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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党争是北宋后期最引人瞩目的政治事件。元祐初年，旧法派首脑太皇太后高氏、吕公著、范纯仁等，利用“慰反侧之诏”安抚新法派。此事影响着元祐时期不同派系的关系，推动着政局的发展，有助于理解北宋后期为何未能实现政治和解。 一、安焘事件 元丰八年（1085）三月，哲宗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素来不满神宗新法，听政伊始便将司马光、吕公著等一大批旧法派官僚召回朝中。旧法派占据优势后，陆续对各项新法加以废黜修改，同时不断贬谪罢免新法派官员，以双管齐下的手法拉开了“更化”大幕。 高氏推进“更化”之余，也试图缓解新法派的不安和怨气。如李清臣由尚书右丞被擢为左丞。李清臣资历浅，与旧法派很少发生冲突，因此这次任命力度有限，具试探性质。不久同知枢密院事安焘被高氏升为知枢密院事。从时机上看，这次任命颇类似之前擢升李清臣，但在“人”与“职”上，二者差别不小。一方面，不同于相对缄默的李清臣，安焘与旧法派有过正面交锋。另一方面，右丞升左丞，只是副职间递迁，同知院事升知院事，则是副职升正职，属越次超擢。高氏借此更加明确地传递了自己仍会任用部分新法派官员的信息。 时任左司谏兼权门下省给事中的王岩叟坚不让步。后高氏成功绕开了封驳。王岩叟得知除命“不送书读”后大怒，上殿向高氏表达了不满。高氏起初希望平息王的怒火，但未成功。高忍无可忍，颁下“中语甚峻”的御批斥责王。高、王之争，迅速升级为君主与言路的全面冲突。最后高氏在为自己保留些许颜面的情况下，对言路做出了妥协。 言路在安焘事上的胜利，增大了他们与高氏博弈时的优势。安抚新法派不成，反损及自身权威，高氏的个人缺陷暴露无遗。要想调和新旧，她必须寻找同盟。某些与她有近似主张的旧法派宰辅，进入了她的视野。 二、谋划降诏 范纯仁在新旧问题上的态度一向比较温和。在范的襄赞下，高氏确定了颁降“慰反侧”诏书的意向。高氏拔擢安焘失败，令她再难用迁转官职等普通手段安抚新法派。言路在安焘事件后对新法派的猛攻，则增大了新法派的不安。如此情形下，唯有降诏这种直截了当、力度空前的方式，才能达到“慰反侧”的效果。 高氏与范纯仁达成共识后，未立即颁“慰反侧之诏”。何以“中辍”？李焘怀疑是遭到了言路阻扰，这一推测并不准确。首先，商议仅进行于高、范之间，未知会他人。其次，高、范在商议中未提及不许言路弹奏新法派。 但高暂缓降诏，仍与言路有关。降诏“慰反侧”事关重大，当时高氏尚难以克服言路和宰辅这两大潜在阻碍，而范纯仁在与言路、宰辅的关系方面，亦无太大优势。除无力克服潜在阻力外，四月高氏暂不降诏还另有原因：高氏并不打算赦免新法派中的“最显者”，即吕惠卿。六月下旬，高氏甫一完成对吕惠卿的贬责，便立即颁降“慰反侧之诏”，恰表明四月她暂缓降诏的原因之一，是要为惩治吕创造条件。 综上，高氏在与范纯仁商议后，明确了颁降诏书以安抚新法派的意向。然因种种缘故，她并未立即将意向转化为行动，延宕至六月，方有实质性举措。 三、诏书颁降 五月下旬，言官攻讦驾部员外郎贾种民，高氏“诏（贾）黜为通判”。吕公著要求减轻对贾的处罚，表明他亦希望缓和新旧矛盾，高氏遂就降“慰反侧之诏”与他作了沟通，得到了赞同。有吕公著的协助后，情况便大为不同。吕是旧法派元老，资历深，号召力强。他与言路以及其余宰辅的关系，均非范纯仁可比。 综合种种迹象，吕惠卿之贬，极有可能引发对新法派官员的更猛烈打击，这绝非吕公著所愿见。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素来“谨默”的吕公著，也不能不亮出自己的底线了。 