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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毛公鼎

http://www.newdu.com 2019-03-22 宝鸡日报 韩星海 参加讨论

    一幅《富春山居图》各执一半,在60多年后都能“破镜重圆”,那么毛公鼎也不例外,有望回到它的出生出土地,让它再次凝聚起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情愫。
    忘不了的毛公鼎
     
    文明中国,文物荟萃。但在我的心目中,再没有什么比一件珍宝更让人感到亲切而又勾人神魂了,那就是出土于我们家乡的毛公鼎。
    记得那是壬辰龙年初秋,我有幸去台湾进行文化交流与考察,其中首选就是要观瞻台北故宫博物院。钟鼎彝铭——汉字源流展的三楼东侧,我终于看清楚了,我梦寐以求的一个心愿就在眼前,我情不自禁地叫道:“大家来看,这就是我家乡出土的毛公鼎啊!”
    话音刚落,大家蜂拥而来挤到了这个橱窗柜前,把贮放在玻璃窗中的毛公鼎围得密不透风。大家左瞧右看,你说他评,就像一批淘宝者来到了拍卖会的现场,唯恐竞拍不到这件宝物似的。而此刻毛公鼎淡定得就像一位跨越了世纪岁月风尘的老将士,在经历过风霜雪雨后仍宝刀不老,神态安详地接受着数以万次的不同肤色、不同口音、不同表情的人员的询问、交流与考究。此时此刻,我想对这件王鼎所表达的不是一两句话就能概括得了的。
    同伴们都已经离去,我还在毛公鼎前细察毫厘,绕着它又转了三圈,只见那青黝黝的铜鼎,伸着两耳,三足鼎立,圆锅内壁上周代正宗的大篆,金文的瑰宝古文字清晰可见。令人遗憾和惭愧的是,这大多文字我还看不清,不认识,只是冒猜,在牵强附会中重温那段已经消逝的历史时光……
    我太痴情这件珍贵文物了,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叹!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后持续了3个多小时,当我们重新坐回到旅游大巴车内后,这无疑又多了一个话题。有同伴问我:“韩先生,这毛公鼎咋能出土于你们的家乡?”有的还问:“咋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还有的问:“这毛公鼎是个啥东西?”
    大家七嘴八舌的询问,让我不知从何说起。望着这即将从我眼前掠过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我心潮起伏:这里贮放着的毛公鼎,虽然经过了海水冲洗,但传递给我的似乎还有周原泥土的意蕴。这并不是我自作多情,它确是故土难离、鼎盛年华的记录。
    提起的话题不能再放下。我有幸出生于八百里秦川西端的周原古遗址保护区域内的腹地——陕西省扶风县黄堆,周朝时期为帝王将相的王都皇城,确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便成为驰名中外的“青铜器之乡”。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陕西周原遗址被列为国家文物考古大发掘项目,不仅出土了数以万计的珍稀文物,就连乡亲们家中的青铜器,全被廉价收归到了周原文馆所(也就是今天周原遗址博物馆),我也曾屡次观瞻过,为青铜器而发狂。至于那王器毛公鼎,在岐山、扶风等县志与史料中都有记载,但看到的却是美术工作者手绘出来的画图。不知有多少次,在宝鸡市周原博物馆和陕西历史博物馆内,看在眼里的毛公鼎只是一件仿制品,虽惟妙惟肖,可以以假乱真,但并不能让人过瘾,还有些不满足。这次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弥补了我心灵上的这种缺憾。
    大名鼎鼎的毛公鼎,不知有多少考古学家、书画家、诗人作家等终生在研究它、赞颂它、仿制它,各为所爱、所需而探究。在此方面,要首推生于斯、长于斯的陕西著名报人作家吕向阳,在践行新闻工作者“走转改”中,他并不停留在周原“一言九鼎”的史料与传说中,而是接地脉,“打深井”,双脚踩在周原大地上,用记者的眼光挖掘出了岐山周文化的精粹,著书立说,让历尽风雨沧桑的“鼎文化”唱出了新时代的歌。我望鼎生情,思绪万千……单说那一半是海水、一半沾染着我家乡泥土的毛公鼎,我还不免要解读这段历史,还原事件的来龙去脉。
