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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某个这类探索者的发观关系到另一位其他种类探索者的发现。这种情况本身当然显现了颇大的翻译问题；假设这个问题在实际上有妥协的余地，而不同的社群在概念上又可以相互沟通，则翻译无疑将为双方的思维带来某种巨幅的变迁。但是，探讨这个问题将涉及太多技术上的细节，而且时机无论如何可能都尚未成熟，所以我不此之图，而是想描绘出民族志研究路径一旦被用以瞄准我们此处所讨论的总主题“心灵的五彩生活与单一生活”时究竟会是什么个模样，藉以使之变得稍微比较明晰可见。我的论点是：这个议题的分歧面（能勾起田野调查这行中老狐狸兴趣的那部分）能够告诉我们的，和这个议题的统一面（对娴熟于假设前提的刺猬更具吸引力的部分）能够告诉我们的一样多。这个论点显然要求我，就算没有例证，至少也要就方法论的预设和研究程序方面多做说明。 这些预设中的头一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共同组成现代学术之零散话语的各个学科（或学科模型），如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不只是知识上的有利位置，也是在世界存在的一种方式（引一句海德格尔的术语）、一种生活形式（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或者纯理智经验的杂凑（varieties of noetic experience）（用威廉·詹姆斯学派的术语）。巴布亚人与亚马逊人以同样的方式栖居于他们所想象的世界，高能物理学家或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史家亦然——至少有一位人类学家是这么想象的。当我们开始看到这一点，并且开始去解构叶芝的意象、钻进黑暗的洞窟，或者去评估学校教育对经济成就的影响效果之时，我们所针对的不只是一个技术上的工作，而且是界定了某人生活之大部分的一个文化框架，于是一份关于现代思维的民族志开始得以显现为一项紧要的研究计划。我们想去扮演的角色，原来却是我们发现自己所拥有的心灵。 用以解析这种由专业所塑造（metier-made）的心态，并使它们为那些对此颇为生疏或持否定态度的人显得可以了解（同样也是为了这类心态的拥有者，对他们来讲，那些心态是无法逃脱的宿命）的研究方法，当然几乎不可能没有前例可用以指导其发展。在面临不熟悉的看待事物的方式时，能够减轻迷惑，向来是属于我这门学科当中至少一个流派的看家本领，这种人类学关注的就是如何使特瓦人（Tewas）、土耳其人（Turks）与特鲁克人（Trukese）变得比较不像是闭锁在重重疑云中的谜团。此外，也有其他人曾经处理过这个问题，比如历史学家（尤其是那些关怀点不局限于我们是如何变得比以前聪明许多的史学家）、文艺批评家（特別是那些不只读过马克·吐温和梅尔维尔（Melville）原著的批评家），近来甚至还包括哲学家——他们突然想到：如果文法教本为英文读者注解了这个世界（其封面页或许也能为德文读者做点贡献），它应该也可以为其他人（比如中文读者）做出同样的贡献。但至今为止。关于如何领悟到他人经验的曲线，并至少将它局部地传达给与其经验弧线相去甚远的人，我们已经学到的一切，还谈不上能为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精神病学家与律师，或者（原谅我揭个疮疤）昆虫学家与人类学家创造出主体间的联结（intersubjective connection）。 无论如何，仅就我自己的领域而言，关于现代思维的一种民族志式理解，就有许多方法论的主题可以拿出来讨论。但我将自我节制，仅简单扼要地指出三点：殊途同归的资料之运用；语言分类法的解释；以及生命周期的审视。 所谓殊途同归的材料，指的是描述、估量、观察等等随心所欲地采集到的一切未标准化的事实，从品类、精确度或涵盖规模等各面来讲，它们都是彼此分殊的。甚至可说是相当琐碎多样的，它们被随机收集而来，描绘之内容亦纷繁多端，但只因为一个简单的理由，却使它们足以相互发明：它们所描述、估量或观察的众多个人，直接牵涉彼此的生活，用阿尔弗雷德·舒茨的一句嘉言来讲：人们会“一同变老”。这样，它们不同于藉由民意测验、抽样调查或统计所得到的资料。这些资料所生产出来的事实，关系到一群群彼此之间没有其他关系的个人：所有在1960年代拿到经济学学位的女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每两年以亨利·詹姆斯为主题的论文出版数量。人类学对自然社群（即以多重途径相互关联的人类群落）的关注，使它有可能将看来仿佛只不过是一个异质性材料凑合而成的杂烩。转变成互相强化的一个社会理解的网络。而且，既然现代学者并不比布须曼人更独来独往，当然有可能对他们进行同样的研究。 布须曼人，是生活于南非、波札纳、纳米比亚与安哥拉的一个原住民族，是科伊科伊人的相近种族。布须曼人是非洲南部的民族集团，又称桑人。