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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彦弘:崇彝及其《道咸以來朝野雜記》

http://www.newdu.com 2019-02-11 爱思想 孟彦弘 参加讨论

    
    
    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整理出版時,書前《出版說明》對其來歷、內容及作者有一個簡要說明:
    近人崇彝的《道咸以來朝野雜記》,是一部記載清道光、咸豐以來直到本世紀三十年代北京的掌故舊聞的筆記,內容涉衣朝野的各個方面。
    崇彝,姓巴魯特,蒙族,字泉孫,號巽庵,別署選學齋主人。清末官戶部文選司郎中。著有《選學齋書畫寓目筆記》、《道咸以來朝野雜記》,輯有《雅頌詩賡》。
    作者爲清代道光、咸豐間大學士柏葰之孫,柏葰字泉莊,故崇彝字泉孫。
    本書作者手稿,原藏已故著名歷史學家鄧之誠先生五石齋,中華書局據以錄副,石繼昌同志曾迻錄一份,進行標點,並對其中明顯的錯字作了校正。現即用點校者抄本印行。
    鄧之誠先生曾于一九四七年撰文,對本書稿加以評論,現作為代序,刊於書前。[1]
    《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曾予立目,但內容大致抄自《出版說明》,只是在生卒年一項,作“?—光緒末年間在世”[2]。偶閱金毓黻日記,1956年6月4日有關於崇彝的記載:
    在寶會齋書店見《杜樊川詩注》二冊,經滿洲崇彝用朱筆點勘一過,非常精細。聞書店主人范君言,此人已於一九五一年下世,平生最喜讀書,如《春秋左氏傳》諷誦至於數十過,並將諷誦日期及遍數注於每冊之尾,可謂勤矣。其于樊川詩之佳者皆加密圈,間有極少數批校,亦有少數未經圈識之詩,蓋以為不必誦讀者。余得此甚喜。
    王會庵言,崇彝字巽庵,喜吟詠,嘗向雜誌投稿,但不詳其他事蹟。[3]
    書估范氏稱崇彝逝世於1951年,但于崇彝生平,金毓黻除得于王會庵的說法外,其他已不甚了了,且將八旗蒙古誤作八旗滿洲。
    書前鄧之誠《代序》,評價此書“字字珍祕,皆親見親聞,當與《嘯亭雜錄》並傳,非《天咫偶聞》等書所能望其肩背也”,末又稱“此事當今無第二手,當仁不讓,萬勿妄自菲薄。千秋事業,即在此數卷書”云云,頗似鼓勵語。檢《桑園讀書記》,有“柏葰自訂年譜”條,稱“一卷,稿本,從其孫崇彝借讀”[4];知二人確有往還。《桑園讀書記》早在1943年即已“訂之成冊”[5],則二人訂交當在此之前。
    崇彝出現于鄧之誠的日記,是1941年11月16日:“托王鍾翰往城中訪崇黻丞,借其祖《柏葰自撰年譜》手稿。”(頁123)託學生往訪借書,顯然不是訂交之始。日記中所涉及的崇彝,鄧氏都稱為“崇黻丞”,偶作“崇黻臣”,則黻丞,恐是崇彝的又一表字。這部年譜稿,正是《桑園讀書記》所評述者。此後,鄧之誠又向崇彝借得乃祖的自供狀。1943年4月13日,“至(崇)黻丞處。慨然以其祖《柏相國靜濤親供》見假,此予求之不可得者,喜極,與黻丞久談共飯”(頁189)。
    柏葰,《清國史》、《清史列傳》、《清史稿》有傳,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清代檔案中有其傳包[6]。咸豐八年(1858)順天鄉試案,柏葰為主考官,次年被查出“以家人干請,輒即撤換試卷……就所供情節,詳加審覈,情雖可原,法難寬宥”[7],被議處極刑。伯葰的供狀,是頗難得的史料,鄧氏借到,高興之情溢於言表,於次日即抄出。14日:“抄柏葰親供,盡一日之力畢。”(頁189)16日:“柏葰所記東陵紀略,為之排比一過,錄而存之。”(頁189)