整体来看，“慰反侧之诏”是要以彰显“更化”的正当性为前提，通过承诺不再穷追猛打，缓解新法派的不安和不满，从而实现政局稳定。在六月“更化”已大体完成的情况下，稳定符合高氏意愿，也符合旧法派宰辅的利益。 但言路对“慰反侧之诏”则不以为然，接连上奏表示反对。宰辅虽已拟出诏书，却不敢颁降。僵持了十余日，宋廷“始颁甲寅诏书”，言路没有继续发表反对意见。后者的态度之所以松动，当与吕公著的影响力有关，也因为高、吕等删去了对言路利益冲击最大的“言者勿复弹劾”之语。“慰反侧之诏”最终得以颁降，更与当时的形势密不可分，一定程度上也与吕惠卿之贬有关。 总之，元祐元年（1086）六月，高氏、吕公著等在经过一番波折后，成功颁降了“慰反侧之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旧法派在如何处置新法派事上的分歧得到了弥合。相反，君主、宰辅与言路之间的矛盾在降诏后变得更为复杂。诏书所宣示的宽大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落实，取决于此后各势力的博弈。 四、后续风波 “慰反侧之诏”颁降后，言路继续对新法派发难。高氏于九月己卯将张璪罢为知郑州。“慰反侧之诏”颁降不及百日，宋廷便因言路弹奏罢免了一位新法派执政，无疑会大大损害诏书的可信度。 为挽回局面，吕公著于十月将章惇由知汝州迁为知扬州，引来高氏大怒。高氏对新法派的不满情绪与对旧法派宰辅的防范心态产生了交集，言官的挑拨之术，施行得相当成功。“慰反侧之诏”的首倡者高氏，渐渐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更对曾经的盟友产生了疑虑。由此，“慰反侧之诏”颁降才数月，宽大政策即陷入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九月以后，部分言官也发表了一些含有宽容意味的言论。其之所以如此，意在保证言路领袖刘挚入二府。果然十月之后，吕公著向高氏推荐刘挚可为宰辅。十一月，刘挚“遂自中丞入辅”，升为尚书右丞。很明显，吕希望通过笼络刘挚，减少言路在新旧问题上的异议，这收到了一定效果。十一月以降，言路对新法派的抨击声调有所降低。“慰反侧之诏”的命运，似乎迎来了转机。 然不久之后，局势再变。言路对新法派发动了又一轮猛攻。就这样承诺“一切不问”的“慰反侧之诏”成了一纸空文。旧法派内部的博弈，以“双输”暂告一段落。元祐二年（1087）后，“慰反侧之诏”很少再被时人提及，但此事的余波并未消失。如前所述，旧法派在降诏的过程中进行了分化重组，形成了以吕公著、范纯仁为代表的温和派，以刘挚、王岩叟等为代表的强硬派，以及态度游移不定的高氏三股势力。整个元祐时期，三者始终在明争暗斗，此后诸如车盖亭诗案等重大事件，均在很大程度上与之有关。 五、结语 “慰反侧之诏”沦为一纸空文，对北宋后期政治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本意在于消弭政争的举措，最终却为政争推波助澜，“引导”着北宋陷入了党争倾轧的恶性循环。 透过“慰反侧之诏”，我们对北宋后期新旧矛盾与旧法派内部矛盾之间的关系形成更深入的认识。“更化”初始，旧法派主要成员便在如何处置新法派问题上产生了龃龉，进而导致争斗。而旧法派内斗的不断升级，又使得充当了政争“助燃剂”的新旧关系也不断趋于恶化。以往研究者多将旧法派内部关系与新旧关系分开讨论，实则两者是互相激荡，彼此推动的。在以后的研究中，应对两者的关联予以更多的关注。 基金项目：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7-16世纪的信息沟通与国家秩序”（17JJD770001）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