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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苗族民间故事中的善恶观与基层社会治理方式 民间传统文化是基层社会历史的重要积淀，作为民间传统文化之一的苗族民间故事所反映出来的善恶观，承载了基层社会民众的行为规范、思维方式、道德观念。要实现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就应该重新挖掘优秀的传统文化积淀，充分吸收利用其合理可用部分为当代社会治理所用。而这其中，苗族民间故事中所反映的依托善恶观建立起来的苗族习惯法、苗族善恶道德治理方式，对不断改进和完善现今的基层社会治理方式方法提供了较有价值的借鉴。 苗族社会对苗族习惯法的遵守源于苗族人民对苗族文化的认可，苗族习惯法是规范苗族民众日常行为的重要准则，对苗族的所有成员都具有约束力。在故事《长工斗财主》中，两兄弟给财主做工，并立字据协定：财主做什么兄弟俩就应该做什么，否则不给工钱。第一年弟弟去做工，年底财主为克扣弟弟一年的工钱，使坏主意要弟弟与他同去偷腊肉过年。因善良的弟弟不愿去，财主拒付了弟弟一年的工钱。第二年，哥哥去做工，在签订字据的时候增加一条：若主人无故辞退长工，就要给双倍的工钱。结果财主宴请客人时，哥哥也跟着陪客，财主打骂自己妻子时，哥哥也跟着打骂。由于字据上写明财主做什么兄弟俩就应跟着做，财主无奈辞退长工，并按双倍工钱支付给哥哥。这样哥哥把弟弟之前一年的工钱也一起领了回来。从故事中可以看出，在苗族订立的字据(或约定)对每个人的约束是一样的，不管是高高在上的财主还是地位低微的平民，都必须遵从。此外，通过苗族议榔制度制定的榔规、榔约等苗族民间习惯法，涉及节日、祭祀、婚姻、生育、丧葬诸方面。而这些习惯法“均由各户主参加的议榔会议讨论。凡参加会议的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依据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议榔的榔头、款首等虽然备受民众尊崇，但他们只有为人家调解纠纷、处理日常公共事务的义务，没有超越群众之上的特权。而且，榔头、款首都是由群众民主选举产生的，不称职者随时撤换。议榔组织所制定的榔规榔约，一经群众通过，就成了不成文的法律，上至榔头，下至群众，人人必须遵守，无一例外”。由于苗族民众有遵从苗族习惯法的传统，因此可以改进和完善的民族习惯法，使之适应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 此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舆论及道德奖惩机制，在历届朝代的基层社会治理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苗族社会里也不例外。如《程察程波》的故事说：两兄弟父亲去世得早，哥哥程波容不下弟弟程察，母亲去世后，弟弟每次得到好的东西都被哥哥借去并毁坏，后来龙王看不惯善良诚实的程察总是被欺负，于是让其贪得无厌的哥哥淹死于河里，然后带程察来到一个世外桃源，过上幸福生活。在《他的下场》故事里，一个奸诈险恶之徒，通过卑鄙的手段，劫了与其一同经商的朋友的银两，并将朋友推下深渊，结果他劫来的银两突然化为白水。被推下深渊的朋友却因祸得福，不但没有死，反而得了很多钱财回家，让恶徒更加眼红。恶徒决定模仿被其谋害朋友幸运得财的道路，让朋友把自己推下深渊，结果将自己摔死。从这两则苗族民间故事可以看出：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在道德的社会表现形式方面，善恶奖惩机制是道德规范体系的稳定保证，行善就会得到社会的尊重和褒奖，行恶必会受到社会的惩罚。 以上两种方式曾经是历史上苗族社会治理的主要载体和手段，且至今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当前，国家大力推行依法治国，善用科学合理的民族地区习惯法的影响力对于推行基层社会法治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中国作为传统文明古国，礼治、德治理念在全国各民族人们心中影响深远，在当今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利用发挥好传统善恶道德观的作用，对于实现基层社会的和谐治理乃至中国复兴梦具有重要助力。 五、苗族民间故事中的善恶观与基层社会治理所追求的结果 俞可平在《全球治理引论》中指出：“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可以说，社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善治”，即使公共利益最大化。这一点与苗族民间故事中的善恶观所反映出的朴素的集体主义和原始共产主义道德观念是一致的，“苗族人民在处理个人和集体利益的关系问题上，崇尚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生命的道德原则”。 苗族民间故事《保生树》叙述：有一年苗族遭受了严重的旱灾，旱情十分严重，苗族青年保生在外出劳作时机缘巧合下找到一处水源后，打算告诉乡亲们一同开发，但是天神不同意并威胁说：这水源是月亮姑娘的浴池，如果不告诉他人，可保证他日后过上丰盈的生活，否则他将受到惩罚，父母立死，自己也会变成树。为拯救在死亡中挣扎的乡亲，他决定宁愿牺牲自己也要保全大家。回村后，他把找到水源的消息告诉了大家。后来，乡亲们得救，而宝生父母当场死亡，宝生马上变成一棵树。这则苗族民间故事很好地反映了古代苗族人民朴素的舍小家保大家、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的集体主义精神，而这一精神正是当前我们进行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善治”所必不可少的。在苗族发展史上，由于科技不发达，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很低，所以个人在生产、生活中对集体的依赖程度很高，维护家族、村寨等集体的共同利益，实现集体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了社会道德的基本原则。基于此，在苗族基层群体中是决不允许任何破坏公共利益的行为的，并且通过民间故事等所蕴含的善恶观、集体主义观教育苗族民众和后代子女，形成关爱集体的传统美德。 《保生树》所反映的主人公为了集体成员的幸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而不借牺牲自己性命的精神，对于当前在苗族地区乃至整个少数民族基层社会的治理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结语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民族地区已经进入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当地的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迫切需要重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以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再者，尽管改革开放使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环境和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基层社会居民原有的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组织模式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现代社会中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依旧离不开优秀传统民族文化的助推。因此现代基层社会的治理应善于从民族传统文化中发掘有价值的成分，使之在建立现代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而有效降低基层社会治理成本、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效果，推动基层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苗族民间故事中的善恶观所反映出来的与基层社会治理理念、主体关系、治理方法和手段以及目标结果的关系，对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应成为当前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载体之一。 （本文刊载于《贵州民族研究》2016年第1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