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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初，王安娜随丈夫到达中国。王炳南之父与西北军界首领杨虎城是结拜的异姓兄弟，他本人留德五年便是靠杨家资助。十年前便秘密加入共产党的王炳南此次回国，正值中共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奉命通过世交关系做杨虎城的工作。作为古城内首位洋媳妇，王安娜到西安当夜便去杨宅，杨虎城见面就说：“一个外国妇女在中国旧式宅第中不能生活，还是住旅馆吧，费用我承担。”王安娜马上表示，早就对中国的生活不抱幻想，应该住在公公家。不久，王安娜带着身孕随丈夫陪杨虎城到上海，会见了鲁迅和救国会领袖，这更促进了那位西北军首领下决心发动西安事变。 在上海和西安的社交场合，一个高大的洋女人穿着中国服装，以英语宣传抗日救亡的必要，既引人注目又令人敬重。王安娜刚踏入中国，便由革命者家属进而成为革命参加者。 到延安访问红军并希望留下来，毛泽东曾就她的混血儿子更送给白求恩。她一路也治疗了几百个伤病员，解放后卫生部长曾笑称她是中国最有名的外行大夫之一 。 在华北敌后根据地千里行军，坚持不骑骡子;长了满身虱子，便想起毛泽东对她说的：“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 。  1939年初，周恩来派王安娜去香港找宋庆龄联系，设法把买到的包括X光机等珍贵医疗器材运回来。王安娜从广西出境到越南，又转往香港、上海，完成任务后回重庆。接着，她又奉命进入晋察冀根据地了解当地医疗情况。在八路军掩护下，她和几个女护士通过日军封锁线进入华北敌后，途中见到著名女作家丁玲。千里行军中，战士们为照顾“外国同志”要她骑骡子，王安娜却坚持步行不搞特殊。一路上她生了满身虱子，便想起毛泽东对她说的话：“只有长过虱子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中国人。”于是自豪地说：“我现在属于中国人了!” 靠着在德国学过的简单救护知识和“小长征”中积累的抢救经验，王安娜一路上还给部队和老乡治病疗伤。解放后，卫生部长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对她还能行医大感奇怪，曾开玩笑说她是中国最有名的外行大夫之一。王安娜则回答：“至少我有资格说，我受过数百病人的感谢!” 到达五台山根据地后，王安娜见到白求恩大夫，听他诉说了药品奇缺的困难，答应回去报告孙夫人(宋庆龄)并设法解决。王安娜刚回到大后方，就得知白求恩不幸去世的消息，而且因国民党封锁也难再向解放区送药品。此后，她在重庆住了六年，陪同周恩来、王炳南进行联络工作。她利用结识许多外国使节、来访者和记者的条件，向他们介绍解放区实况，揭露国民党的歪曲宣传。王安娜身后总跟着特务，当其他八路军办事处成员都当面骂这些家伙是“狗”时，她却出于怜悯心有时回头找这些“尾巴”谈话，询问其为何干这种卑鄙行当而不谋正当职业，使有的特务面对这个洋女人的善意劝说羞愧得低头而去。  1945年抗战胜利，王安娜离了婚，作为宋庆龄的助手去上海，重新编组“保卫中国同盟”。此后，她们的主要任务是反对美国援蒋，并利用各种机会向解放区运送紧缺物资。新中国成立后，王安娜又在华工作了六年，终于告别了接近成年的儿子返回了德国。 在中国生活的20年，正值社会制度出现根本性变革的火热斗争的时代，她由一个外国来的同情者变为革命的参加者，将中国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王安娜回德国后三十多年间，始终牵念着在中国的亲人，并把这种思念同缅怀自己亲历的那场伟大革命联系在一起。她一直宣传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所写的回忆录《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也翻译成多种文字，成为在国际范围内介绍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生动记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