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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杨国桢教授提出“海洋本位”和“科际整合”的新方向与新路径，推动海洋史从涉海历史向海洋整体史研究转型，为历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1998年他主编出版的《海洋与中国丛书》（8本），标志着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构想已初步实现，为中国海洋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03—2006年，他主编出版的《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12本），引领中国海洋史从边缘走入主流。2016年，他主编出版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0卷），标志着中国海洋文明史学术领域一支以老带新、功力扎实、富有开拓精神的学术梯队正在形成。杨国桢教授建立的以海洋为本位的思维模式，对于中国海洋文明以及海洋史学的研究具有学术创新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在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取得诸多成就，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将研究方向转向海洋史，能否谈谈海洋史与涉海史的区别？ 杨：中国海洋史学是从涉海的各种历史研究发展而来的；中国涉海的历史研究，以南海交通为起点，有一百年的历史。真正的海洋史学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提出的，而“海洋史”与“涉海史”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是“以陆地为本位”还是“以海洋为本位”，即主导思想是陆地的思维还是海洋的思维。也就是说，以“海洋本位”的思维开展研究，是海洋史研究与涉海史研究的根本区别。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创造性地建构了“海洋本位”的研究方法，理论上为中国海洋史学奠定了牢固的基石，也得到国际史学界的呼应，请您具体谈谈这一理论方法。 杨：中国海洋史研究以海洋为本位的分析理路，将历史叙述的重心从陆地转向海洋，有助于我们重新“发现”中国历史。第一，海洋史研究要树立“中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的文化自信。西方中心主义论者构建出“中国有海洋活动，没有海洋文明；中国是大陆国家，不是海洋国家”的一套话语，直至今天，还严重制约着我们对海洋重要性的认识。我们自然而然接受的“海洋文明论”和“海洋国家论”，束缚着中国重返海洋的战略思考。因此，我们要坚信中国也有自己的海洋文明，加强与深化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充分释放中华海洋文明积累的历史能量。第二，海洋史研究要坚持“海洋本位”的思想理念。“海洋本位”的研究方法需要把握住两个本位：其一，在地理基础上是以海洋空间为本位，把握海洋活动流动性的特点；其二，在研究对象上要以海洋社会为本位，突出海洋社会的核心是海洋活动中的人。 《中国社会科学报》：党的十八大以来，您带领海洋史研究团队再接再厉，不断推出新成果。2016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海洋文明专题研究》10卷本赢得学界的关注和好评，为推动中国海洋文明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请您讲述一下这套书的重要观点有哪些。 杨：我很高兴我们的研究成果能够得到学界同仁的认可与赞誉。这套10卷本是我主编《海洋与中国丛书》和《海洋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延续，进一步深化海洋文明基础理论和实践研究，凝练成如下系列的重要观点：第一，海洋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和有机组成部分；第二，中国海洋文明和陆地文明同时产生和发展；第三，中国海洋文明不同于西方海洋国家的海洋文明；第四，中国海洋文明存在于陆海一体结构中；第五，中国海洋文明是推动海洋强国建设的内在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您的《闽在海中》一书由福建教育出版社重新修订出版，作为“福建与海洋”系列丛书的第一本，您能讲讲其中的细节和用意吗？ 杨：2014年，福建教育出版社与我探讨，希望能策划一套丛书，我毫不犹豫地建议以“福建与海洋”为主题，这源于在海洋文化方面，福建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福建与海洋”丛书作为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我们的定位是基础性的全面研究项目，总体的思路是：在学者们已开展过较高水准研究的领域，希望能在对原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提高的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调查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在原来不为人重视、未开展研究或研究水平尚有较大提高余地的领域，拟通过全面的田野调查、文献搜集，言人所未言，做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成绩。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将福建在海洋文明史中的独特和重要地位，较为全面且较为新颖地展示出来。