    5月28日,鄧之誠作《柏葰傳》,傳末稱“孫一,崇彝,官吏部文選司郎中”(頁199)。5月30日,“晨書致崇黻臣,以所撰傳稿交閱”(頁199)。6月1日:“訪崇黻臣丞,還年譜、同年錄、筆記……渠亦以其祖《薜菻吟館詩存》為贈,非我所欲也。久談,即在其處飯。”(頁199)
    此後,二人常有往還。如1943年10月5日:“得崇黻丞書,言渠所藏顧俠君全集,有《書館續吟》之目,並無《書館閑吟》之詩。即作數字復之,明日交郵。”(頁209)1944年3月1日:“崇黻丞來,以新刻詩見惠,過玉■(虫+東)橋七律一首極佳。”(頁249)6月18日:“崇黻丞來劄,勸予刻滇語,此何可能耶。”(頁263) 7月10日:“為崇黻丞之女刻一印。”(頁265)8月4日:“作字致黻丞告以清漳夾宅,出《南史·劉面+力傳》,乃張融、周顒、劉繪三人共宅事。”(頁271)8月24日:“晚詣崇黻丞閒談。”(頁272)9月7日:“傍晚訪黻丞閒談,以南華山人詩鈔示之。此書不易得,東方〔圖書館〕所藏者,正集尚少一卷”(頁274-275)
    他們還曾相約一起遊故宮。10月25日:“下午詣崇黻丞定明日故宮之遊。”(頁275)10月26日:“午至二女處飯,攜二女往遊故宮,崇黻丞父女亦至。古物南遷後,此尚是第一次之遊。所遊爲中路西路,而外西路則不開放。……黻丞為言,昔官吏部時,帶領引見俱在乾清宮,……黻丞又言,所謂乾清門侍衛,指在門內者而言,門外則爲大門侍衛。又言御門即御乾清門,有御几無寶座,皇上當門南面而立。下午四時歸。”(頁275-276)11月15日:“午飯後,偕潘婿往游故宮東路,黻丞父女相待久矣。甯壽宮結構極佳,在西苑之上,所陳列內閣檔案,有清室綠頭牌,寬三寸許,為向來所未見。”(頁277)
    他們有時閒談,有時詩文唱和,有時鑒賞文物。如1944年11月3日:“下午往訪崇黻臣,不值,遂至二女處。歸,復訪黻臣,示以《詞苑撰文》,黻臣謂確是道光時寫本,孫跋確是萊山手書,或真是戴文節錄本,亦未可知。即使非戴筆,而其書亦有足貴也。”(頁276)11月11日:“晨至黻丞處略坐,遂至二女處(黃化門)午酌。……晚歸家(大經廠)已九時許。”(頁276)11月24日:“下午一訪崇黻臣,托其代詢故宮尚有聖訓否。久談始歸。”(頁248)12月19日:“崇黻丞書來,言予所求南園書聯,五百尚不肯售。即復書作罷。”(頁280-281)1945年1月16日:“午後,勉步至黻丞處,觀人托售田白三紐,……又田黃辟邪紐,垢道人刻印一紐,雞血方及六分者一紐。二者共索十万,人已還價四萬,尚不肯讓出也,真石妖矣。黻丞以奕繪書扇面見惠。”(頁283)1月23日:“訪崇黻丞,取回所題顧太清詩扇。”並附詞《和黻丞題顧太清詩扇漁家傲》(頁284)。 3月6日:“昨崇黻丞以挽孟劬詩見商,因亦成五律四章。”(頁287) 4月6日:“午飯後,過崇黻丞,以《感舊集》與之。遇高名凱攜示王煙客畫,予雅不悉其佳處。黻丞定為真跡,竊未所喻。”(頁290)4月20日:“傍晚詣黻丞閒談,以巾箱小品及經海真源(質邦王夫婦寫刻本)贈之。”(頁291)
    1941年日本襲擊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日宣戰後,燕京大學作為美國的校產,被日本軍隊佔領,燕大校長司徒雷登,教授洪業、陸志韋、鄧之誠等被日本憲兵逮捕囚禁。次年釋出,鄧之誠住在城裡的大經廠胡同,直到抗爭勝利後的1945年11月,遷到西郊成府村燕京大學校舍。鄧、崇密集來往,就主要集中在鄧氏城居的這個時期。