的确，一旦我们未被“文学”、“社会学”或“物理学”之类掩盖真相的词汇所困惑而能直探事态的底蕴，我们就会发现大部分有效运作的学术社群，并不比大多数的农村大多少，而且也和农村差不多一样是向内生长的。甚至有些学科彻底符合这个模式：几乎每个富有创意的数学家（一位15世纪意大利的美学家，曾巧妙地将他们贬抑为以证明扼杀了自己智识的一群人）彼此都互相认识，而他们之间的互动（一种不折不扣的涂尔干式团结（Durkheimian solidarity）！）足以让祖鲁人感到自豪，这情形显然至今犹是。在相当程度上，同样的情况也可以在等离子物理学家、心理语言学家、文艺复兴学者和其他一些可称为（套句波义耳的老词）“无形学院”（invisible colleges）的学术领域中发现。我们可以从这些单位（若你高兴，你也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的村落）里收集到殊途同归的材料，因为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通常不只是知识上的，还包括了政治的、道德的、与广泛的个人关系（近来日益盛行的是婚姻关系）。实验室与研究所、学会、重点大学的科系、文学家和艺术家的朋党、知识分子的派系。统统符合于同一个模式：关系盘根错节的个人所组成的社群，在这个社群里。你发现的关干甲的材料，也会告诉你一些关于乙的事情，因为他们彼此相交既久且深，都是对方传记中的人物。 看来可以从一般民族志转移到思维民族志的第二个方法论主题。是对语言范畴的关切，这当然并非人类学的专利；正如人们常说的。近来人人都要到语言的领域“插一脚”。但是，人类学对语言范畴的关注确实有那么点特殊的怪癖，它出现的时间可上溯至人类学奠基之初，以及关于“玛那”、“禁忌”、“夸富宴”、“劳保拉”（lobola）等词汇的漫长讨论盛行的年代，而且它一向喜好聚焦于那些意义一旦被解开似乎就能够阐明整套立身处世之道的关键词。 劳保拉（lobola），祖鲁、斯威士兰、科萨、西罗齐和恩德贝勒的南部及北部的一种婚姻习俗。指一种现金或财产（最常见的是牛），有时也被称为“新娘财富”和“新娘价格”。是准丈夫或其家庭的负责人承诺，将财产赠予准妻子家庭的负责人。图为2013年上映的南非电影《Fanie Fourie's Lobola》的海报。[图源：movies.film-cine.com] 既然我对这些事情早就有兴趣，不同学科人士彼此之间在谈论同行时所运用的词汇自然而然就吸引了我——我把它们视为得以窥见正体现他们心态的一个途径。关于将数学证明形容为“深刻”、“精致”、“美丽”、“有力”或“微妙”，彼此之间究竟有何差异的谈论，尽管出自数学家们之口，但就和许多品酒师之间的对话一样，显然对他们圈内人而言是极端真切的，但对任何圈外人而言却都是恍惚飘渺的；物理学家用“tact”（机智、老练之意）和“skimming”（撇取奶油的动作）这样特异的词汇来表达赞美和谴责；而文艺批评家则在对圈外人谈到某种神秘属性之相对显现时，将之称为“realization”（实现），学术研究的献身者用这些词汇来表达他们的目的、判断、合理化等等，我觉得若能加以适切的了解，它们将极有助于我们领略学术研究的真正旨趣。 即便是针对含有浓厚的“劝诱性定义”式原素的那些更大、更宏阔的分类。包括它用以对自身进行分类的“科学”与“人文”之类的空洞划分，此种审视方式也有擅场之处。在我们这个处于中层位置的、宽广的次领域里（即斯诺所遗忘的“第三文化”），一个人究竟喜欢将这个行业称为“社会的”、“行为的”、“生活的”还是“人文的”科学（甚至根本彻底否定“科学”这个尊号）。将会大量地泄露出他心目中对这整个行业“是什么”，或者至少“应该是什么”，甚或至少是“应该极力避免变成什么”的看法。至于在各类科学之间的“硬性/软性”、“纯粹/应用”、“成熟/不成熟”的分别，以及在人文学科内部的“创造性艺术/批判性研究”的分别。则带有准意识形态的弦外之音，应该给予比它们通常所得的更多的反省——至少不应该只是针对智库中的技术官僚或者纽黑文市的衙门权贵偶一为之的暴动。 我的第三项主题——对生命周期的关切，虽然源于对人类生存之生物性基础的一种感受，但严格来讲并不具生物学的性质。此外，虽然它将社会的、文化的和心理现象都设置在职业的语境之中。严格来讲它也不是传记性的。在民族志分析中，过渡仪式、年龄与性别角色的界定、代际纽带（亲子、师徒）等一向都是重要的，因为它们标定了几乎每个人都会经验到的状态与关系，所以它们似乎至少为我们的材料所构成的旋涡提供了几个合理的定点。 有几种方式可以证明这种观察事态的方法颇有利于我们对思维的思考，我只举其中的两种为例。 第一种是表明学术领域的那种极端特异的职业模式：亦即一个人先从形势的中枢开始。然后向边缘移动。引进社群（induction into the community）的过程。就发生在顶峰或中枢所在地或其邻近之处，然而大部分人并不能安顿在顶峰、中枢或者其邻近之处。而是在某个低下、偏远的地方——不管那意象应该是什么。说得具体一点。以为这门专业为例，绝大多数博士学位的颁授至今仍出区区七八所大学；而得到博士学位者之中。仅有极小一部分在这些大学谋得了教职。