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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安作璋先生去世的消息，很多熟悉他的人尚来不及消化这其中的突然，悲伤便涌上心头。在他们的记忆里，安作璋先生学问高深，但平易近人好相处，他做人、做学问的态度，影响了后来也登上讲台、从事学术研究的他们。 做人做学问都值得后人学习 安作璋先生曾说过，希望以后不要因为身体状况连累家人。2月20日晚，老人突感后背疼痛，家人立刻为他穿上外套去医院，最终因抢救无效离世，留下愕然和悲痛的家人。就在当天中午，老人还在家中待客，讨论学术发展和学科建设，聊了一个多小时，兴致颇高。 得知安作璋先生去世，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秦永洲“懵了”。他不敢相信，立刻给先生的家人打电话，之后，久久不能平静。秦永洲是先生的学生，毕业留校任教后，又与之共事几十年。在他眼里，先生一生道德文章，做人做学问都值得后人学习。秦永洲说，先生作为老师，科研、教学都有重要建树，他学问高深，见解精辟，讲课深入浅出，无论是历史专家，还是普通人，听了都会有收获，而自己跟随先生多年，受益良多。 留校初时，秦永洲曾担任过安作璋先生的助教，跟随其在课堂上做些力所能及的杂事，更重要的是观摩老师如何上课。 当时讲台下，坐着刚成为大学生的姜颖。在姜颖的记忆里，先生教授的是秦汉史，普通话里带有一点口音，语速比较慢，但一句一字都说到点上。 时间已过去30多年，彼时课堂上的很多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但有一幕让姜颖印象深刻，安作璋先生感慨，学生和老师的联系变少了，远不如以前那样密切，鼓励姜颖和同学多去找他交流。如今，已是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的姜颖依然记得老师的教诲，一直跟学生保持密切联系。“正是有安教授这些老一辈的学者，才能有我们这些为社会服务的莘莘学子。” 90岁才离开讲台 可能没有人比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朱亚非更了解安作璋先生，他是先生工作上的同事，也是生活里的家人。朱亚非介绍，这么多年来，先生一直坚持给研究生上课，讲秦汉史，讲中国历史和社会变迁，直到90岁才离开讲台，同一年还出版了两本新的专著。近几年来，年事已高的安作璋先生依然每日工作四五个小时，书稿皆是手写完成。 安作璋先生的学术态度让姜颖念念不忘，老人一直保持敏捷的学术思维。姜颖说，前几年她去山东师范大学参加活动，碰到老师，便向他汇报自己刚出版的《山东丝绸史》，没想到老师接着就问有没有提到山东是丝绸之路的源头。 在朱亚非眼里，先生治学严谨，为了核对一处引文可以反复翻阅史料，修改学生的论文时，错别字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但对生活却没有很高的要求，平易近人。先生乐于助人，从不吝于提携和推荐年轻人。先生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那种学者，他关心社会时事，对于学校里的会议也积极参加。 毫无疑问，安作璋先生的离世，对史学研究是巨大的损失。他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秦汉史、山东地方史研究中都颇有成就的史学大家。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将历史研究与地方文化发展结合起来，他研究徐福、孙膑、董永、曹州等重要历史人物和地点，为当地的文化旅游发展做了许多工作。 主持编纂《济南通史》 对于济南，安作璋先生同样深有研究。2008年，多卷本《济南通史》问世，详细介绍了济南上起远古下迄当代的历史发展大势、时代地域特征，以及政治、军事、文化、社会风俗、代表人物等种种内容。在本报文化副刊部门，这套通史是记者查阅济南历史宏观或细节的工具书。 安作璋先生是这套通史的总主编，朱亚非和秦永洲分别是明清卷本、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本的主编。朱亚非说，先生对书稿看得很仔细，有认为不正确的地方就提出来，同时欢迎对方提不同观点交流讨论。秦永洲则说，从确定提纲到最后成书，先生对每个分卷本都有自己的见解，在编纂的过程中，提出的建议都让人信服。 在这套通史中，先生写了一篇长长的总序，介绍济南的宏观历史脉络和通史的编纂逻辑。在序言的最后，他写道：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力求观点准确，史实可靠，结构合理，脉络贯通，文学通顺，深入浅出，便于更多的读者阅读。但由于时间仓促，再加上我们的水平有限，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上述要求，实在没有把握。只好恭请读者多加批评指正，以便今后再进一步修改提高。” 字里行间流露的谦逊和谨慎，正是他们那一代老派学者的风范。 安作璋先生2017年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曾说，“我的一生非常简单，可用六个字来概括，那就是读书、教书、写书。”其实，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感化教育了许许多多后来人。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记者江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