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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在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中央派出一支部队，从中央苏区出发东向福建，而后转向安徽，牵制和调动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的军队，以配合即将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转移行动——长征。 这就是红军第七军团，因为出发时，中革军委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因此这支红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虽然号称六千人，但是其中有两千是出发时紧急补充的新兵，其中有随军工作团和挑着担子的民夫。就是这样一支半数都没有作战经验的农民子弟组成的部队，平均三个士兵才拥有一只老式步枪，而更多的人手上拿的是大刀和梭镖。 中革军委给第七军团下达的指令是：命令第七军团前往安徽南部，并限期在一个半月之内到达，因为那里有几个县发生了武装暴动。中革军委的计划是第七军团到达后再暴动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根据地。 然而，可怕的是，就在第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后不久，中革军委就得到了暴动已经失败的消息。 几天后，当军团长寻淮洲率领军团从上游渡过闽江，准备北向转入浙江西部时，中革军委却下大了继续东向攻打福州的任务。第七军团虽然不明白中革军委这个命令的目的，但是依旧选择了忠诚的执行命令，并且立刻冲破了国民党四个营的足迹，在八月一号这一天占领了闽江边上一个距离福州仅仅七十公里的重要集镇：水口镇。 占领水口后，第七军团召开了“八一纪念大会”，进行了战斗动员，并宣布当他们攻打县城的时候，福州城内的地下党会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暴动，然后打开城门迎接他们。  当时的中央军事和政治上的行动都由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直接指挥，毛泽东，朱德等人实际已经被架空。李德奉行的是正规战的打法，猛打猛冲，博古更是执行远在莫斯科的中央总负责王明的政治路线，认为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这实际上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所以，此时中革军委会下达进攻福建的命令，似乎也说得通了。 后来粟裕回忆说：“攻打福州，带有很大盲目性。” 虽然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但是第二天，福州战役依旧打响了。福州南临闽江，彼时城墙高大坚固，负责驻防的国民党守军除了一个步兵团，一个宪兵团，还有炮兵、工兵和海军陆战队。 第七军团的战斗人员只有四千多人，枪支只有一千二，三百只，装备落后，大部分人拿着大刀和梭镖。虽然实力悬殊，但是年轻的红军战力举着大刀和梭镖奋不顾身的冲锋。 粟裕回忆：“我军打得十分英勇，强攻一昼夜，攻占了敌军一些阵地和城北关的主要街道。但因我们还不善于近迫作业，又缺乏攻城手段，也没有地下党组织策应，没有办法打进城。我们估计即使打进城，也不容易解决敌人。” 事实确实如此，尽管城外的红军不断地流血牺牲，但是城里却丝毫没有武装暴动的迹象。 第七军团最终决定撤出战斗。  中革军委的盲目命令，使得第七军团掩护红军转移的任务再没能实现，也给军团后来的行动带来了许多的麻烦，给我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由于军事实力的暴露，国民党意识到这并不是红军主力部队，而只是一支不怎么大的牵制力量。于是，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追击的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而来。 撤出福州战斗后，第七军团转移至闽东苏区，而后又转入闽北苏区，然而还没来得及在这里休整，中革军委的电报又来了。电报中严厉批评了他们在闽北苏区停留是“迎合了敌人的企图”，并要求第七军团继续向皖南转移。但是中革军委和我们都知道的是，皖南暴动早已经失败，只可惜第七军团不知道。 接到命令的第七军团立刻撤出闽北苏区，开始像皖南转移，并在闽浙赣苏区遇到了红十军，根据中央指示，随即在这一年的十月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政委方志敏。在国民党部队追击日益严重的现实情况下，不采取分散突围，而将小部队整编成大军团，这又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在谭家桥战斗中，红十军团失利，年仅二十三岁的寻淮洲牺牲退回江西。红军且战且走，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在皖南和院浙赣边的泾县、太平(今仙源)、青阳、石螺(今广阳)、黔县、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十余县地区往返转移，进行了大小十余次战斗，损失很大。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转战一个月的红十军团在怀玉山被国民革命军包围，刘畴西、方志敏被捕，红十军团大部溃散，仅千余人在粟裕、刘英等人率领下逃脱。 此时离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过去了七个月，而红十军团成立还不到两个月。 这才是革命的真正面貌。 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一直到红军长征时期湘江战役为止，左倾的错误军事指导，把党和红军拉入了几近灭亡的境地。 危机时刻，若没有毛泽东力挽狂澜，中国革命将会是什么样的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