当然其他地方也颁授些博士学位，而且或许近年来稍有分散化的势头（但最近的指数不太能支持这个说法）。但是总而言之，大多数人至今依然遵循着这样的职业模式：先在公认为形势核心之处待上几年，然后以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速度（套句流行的术语）“向下流动”，或者说至少大多数人自认为是如此。在其他一些学科，这种现象甚至更为显著：全美国的物理系布满了“在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州理工学院）混过一阵子”的人；而先在普林斯顿大学念英国史然后到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任教，可以赋予你的生涯一种特殊的音色。 看这种模式有多么古怪（我不想谈论它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想想警察这一行，每个人都是从底层被引进，然后一阶一阶地向高层移动；军队是采取两阶层式（two-caste）的职业途径——专职军官与应募入伍军人；至于天主教会，则是在教区神职人员大主教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层阶，因此绝大多数人都在同等、一般的层级上，一待就是三四十年。就我所知，还没心人研究过这种将人吸纳进学术圈的特殊模式对思维所产生的效果。但我相信应该有人做这项研究，而且我也相信这种或许可名为“被逐出伊甸园症候群”的现象（还有关于我们的仪式生活（例如学术会议）的一些突出性质的论析），对我们心智的一般形貌的形塑效果，比我们允许自己去理解到的更为重要。 我想在这个节骨眼上提出讨论的第二件事情，和前一点的关系相当密切。那就是在不同的学术领域内。成熟的周期也长短不一——不管怎么说，人们是这么认定的。数学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至少在一般大众的想象中是如此）：数学家们似乎都是在18岁时开始绽放异彩，到25岁就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而在历史学界，已到知命之年的人，有时候还会被认为仍旧未成熟到足以完成一项重要的作品，这当然是另一个极端。就此而言，高等研究院（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是个最有趣的窗口，人们可以在此见到各色各样的周期同时在运作着，呈现出惊异地杂错不协。说个笑话，一位高等研究院的访客在下午茶时请教一位数学家与一位历史学家：“近日来此处的景况如何？”历史学家对一旁嘴上无毛的青年摆摆手，答道：“噢，你看看，仍旧是培养数学家的育婴室。”“也是历史学家的养老院”，数学家接着说。 很显然，实际情况比此处所提到的要复杂得多，也需要比此处谈到的这些更细致的概念来进行判断。在这件事情上，我并无任何具体的论点有待捍卫，至于对我之前极粗率地提出的另一件事情。当然更无甚可说。我的主旨是不同学科领域中的“土著”对于成熟（以及成熟以后）的观念，以及伴随着这些观念所引发的焦虑与期待，大体上从内在形塑了任一特定个人“在心灵上的”状态。它们赋予个人的心灵状态一种独特的、生命周期的、年龄结构的音色。一种渗透于其全体的希望、恐惧、欲望与失望的结构，对它们加以深入考察时绝对必要的，就像我们曾对普韦布洛印第安人和安达曼群岛的矮黑人（Pygmies）所做的那样，但我们还未曾对化学家或哲学家做过类似的研究。 如上所言，一个人的确可以继续走这条路，建议思想家如何渐趋理解他们究竟是在干什么。但是，既然我们在此所关怀的是一个指向焦点更明确，同时普遍概括性更宽阔的议题——心灵生活中的同一性与分歧性，我们当然有必要推导出一些关于“将思维视作以种种不同方式被激发、组织、定向的一种社会行动”的寓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必须放弃人类史上可以再次出现（假设以前曾经出现过）以受过教育的阶级为基础所建构起来的一个整合的高等文化，并为社会整体奠定一种全面通行的知识规范这种已经僵硬濒死的希望，代之以一种远为谦卑的企图：让学者、艺术家、科学家、专业人士以及政府官僚（我们敢存这种期待吗？）这些不仅在意见上（甚至在情绪上）而且在其经验的极根本处都极端不同的人，能再次找出一些切合时宜的言辞展开对话。传说青年时代的哈洛德·尼科尔森（Harold Nicholson）曾于1915年年底在伦敦的某个街头向一位女士解释自己为何总是不停地为文明辩护，当时他给出了这个著名的答案：“夫人，我就是文明！”这样的豪语，如今即使是在地位最尊的教授席（High Table）上，也已不复闻矣，我们尚能冀望的也只是设计出一个能让大家相互接近对方职业生涯的方法，但倘若此事成真，恐怕也将是一个最稀奇的现象、一个有用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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