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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戏曲传承的路向抉择 2013年12月8日，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粤剧“红派”艺术创始人红线女因病去世，引发了人们对粤剧传承的忧虑：粤剧时代是否将随红线女而去。 红线女是与梅兰芳(1894—1961)、常香玉(1933—2004)一样享誉国际的戏剧表演艺术大师，他们不仅是粤剧、京剧、豫剧的“红派”、“常派”、“梅派”艺术的创始人，而且是其代表性传承人，为戏曲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接着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梅兰芳是民国时期的戏剧大师，常香玉、红线女虽然晚一些，但也是出生于民国时期。这是否应验了钱学森的感慨，我国现代无法像民国时期那样培养出大师来呢?钱学森之问与梅兰芳、常香玉、红线女等戏曲名伶的成长经历，足以让我们反思1949年以来我国的戏曲教育以及当下的戏曲传承问题。 任何方式的文明教育，都是文明发展自我选择的结果，具有一定的规律。戏曲这种非遗，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走学校教育，而是采用了社会传承的模式，这是值得思考的。 在近代以后，随着西方教育理念的传入，我国的戏曲教育慢慢从民间的家庭、戏班、行业的自发传承发展成为学校教育，在提高演员的文化素养和演出水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培养出了一大批有名的戏曲演员，大大推进了戏曲的专业化、艺术化发展，但也使得戏曲慢慢离开了社会传承的土壤，戏曲传承中的许多独特的个性化方法和内容也慢慢地消失了。 事实上，社会传承与学校教育从来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学校教育本身就是从社会传承中发展、分化出来的。同时，社会传承也不能完全离开学校教育，科学、规范的学校教育有利于提升社会传承的技术和质量。当然，社会传承与学校教育在戏曲传承上各自有不能互相替代的意义，一般而言，学校教育更适合对戏曲中共性的知识、技术的教学，这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有利用提升传承人或潜在观众对戏曲鉴赏和表演才能，也能部分取代社会传承来教育学生了解和体验与戏曲相关的民俗、文化意义。但要让戏曲真正成为传者与承者共同的生活，让他们在共同生活中相互了解、学习和掌握戏曲的真谛，既戏曲中的个性的创造性的部分，还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传承。 学校教育是无法取代社会传承的。戏曲的传承既要学校教育，更要社会传承，从非遗保护的角度看，戏曲传承不仅是戏曲知识、技术即如何演问题，而且是演戏意义即为何演、为何看的问题，所以，戏曲传承既需要学校教育来传承基本的共性的戏曲知识和技能，而且需要社会传承来延续个性的戏曲精髓及戏曲文化，戏曲传承的路向就在学校教育与社会传承的分工合作之中。正因为如此，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才鼓励戏曲社会传承与学校教育建立互动机制，包括“双向进入”机制、“名家传戏———戏曲名家收徒传艺”计划和“双向交流”机制等，取长补短，共同培养戏曲传承人才，推动我国传统戏曲的传承发展。 （本文刊载于《戏曲艺术》2018年第2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