    在他們的交往中,鄧氏日記中有多處記錄了宗彝對清代掌故的熟悉。這正是與《道咸以來朝野雜記》相關的材料。1943年4月23:“歸訪崇黻丞,長談。此君於清代掌故,所知甚多,記憶力甚強,頗為難得。”(頁190)1945年則多處記有崇彝談及的清代掌故。1945年2月19日:
    晨過崇黻臣,偶談及福佑寺,黻臣謂聞之內務府人云,寺乃純帝封寶親王時所分之府,未居,後改為寺。又謂俗所謂福佑祀雨神,非是,雨廟在西苑時應宮。(頁286)
    3月12日:
    午後,過崇黻丞閒談。端方被劾事,……其事始末,皆黻丞親見。(頁288-289)
    4月20日:
    傍晚詣黻丞閒談……黻丞言,王慶祺,寶坻人,……黻丞又言,穆宗之譴恭邸,實由力沮復修圓明……(頁291-292)
    5月17日:
    晨訪崇黻丞……黻丞談數事,內務府大臣非曾任外官及科甲出身者,官止吏部侍郎,唯立山例外……唐紹儀綽號唐半截,言其遇事皆有始無終也……
    宣統末,盛宣懷夤緣瑞澂以通於載澤,瑞澂爲載澤姊夫,載澤力保宣懷爲郵傳部尚書……宣懷納鄭孝胥鐵路國有條陳,轉以說載澤,見之實行,清遂以亡。……陳弢庵善爲聯語,其壽郭則沄五十云……陳居鄉專橫,頗不爲清議所許,督學江西時,庇其同年龍文彬欲提南昌賑款四万修理學宮,黻丞之兄□□方守南昌,力持不可,後竟爲陳、龍嗾御史假他事劾之去官。(頁295)
    5月20日:
    詣黻丞,問槃磵爲誰,渠謝不知。乃問我寶董齋,云昨見田黃石刻此三字,似是沈均初物。我亦不知也。(頁296)
    6月21日:
    晨崇黻丞來,談數事。攀桂,舉人出身,……關防衙門在大高殿西間壁路北,爲內務府交租處。部院大臣派有同一差使者,常借此處會議。曹潤田說數事,袁世凱未稱洪憲前,已有叫起、請起、帶起等名目,群下私稱爲上邊。朱爾典一日不經外交部,徑由禮官蔡廷幹領之見袁,力贊稱帝。臨別握手曰,下次再見,即不敢行此禮矣。……(頁299-300)
    6月25日:
    黻丞言,徐會澧,山東人,極無學,室中無一書,即八股亦無之。日唯手長旱煙代,吞雲吐霧而已,接人多巽辭和顏。與文廷式同放江南主考,事事唯文主之,受侮不少,亦不計也。……徐用儀以乙未議和預定賠款,磅價虧損過巨,為孝欽所惡,庚子之誅,蓋理前恨,不與袁、許同罪也。用儀爲翁文恭所擠……用儀,字筱雲,與張蔭桓皆工畫,頗有法可觀。(頁301)
    崇彝於晚清掌故甚為熟悉,故鄧氏曾讓研究生就有關問題登門求教。如1947年3月19日:
    作書致崇黻丞,交許大齡攜去。許欲問銓選法,黻丞曾官吏部文選司掌印,故為之介。(頁419)
    在1946年10月5日,提到了崇彝擬將其所知掌故輯為一書的事:
    
    
    得崇黻丞書,言已紀清季舊事數十則,成一小冊,尚擬續紀。聞之甚喜,當復書勉之。黻丞記性好,見聞多,若能成書,必傳無疑。(頁394)
    10月7日:
    晨起訪崇黻丞,與之商定所撰《道咸以來朝野雜記》體例、門類,先付《北方日報》登載。(頁395)
    1947年丁亥六月,鄧之誠就此書寫了一篇讀書記,標點本《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作為“代序”排出,末署“丁亥六月之誠謹注”。這大概是崇彝此書成書的時間。此後,鄧之誠又為此書的刊載等事,頗費心力。如1948年3月13日:
    晨訪齊思和,以崇黻丞所撰《道咸以來朝野雜記》一冊示之,托其在天津《民國日報》投稿,冀得酬金,以舒黻丞之困。未知得當否也,久談而歸。(頁446)
    金毓黻得之于王會庵,說崇彝有文字於雜誌發表。倘若發表,那就該是這部《雜記》中的內容吧。但我翻檢了幾種論著目錄,未能檢得。到了1956年,鄧氏日記中又提到這部書。丙申八月初四(1956年9月8日——自1950年庚寅正月起,鄧之誠日記不再用民國紀年,但也未改為西元紀年,而是用干支紀年):
    閱崇黻丞筆記一過,當稍文飾,不分類。(頁956)
    這應該是鈔本的定稿了。中華書局從鄧氏傳鈔,大概是一九五九年。日記是年六月廿四日(7月29日):“中華書來,言將擇印崇黻丞筆記。”(頁1170)
    石繼昌《旗人姓名瑣話》,引夏仁虎《舊京瑣記》所記一聯“六部三司官,大榮小那端老四”,稱大榮為榮祿;石繼昌引其舅氏逸庵嘗聞慶博如之說,大榮指榮銓,並說“後閱崇巽庵先生《道咸以來朝野雜記》稿本,亦有文辨其誤,且謂榮祿約長於此人三十歲。《朝野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無此條”[8]。北京古籍出版社的排印本,正是石氏據中華書局鈔本整理的,但石氏說鈔本有此條而排印本無,或許排印本所據乃中華擬“擇印”的鈔本,而非全鈔本?
    崇彝在抗戰期間,生活還過得去。抗戰勝利後,生活則日漸困窘,幾乎是靠賣書度日了。1948年3月26日:“以崇黻丞《雅頌賡選》稿本八冊交齊思和托賣。”(頁447)3月30日:“晚招齊思和來談,言本校圖書館可收崇黻丞之《雅頌賡選》原稿。”(頁447-448)4月3日:“崇黻丞所著《雅頌賡歌》稿本賣與本校圖書館,價一千五百萬,今日先送收條去。”(頁448) 4月16日:“還崇黻丞五百萬。此彼賣《雅頌賡選》之值,予挪用五百萬,故還之。共以彼一千五百萬存修綆堂,月息二十五分,每月可得息銀三百七十五萬,可以稍資彌補矣。予為之謀可謂甚忠。存摺交友仁王估帶交黻丞,囑其無論如何不能提款也。”(頁449)4月23日:“以崇黻丞所藏八旗人詩文集七十餘種列目交齊思和托賣。”(頁450)10月26日:“以崇黻丞所藏八旗人詩集二十五種、六十四本由通學(齋)書估代交清華,前日高貽帉諧值百圓也。”(頁461)11月5日:“清華送崇黻丞書款百元來,即交與之。”(頁462)1949年11月8日:“為崇黻丞代賣皇曆八冊與圖書館。今日取得書款萬元,即托文祿(堂)王估轉交黻丞。本已送我,乃為籌得此款,於彼窮困中不無小補也。”(頁491)1950年1月23日:“得崇黻丞書,言書板共六十片。”(頁502)1月27日:“為崇黻丞賣《選學齋書畫過目記》板片於圖書館,得人民券十六萬元,交大雅書估帶交。”(頁503)庚寅九月十二日(1950年10月22日):“聶崇岐來,與講定崇黻丞托賣其祖稿本《薜菻吟館律賦》、八股,其價千萬,此亦可謂撞木鐘矣。”(頁536)九月十九日(1950年10月29日):“下午王希翰來,托其致十萬元於崇黻丞,《薜菻吟館律賦》、時文稿之值也。”(頁546)
    燕京大學併入北大後,藏書亦併歸北大。善本著錄有《雅頌續集》三二卷,八冊,“崇彝選編,清稿校正本(一名《雅頌詩賡》,繼《熙朝雅頌集》而作,選錄八旗先賢之詩,起自嘉慶九年,迄於宣統三年)”;《薜箖吟館存稿二卷》,“清柏葰撰,稿本”,六冊[9]。售予清華大學的八旗人詩集二十五種,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未能檢得。或許不屬善本吧。