《闽在海中》一书此次再版，我将1998年至2012年间发表的12篇论文补入其中，探讨的内容比初版有很大的扩展，提供了一些新材料、新认知，填补了某些空白，以表示我对“福建与海洋”系列丛书的热烈支持，为这套丛书铺垫。现在回头看，组织“福建与海洋”系列丛书很有必要，用扎实的史实展示福建与海洋的关系，可以满足投身建设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的广大读者的知识需求，起到正本清源、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近来又将20年来海洋史团队的研究成果加以统合，增订完善，扩大规模，推出《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26本，盛况空前。它具有什么理论价值和社会价值？ 杨：我同意李庆新先生的推介和评价：“这套丛书的核心价值在于论证、阐释、弘扬东方的海洋文明、海洋文化，改变东方有航海活动没有海洋文明、海洋文化的旧思想观念，使海洋文明的概念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定义中解放出来，成为新兴海洋国家创新的理念。在诸多理论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多所开创，既有对中国海洋文明历史的深刻思考，又有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怀”，为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正能量，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对于增强国民的海洋意识，推进我国海洋经济的发展、维护我国海洋权益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和您的弟子合著的《中国海洋空间丛书》（4册）近日已由海洋出版社出版，将与《海洋与中国研究丛书》（26本）一起在“海洋与中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首发，我们很想知道这套书背后的故事。 杨：这套丛书从2015年开始研究写作，是我和博士生们运用海洋人文社会科学“科际整合”方法的尝试。面对国际海洋的风云变幻，中国的海洋空间面临空前严峻的挑战，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必须以“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布局”给出科学的答案。我们不揣微力，用心探求，主要研究海洋对我国国民生存的历史影响与未来改变，探索新的生存空间的构建，从海洋社会的角度诠释我国自己独特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国情文化，为合理开发利用海洋提供理论支撑，唤醒国民的海洋意识，使国民认识海洋、关心海洋、热爱海洋。我们结合博士学位课程“海洋史学学术前沿追踪”的学习和讨论，从前人和当下不同学科的学者对海洋空间的解释中吸取知识和灵感，确立观察的视点，建构中国的海洋空间。广泛捜集资料和吸收中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接触了以往未曾触碰过的领域和知识，不断完善着自己的思路，构建起新的叙事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对中国海洋文明和海洋发展，作为学者著书立说，作为政协委员建言献策，唤起人们重视海洋的意识，请您讲一下我国的海洋空间在哪里。 杨：我们在书中有详细的解说，不好用几句话概括。海洋空间的变化有自然和人文因素。自然因素包括水域空间的伸缩、资源的增长和消退，等等。这里要讲更重要的人文因素，从当前而言，人类若是忽视海洋生态、环境，以牺牲海洋为代价谋求发展，污染海洋环境、肆意填海造陆、过度海洋捕捞等行为都会造成海洋空间的退缩。从中国历史来看，历代王朝“重陆轻海”，造成海洋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民众海洋意识淡薄，向海洋发展阻力重重，开拓海洋空间不足。从话语构建而言，西方学界乃至一些中国学者将中国归类为“大陆”国家，没有海洋文明。如果照此论调，不去建构中国海洋文明的话语，又有什么动力去拓展中国的海洋空间呢？ 《中国社会科学报》：最后，您能否谈谈如何构建中国海洋文明的话语权问题？ 杨：首先，我们要讲好中国海洋故事，增强海洋意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海洋话语体系是由“西方中心论”建构起来的，中国“海洋话语缺失”问题十分严重。我们亟须反思西方中心论，解构西方海洋话语霸权，积极建立以中国为主体的海洋话语体系。其次，我们要发出中国的声音，增强话语权意识，让全世界人民重新认识中国。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自信来自历史深处。中国有着深厚的海洋文化传统，我们亟须发展中国海洋史学，充分挖掘中国海洋的历史与文化资源，弘扬中华海洋文明的优秀文化基因，继承中华海洋文化传统。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一带一路”虽是新概念，但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助沿线各国人民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作为扩大国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情感纽带，表达和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治理提出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我们要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文化理念，在世界体系中注入更多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元素，增强中国文化自信。 记者 徐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