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主要是孙吴前期临湘侯国的一些行政簿书，大都经过临湘侯相、丞及门下吏、廷掾等的处理和省校，不仅反映了临湘县廷日常行政的政务特征，也记录了临湘侯国重点处理的甚至事关孙吴全局的上务与时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由于《三国志·吴书》缺乏表、志，孙吴制度的基本面貌，人们历来知之不详。约10万枚长沙吴简的出土，为探讨孙吴制度提供了条件。 吴简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诚然，现存吴简簿书远非临湘侯国文书档案的全部，所能集中讨论的往往只是临湘侯国的文书行政及其所反映的孙吴基层行政制度的某些方面。 《三国志·吴书》和裴注很早以来就是人们从整体上认识孙吴史的基本历史论述。相比《三国志》和裴注所记史事的恢宏壮阔，吴简记录的县乡诸事，多少显得有些零碎，但它们是久已遗忘在历史海洋中的暗沙潜石，倏忽间冒出海面，为我们探索未知万一的深海提供了航标。 长沙吴简记录的临湘侯国文书行政，是任何历史时期基层官吏和绝大多数民众都需要面对并参与其中的公共事务。它们直接反映了地方统治秩序甚至社会秩序最一般的形态，并且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因其层次低且为时人所熟知，在“常事不书”的著史原则下，很难进入史书的叙述。长沙吴简的出土，无疑有助于增进我们对孙吴县政细节的理解和认识。 当数量庞大的吴简摆在我们面前，近两千年后的我们居然可以直接裁剪孙吴“第一手材料”，居然可以像魏晋之际的史氏一样修撰史志，发掘出若干隐伏其间的孙吴制度，呈现孙吴临湘侯国官民互动的社会景象，为早期中国县政研究提供参照。这应当就是吴简最重要的史料价值之所在！ 吴制具有独特历史地位 相对于汉魏晋制度的嬗变这一历史主流，吴制充其量只是一条支流。这不仅提示我们对于吴制的历史影响不应评价过高，也导致我们在利用吴简研究汉晋制度的演变时，习惯于简择那些顺应汉晋制度演进的材料，以便使汉晋制度的主线表现得更加明晰。 其实，相比吴制与汉晋制度的延续性，吴制的独特性更值得发掘。在脱胎于汉王朝的三国中，孙吴的正统性最弱，存在的时间却最长。孙吴在很长时期里建立起了一套适合南方地域的统治机制，不仅在广度和深度上加强了对江南的开发，而且极大地加速了南方华夏化的进程。孙吴的统治经验，包括面临的各种问题与困难，对东晋、南朝乃至后来的各种“南朝化”现象都有或隐或显的影响或关联。可以说，将南方普遍改造得与中原华夏并无二致，甚至南方的经济思想文化开始影响全国，孙吴应该是一个重要的起点。 吴简记录的临湘侯国文书行政主要包括重要的常务和临时的急务。经常性的人口管理和赋役征派等反映了孙吴的常制及其执行情况。孙吴户籍制度、赋役制度等与汉晋制度的关系，整体上看承续大于革新，体现了华夏制度在南方的坚决执行，也反映了孙吴的基本统治方针和国家发展方向。这些基本政制的大同小异和长期坚持，为日后三国的统一和区域差异的消减奠定了基础。 然而，从吴简簿书的种类来看，临时急务比重要常务要多很多。这固然与常制性事务乃例行公事，诸曹可以按章处理，而临时急务多数情况下需要临湘侯国长吏及门下吏、廷掾专门应付有关，但也反映了孙吴在强化江南统治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新问题，例如荆扬之争、华夏编户民与夷民的关系、皇权与将权的矛盾、江南的经济开发等。孙吴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一开始并无顶层的制度设计，而是在正式的制度之外施行一些非正式的制度，例如举私学、隐核州军吏父兄子弟、户品出钱等，都是一些临时性的举措。然而，这些临时制度的长期推行，逐渐演化成诸如占募、吏民分别集计、户等之类的正式制度，对东晋、南朝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吏户的形成、按赀征调赋役的兴革等都产生了影响。 通过吴简，我们不仅可以探讨吴制的实际执行情况，进而考察孙吴的基本统治力与治理效果，而且可以探索孙吴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在日常行政中的比重及其转化情况，这些情况往往是史书阙载或不便记载的内容。吴简与吴制研究为我们讨论制度设计与制度执行的差异，以及非正式制度在日常行政中的运行及其作用打开了一扇窗户。 吴简展现动态吴制 随着吴简陆续刊布，关注临湘侯国这个即使在孙吴境内也并不太重要的地域，逐渐具有了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过去我们的研究不是重视中心就是关注边疆，内地最一般的统治形态常常被忽视。其实，最能真实体现国家统治普遍状况的地方，很多时候既不在中心，也不在边疆，而在最平常的内地，那里往往有最能体现国家统治力及其治理效果的日常行政秩序。也正是那些凡常而广袤的内域郡县，支撑着中心的繁华兴盛，也影响着边境的伸缩消长。同样，孙吴历史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建业、武昌的盛衰和江淮防线的攻守，还体现在整个江南地域普遍的统治情况，尤其是人口管理、经济开发、物资征集等情形，这些从根本上决定了孙吴的进退存亡。 如今人们对于孙吴历史的了解主要是《三国志·吴书》和裴注提供的认识。由于《吴书》与吴简记载内容的疏离，导致人们熟悉史书中的孙吴史，却对文书中的孙吴事感到陌生。为了更好地把握吴简所记史事的时代特征和真实情景，仅仅依靠《吴书》远远不够，还需要从吴简中提炼出孙吴制度。典章制度是相对客观的存在，同时，制度规定的文书行政往往得到了较好的遵循（至少字面上如此）。虽然从文书至史书，史料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它们对客观存在的制度以及制度规定的文书行政的记载保持了很大程度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例如，吴简隐核州军吏父兄子弟簿中对州、军吏及其父兄子弟人数的统计，应当就是孙吴图籍所记吏、兵、民人口数据的来源之一，它们都反映了孙吴当时特殊的人口集计方式。可以说，吴制是连接吴简与《吴书》的桥梁。 只是，今天的我们不能同近两千年前的史氏一样，可以在齐整而完备的文书档案上直接加工、剪裁，零散、杂乱、残断的吴简要求我们运用“吴简文书学”研究方法，通过簿书的复原、整理，展现临湘侯国文书行政的基本形态。文书行政是制度运行的表现，是将静态的制度变成动态的制度，也就是活动着的机制。通过文书行政探讨文书流转的机制，进而发掘出与之相应的制度，这样从吴简中提炼出来的吴制，就能够比较接近当时的制度实际，毕竟因循而不违制是文书行政的常态。比较从吴简中总结出的“吴制”与依据《三国志·吴书》和裴注等史料补作的“吴制”，进一步研究吴制运作的实际状态和演变轨迹，不仅有助于分析吴制与汉制、晋制的关系，探讨吴制在汉晋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作用，也能增进我们对孙吴整体历史和具体细节的认识。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