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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形态，关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中外学者迄今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这方面，目前主要存在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商业化模式、精神分析模式等观点。 马克思主义分析模式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一个中心论点是，资本主义产生并取代封建主义的过程乃是新旧生产方式更替的过程，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只有后者的解体才能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原始形成与自由劳动力的来源后，从世界历史发展的高度，明确了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判定16世纪为资本主义正式产生的时代；二是判定意大利为最早产生资本主义的地区。正是在马克思论断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学者先后在20世纪40年代和70年代发起两次大辩论，将资本主义的起源研究不断深化。 1946年，英国剑桥大学讲师莫里斯·多布出版《资本主义发展研究》，由此引发第一次国际大讨论。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科学与社会》杂志为阵地，围绕何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第一推动力这一主题，进行讨论，最终形成保罗·斯威齐与多布两大阵营。多布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以工资雇佣关系反映的特定社会关系。在多布看来，资本主义的诞生应当归因于阶级斗争，因为阶级斗争使得小生产者摆脱封建剥削关系的束缚，并带来相应的社会分化。多布驳斥了“皮朗命题”的远距离贸易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决定性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封建社会关系。而斯威齐依然沿袭“皮朗命题”的基本观点，声称正是交换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封建社会的解体，并推动17、18世纪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1976年，罗伯特·布伦纳在《过去与现在》杂志发表《前工业化时期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批驳过往将资本主义的历史归结于所谓的“客观经济力量”的做法，特别是人口波动和贸易、市场的增长，批评前人对农业经济“理所当然”的忽略。布伦纳重视产权关系的独特性与差异性。在他看来，导致欧洲各国在同一时期、相似境况下发展迥异的缘由恰是社会产权关系的分殊。正是由于英国独特的“传统地主—资本主义的佃农—雇工”的阶级结构与“再生产法则”，使得各阶层利益交错，地主与佃农共同致力于农业生产进步，“农业资本主义”得以生长。 商业发展引发资本主义 商业化模式是从商业（或贸易）发展的角度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其代表人物是亨利·皮朗，他把商人阶级的兴起作为资本主义产生的标志。他认为，自12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一切基本特征（包括企业、信贷等）都已存在。皮朗提出“中世纪早期商业扩张和贸易自由、中世纪晚期商业停滞和贸易受管制”的假说，并认为资本主义的产生乃是这种“商业扩张”的结果。皮朗在《中世纪的城市》中指出，直到8、9世纪伊斯兰势力的压迫与入侵之前，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地位从未丧失。换言之，5—7世纪的地中海沿岸权力易主并未颠覆传统：城市特性因天主教会而得以幸存，诸如远距离贸易等商业活动与交游其间的商人得以维系营生。相反，9世纪穆斯林在地中海沿岸的扩张，却阻断西欧商贸进一步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迸发。从此，西欧脱离地中海而转向内陆，由交换经济转向消费经济、由商业转向农业。伴随查理曼大帝的银币制度改革，西欧经济陷入空前的孤立和衰落，并最终于10—11世纪，借由威尼斯和佛兰德尔南北两大城市经济的带动，西欧商业再度复兴，资本主义也在城市发展中不断壮大。皮朗在《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中进一步指出，“凝固于农业文明的西欧，倘若没有外界的刺激和范例，是不能如此迅速地习惯一种新的生活”。正是12世纪西欧商业的繁荣和城市的兴起，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强大动力。 “皮朗命题”提出后，在西方学界影响广泛。受其影响的学者纷纷针对封建经济墨守成规的“凝固性”与“封闭性”，主张若无外力的冲击与带动，封建经济将囿于自然经济的惯性循环而不能自发突围。同时，他们都强调中世纪城市的作用，认为大批农奴逃亡动摇了庄园经济，但前提是农奴们有处可逃，而城市为离弃或失去土地的流浪汉提供了新生活的可能。 精神分析模式 相较于商业化模式，精神分析模式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人们精神和观念的变化，即“资本主义精神”的孕育与生成。该派的代表人物是维尔纳·桑巴特和马克斯·韦伯，但两人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各有所见。 桑巴特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包括两部分，即“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其中“企业的精神”更为原始。在桑巴特看来，“企业的精神”表现在“对金块的贪婪”和“对货币的热心”。这种“贪欲”通过“对冒险的希望”和“对探险的热爱”，而被传导一种勇敢和侵略的态度，形成所谓“征服的精神”。但“企业的精神”并不能单独产生“资本主义”，它需要“市民的精神”的配合，因为只有这种精神才能提供货币和交换方式所需要的精准计算。桑巴特认为“企业的精神”和“市民的精神”组成“资本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创造了资本主义。 与桑巴特一样，韦伯也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资本主义的产生。但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基督教新教伦理精神。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乃是“以合理而系统的方式追求利润的态度”。但与桑巴特不同，韦伯认为谋利和赚钱这类冲动本身与资本主义毫无关系，资本主义精神并非来自古老的“金钱欲”，而是16世纪宗教改革的产物。他说：“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韦伯认为，加尔文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存在某种“亲和力”，这是因为加尔文教的伦理戒律包含着一些行为准则，这些行为准则有助于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的养成。正是这些合理行为，促使资本主义的产生。 （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