    被誉为晚清“海内三宝”的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其中大盂鼎收藏于北京,大克鼎收藏于上海,唯独毛公鼎越过海峡,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它与“翠玉白菜”“肉形石”并称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三宝。宝鼎越过海峡,相隔半个多世纪,向世界讲述着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历史。
    毛公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陕西岐山庄白村出土,是该县董家村农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取土挖出来的。鼎出土时相当完整,高0.538米,口径0.478米。鼎口呈仰天势,半球状深腹,垂地三足皆作兽蹄,口沿竖立一对壮硕的鼎耳。因鼎腹内铸有32行、499字关于“册命”毛公痦的铭文,铸造了这个宝鼎,让子子孙孙永远宝用,故名“毛公鼎”。这号称皇皇巨制,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的毛公鼎铭文,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随即委命毛公管理王朝事务,并加以告诫。最后,详记周王对毛公的各项赏赐……这是商亡周兴的缩影。
    毛公鼎面世后,古董商人慕名而来,花白银300两购得,但运鼎之际,却被另一村民董治官所阻,买卖没有做成。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此鼎最后运到岐山县府,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还有一些人曾巧见过此宝鼎离乡的情景,但是干着急没办法,因为胳膊扭不过大腿。
    几经转卖,一路风尘后,毛公鼎辗转落入西安古董商苏亿年之手。咸丰二年(1852年),北京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得知后,花1000两银子购得,让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陈介祺病故后,其后人将毛公鼎卖给了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谁知此人被派到四川镇压保路运动时,被革命军所杀。端方之后人因家道中落,又将毛公鼎典押给天津俄国人开办的华俄道盛银行。英国记者辛浦森出美金5万元向端方后人购买,端方后人嫌钱太少,不肯割爱。当时有爱国人士极力呼吁保护国宝,毛公鼎辗转至当时担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的大收藏家,后来的国学馆馆长叶恭绰手中。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叶恭绰避走香港,毛公鼎未能带走,藏在了上海的寓所里。由于叶恭绰是用假名买得毛公鼎,让日本人无法查知它的下落。叶恭绰嘱咐其侄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毛公鼎几经易手,甚至差点被日本军方掠走,所幸叶公超拼死保护。叶恭绰为救侄子,制造了一只假鼎上交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于1941年夏天密携毛公鼎逃往香港。不久,香港被日军攻占,叶家托德国友人将毛公鼎辗转运回上海;后来因生活困顿,将毛公鼎再次典押给银行,由巨贾陈永仁出资赎出,毛公鼎才不至于流落他乡。1946年陈永仁将毛公鼎捐献给政府,隔年由上海运至南京。到了1948年,国民党退守台湾时,大量南京故宫博物院珍贵文物南迁至台北,毛公鼎亦在其中,默默无言地延续着自己跌宕起伏的命运。
    说到底,毛公鼎确是一件价值连城的珍宝,要不,为何有这么多的人为它搭上性命索取它、抢购它、占有它、珍藏它……在台北期间,一尊毛公鼎,众里寻它千百度,让我望穿秋水。
    当我离台之时,也是恋恋不舍,曾对台湾文化交流协会人员说:台湾与大陆,一幅《富春山居图》各执一半,在60多年后都能“破镜重圆”,那么毛公鼎也不例外,有望回到它的出生出土地,让那里的人民再看一看它的模样,好让与它相关联的大盂鼎、外叔鼎等宝器,匹配组合一起展出,彰显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鼎盛之魂!
    一尊毛公鼎,何时归来兮?让它再次凝聚起海峡两岸血浓于水的情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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