    鄧之誠除為他聯絡賣書事宜,還幫他促成家教事,甚至直接接濟。如1948年4月14日:“下午崇黻丞去,贈一百萬。”(頁449) 9月2日:“孟昭誠、傅伯庸來。昭誠欲聘崇黻丞教其弟,予為酌定束脩月四十金。”(頁457)庚寅正月廿七日(1950年3月15日):“贈崇黻丞五萬。”(頁509)
    他聽說中央擬設文史館,曾幾次托人說項,請關照崇彝的生活。庚寅年正月廿一日(1950年3月9日):“張伯駒來,言彼托章士釗向中共建議救濟燕市窮老文人,囑填崇黻丞住址、年歲。”(頁508)七月廿五日(1950年9月7日):“張東蓀來……因托代崇黻丞覓噉飰所,彼允商之章士釗。”(頁529)八月初五(9月16日):“前托東蓀為崇黻丞說項,謀文教館事。今日彼向符定一進言,已得允,唯未知何日成立。”(頁530)九月廿五日(11月4日):“晨,致書張東蓀,托為轉達符定一,為崇黻丞謀文史館之事。”(頁547)
    但終於沒有等到這一天。辛卯十月初四(1951年11月2日):“得訃,崇黻丞昨日亥刻逝世,為之不樂。”(頁591)
    鄧之誠庚寅七月初六(1950年8月19日):“訪葉譽甫,尚殷殷,自言來住家,唯官氣與牢騷未除……訪何孟祥、崇黻丞皆晤。……今日所訪皆老人,葉、何、崇三君皆七十,余只六十七,尚較予長三歲。”(頁527-528)鄧出生於1887年,則崇當生於1884年。
    注释:
    [1]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3。
    [2]陳玉堂《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全編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149。
    [3]《靜晤室日記》卷一五七,沈阳,遼沈書社,1993年,頁7157。
    [4]鄧之誠《桑園讀書記》,北京,三聯書店,1955年,頁90。
    [5]《鄧之誠文史札記》1943年7月13日:“晨起,草桑園讀書記自序一篇,錄於卷端,訂之成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年,頁203。按,此書由鄧之誠之子鄧瑞據鄧氏日記整理而成,以下所引,逕出頁碼。
    [6]《故宮博物院藏清代文獻傳包傳稿人名索引》,臺北,故宮博物院,1986年,頁249。
    [7]《清國史》,北京,中華書局影印嘉業堂抄本,1993年,冊9頁610。
    [8]《春明舊事》,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頁225-226。
    [9]《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北京,北京大學圖書館,1958年,集部頁26、頁112。按,新編《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古籍善本書目》,“薜”誤作“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頁497。《鄧之誠文史札記》“箖”作“菻”。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2015年4輯)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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