法国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学家，可算是年鉴学派第四代的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洪庆明老师翻译了他的名作《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还有一位大家更为熟悉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他的《启蒙运动的生意》《屠猫记》等著作都有了中译本。这两位史家是很要好的朋友，他们研究的兴趣也高度重合，比如说他们都关注启蒙运动，都关注启蒙运动前的思想文化，都以书籍为载体来考察启蒙运动的实际情形，等等。可是我有一次很惊讶地读到达恩顿的一段话，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像我这样的历史学家是要进档案馆的，夏蒂埃就用不着了，因为他脑袋里面有太多太多的想法。如果不知道他们之间很好的私人关系，看到一个历史学家说另一个那么有才华，哪儿用得着辛辛苦苦看档案，你肯定会觉得这是严重的讥讽。毕竟，文人相轻也是普遍的现象。可是，他们的确是彼此有争议同时又相互欣赏、对对方有高度评价的。 夏蒂埃在专题的历史研究之外，也有很多理论性的论著，脑袋里面各种各样的想法的确非常多，而且不断翻新，他很多的经验研究是和他那样一些完全不落寻常套路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达恩顿很谦虚或者很自得地说，自己是要进档案馆的，可是达恩顿本人那些出色的研究离得开他的理论素养、理论自觉吗？不少人把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历史学的变化，描述成此前历史学主要是跟地理学、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相结合，而在此之后，对历史学产生了最大影响的学科是人类学。达恩顿对人类学颇为重视，他与写作《文化的解释》的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他的《屠猫记》就明显地受到格尔茨的人类学方法的启发。 达恩顿有时候会以很俏皮的方式谈一些问题，让你能够清晰地判定，他脑袋里面老在思考超出经验研究层面而又与经验研究相关的问题。比如说他讲到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越来越不注重史料，仿佛历史学可以随意使用史料，而像他一样当过三流小报记者，天天要去报道抢劫、强奸、谋杀案的，就知道真有事实这东西。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乱写吃了官司，就知道这个世界上真有事实这样一种东西。可是转过头来，达恩顿又会说：你从新闻里面看到的不是事实，是对事实的报道。能够说出这样的话的人，是只进档案馆而没有idea（想法）的吗？这样一位极其善于从人类学和别的学科中汲取资源的史家，可能是缺乏理论自觉和素养的吗？他只是和夏蒂埃干活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我们刚才讲，问题史学是要由理论来引领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复兴的讲故事的史学、叙述的史学，是没有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的吗？没有对现代早期法国司法制度、权力关系、乡村社会网络、个人认同、财产关系等问题的关注，《马丁·盖尔归来》和《档案中的虚构》就只是发生在过去的奇闻逸事，而不会具备更丰富的蕴涵和价值。历史学的发展是不能排斥理论的，而必须是和理论齐头并进；没有足够的理论素养和理论自觉，是不能造就出色的历史学家和出色的历史学研究的。 我们有的史学论文，你要仔细看来，没有连贯的逻辑，前后讨论的不是同一个或者相关联的论题，论证也不合逻辑。历史学思维有其特性，单单是思维合乎逻辑，不可能成就历史学，但是不合逻辑是绝不可能成就历史学的。对于历史学来说，逻辑不是万能的，但是不合逻辑真的是万万不能的。历史学工作者也需要锤炼和检视自己的理论思维。在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来自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理论对历史学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代的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路径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来自历史学家吸纳了不同取向、不同形态、不同领域的理论；另一方面，史学研究中一些新的领域、新的方法，也在不断地刺激历史学理论的发展。 这后一方面我们这里不多说，只举一个例子。近年来口述史的兴起，有着各种各样的原因。有人想的是，我们要赶快抢救历史，否则某一段历史的那一批亲历者要没了；有的情形是，对于某些历史片段，我们只知道主流的意识形态、高高在上的精英们是怎么看待和讲述的，而我们可以通过口述史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开启和保全“自下而上的历史”。无论初衷如何，人们对和口述史关联在一起的历史记忆是怎么看的呢？一个人经历了一些什么事，听说了一些什么事，他把有关的记忆保存在头脑里面，像物品被存放在仓库里面。有的仓库条件好，恒温恒湿，物品保存比较完好；有的条件不好，所以物品会发生磨损和变化。可是只要口述史的讲述者不是有意歪曲的话，他就或多或少地是在告诉我们，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仿佛是人们很自然的想法，可是差不多在相近的时候，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的口述史的从事者们，都在他们的实践中碰到了一系列相似的问题。什么问题？记忆靠不住。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形：讲述者常常倾向于在无形之中提升自己所起的作用、所扮演的角色；人们还常常会把自己解释得更加清白无辜，把别人解释得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等等。而且，人们会很惊讶地发现，在不同的时候给不同的人讲述同一件事的时候，即使记忆力惊人的对象讲出来的不同版本之间，也有巨大的差别。 所以，很多口述史研究者同意这样一个说法：记忆之有关现在绝不亚于它有关过去。这一来，有关历史记忆，甚至于有关历史学的史料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都需要重新修正。所以历史学的经验研究的实践与理论之间，总是处在一个互动的过程中。历史学永远是一门经验性的学科，要靠过去留存下来的各种各样的史料，依靠我们所具有的历史学的技艺，来理解人们所经历的过去的某一个片段或面相。可是历史学不可能脱离我们的问题意识，脱离我们的理论自觉而得到进步和提升。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层面的内容和感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