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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神圣叙事到了后来，往往会随着时空的变化，或由于仪式的消失；或由于语言的讹传，致人们渐无法理解神话产生的真正背景与意涵，因而使得其神圣性逐渐消失。如大概到了汉代以后，由于阴阳思想的渗入，而使“日中之乌”成了“阳精”；而到了中世纪的敦煌佛教艺术中，日中的乌鸟，则又多作展翅状（图10），成了印度神话中的“金翅鸟”（Garuda）。可知原始的“日载于乌”“日中有乌”神话流传到了后来，必然会被附会进各不同历史时期流行的学说或思想，且逐渐褪去其神圣的色彩，而以更“世俗化”的面貌出现。  图10 莫高窟第35窟壁画 或由于“神圣性”的消失，致唐代以后的人们渐遗忘，甚至不能理解“日”与“乌”的关系。而“金鸡”与“金乌”在外形上颇为相似，在相关图像的传衍过程中，本即容易产生混淆。另一方面，则由于在一般世俗大众的普遍认知中，“鸡”和太阳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鸡有“啼晨”的特性，因此古人常认为是鸡唤来了太阳，所谓“雄鸡一唱天下白”。在《广东新语·天语》中记有这样一则故事： 尝有客宿于山巅，夜分见第三重峰有块火，大如车轮，光怪回翔，与他火异，怪之。一客曰： “此为天灯。久之当有鸡鸣，所谓天鸡也。梵书云：日宫一树而有鸡王栖其上，彼鸣则天下鸡皆鸣，天鸡者，日中之鸡也。” 这里的“梵书”究竟指哪一部书，已不可考。然从其所引梵书说：“日宫一树而有鸡王栖其上，彼鸣则天下鸡皆鸣。”可知由于鸡有“知时”“报晓”的功能，故可以常住日宫。 宗教研究者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1907-1986）认为，这世界存在着神圣与世俗两种模式，“世俗”的是日常生活的领域，平常的人和事；而“神圣”的则是超自然的方面，异乎寻常的事物，值得纪念和非常重要的人和事。而神圣是人类理性前的情感和心理、愚昧和智慧的混合产物，世俗则是科学主义。由前面的讨论可知，除了“乌”与“鸡”的形象相近外，更由于到了后来，人们从日常生活的实际观察，发现“鸡”与太阳的关系，似较“乌”更为密切，加上“阳乌”和“三足乌”虽然神异，但却并不如两足的“鸡”更为人们所熟悉、大众化。每当旭日东升时，喔喔的啼声伴着人们日出而作，似乎都在印证着“日中有鸡”的说法。因此，到了唐宋以后，人们逐渐忘却了“乌”与“日”在早期初民生活中的神圣性，而更多地以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鸡”来取代。 结语 综上可知，“日中有乌”之说虽然古老，是原始初民对自然现象最素朴的理解与诠释，自有其神圣性。但由于“鸡”具有司晨的功能，与一般人的生活更为密切相关，更能满足人们对太阳“神鸟”的想象。因此，宋元以后的人们便以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去想象，完成了对古老“日中有乌”神话的重新阐释。尽管，随着后神话时代权力话语之神圣性和权威性的衰落“日鸟”原始崇拜的神圣性已不复存在，但在不断地神话重述中，随着时空及社会环境的变迁，人们以更世俗化、生活化的想象和虚构，使“日中有乌”这一神圣叙事，在后神话时代的今天，得到了更多的传承与重新诠释。 由此可见，民间俗信作为一种流动的生活文化现象，它是一种以民众为主体在进行着动态的传承，故其内涵与象征意义必然会受到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形态、信仰心理的影响，而有所质变。张光直在讨论神话与当代文化社会关系时曾经说过： 神话是文化的一部分，与文化生活的其余部分密切联系在一起；……在一个神话产生的当时，也许是根据一件历史事件、或凭空杜撰的事件，来说明当时的文化或代表当时的观念。文化社会改变以后，神话也跟着变；纵使事件的内容仍旧，其看法与事件之间的关系与叙述方式，则随时“跟着时代走”。 因此，神话除了是原始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同时更是一种现实生活的折射，其人物、情节、内容等，也往往会在社会文化沟通及对话的过程中，不停地转化其原有的意涵，或扩大其原有文化范围所赋予的意义范围。 （本文刊载于《民俗研究》2019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