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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于1644年入关，第二年，就嚷嚷着说要纂修《明史》。 可是，这部书，直到乾隆四年(1739)才正式刊行。前后历时九十四年，成为了我国历史上官修史书中纂修时间最长的一例! 花了将近百年的时间修史，可知其灌注心血之多、打磨力度之巨，用功之精细。  毫无疑问，从书的总体质量上来说，《明史》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洁，编排得当，完全称得是二十四史中的上乘之作。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颇为客观地评价说，“《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 《金史》呢，虽然“行文雅洁，叙事简括”，也只是“稍为可观”而已。要论“完善”，没有一部比得上《明史》。 不过，作为一部官修的正史，《明史》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清廷统治者一向自诩大清得天下为历朝历代最光明正大者。以雍正皇帝为代表，其颁行的《大义觉迷录》曾将汉魏晋唐宋元明贬了个遍，说汉朝是建立在死人堆上的，魏晋唐宋都是欺负孤儿寡妇篡位而来，元呢?元灭宋，那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而明本是元之臣民，臣民犯上，雍正愤然骂道：“以纲常伦纪言之，岂能逃篡窃之罪?”对于大清得国，雍正正气凛然地说：“赶出明之主人者，流贼李自成也。我朝驱逐流寇，应天顺人而得天下，是乃捕治强盗，明罚敕法之天吏也。” 基于清廷统治者这一说法，由清廷统治者牵头编修的《明史》就出现了最大的一个缺点：不仅完全隐没了建州女真先世与明朝的臣属关系，也完全隐没了清入关之后南明弘光、隆武、绍武、永历诸朝廷存在之事实。 老实说，自古以来，以后代修前代史，凡涉及到新朝与旧朝之关系，免不了要有所掩饰，但象《明史》这样“一隐没而遂及一代史(建州史)之全部”的，绝无仅有。 单就这一点来说，后人要研究明史，特别是要研究满洲的兴起及清军入关前后等等历史问题，就必须参考其他著述。 但是，经过清廷血腥文字狱的摧残和洗劫，这样的著述已经是百不存一了。  大历史学家吴晗在《灯下集》曾提到自己做这方面工作时的艰辛，说：“二十五年前，我在北京图书馆读《明实录》，抄朝鲜《李朝实录》，想从这两部大部头书里，找出一些有关建州的史料，写一本建州史。因为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版，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删节，便是被窜改了。这样做的结果，从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中期这一段期间的建州史实，在整个历史上几乎成为空白点，我们对建州的社会发展、生产情况、生产工具、社会组织、风俗习惯、文化生活、部落分布等不是一无所知，便是知道的很少。这是个历史问题，应该解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吴晗先生把《明实录》翻来覆去地读，读出了许多困难;没办法，只好下苦功，用笔抄，从朝鲜《李朝实录》中抄出有关建州和中朝关系的史料，一共抄了八十本。 后来，吴晗偶然触及了一本堪与《明史》相媲美的明代史书——谈迁的《国榷》，不由得激动万分地说：“由于当时(《国榷》)并未刊行，因而也没有经过四库馆臣的乱改。……对研究建州和明朝后期历史是有积极贡献的。” 《国榷》是一部编年体的明史，按年、月、日记载明朝一代的重要史实，一百零四卷，卷首四卷，共一百零八卷，凡四百三十万字，记叙了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九月明太祖朱元璋诞生﹐到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入南京﹑福王政权灭亡为止的三百一十七年间的历史。 书中对《明实录》中避而不谈的明朝史实敢于直言不讳，对建州女真的史实也不回避、不掩饰，全部如实地加以叙述。更难能可贵的是，对于万历以后七十多年的历史，也在《明实录》没有记载的情况下，尽力根据邸报、方志、其它史家著述，以及一些官吏、遗民的口述，加以补编，使有明一代的历史达到了相对的完整。 就因为《国榷》没有印本，得以避开了“四库馆臣的乱改”，成为了现在研读《明史》的重要补充。 1958年，海宁张宗祥根据蒋氏衍芬草堂抄本，还有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抄本，互相校补、勘正，交由古籍出版社分精装六册出版。  吴晗欣喜地说：“想望了二、三十年，如今头发都白了......中华书局排印了这部六大厚册，五百万字的大书，怎能叫人不高兴，不感激，不欢欣鼓舞!” 可以说，《国榷》的刊行，是一件史学界的盛事。 则《国榷》的著者谈迁地下有知，也当含笑九泉矣。 明清以降，私人撰修国史之风长盛不衰。单就嘉靖至万历年间，就有邓元锡的《明书》，薛应旃的《宪章录》，郑晓的《吾学编》，陈建的《皇明通纪》等等。 谈迁此人，“生平无他好，惟好书”，尤其喜爱子史百家之言。他在翻阅了上述史家著述之后，深感这些史书见解肤浅，史实错误，观点荒谬。而他在研读《明实录》时，也发现了很多记载并不完全可靠，甚至还有许多缺漏及掩饰之处，便立志要写出一部明朝信史留传后世。 原本，谈迁也参加了好几次乡试，但次次铩羽。有了著史之想后，就彻底抛弃了科举仕途，博集群书，披阅采摘，专心于历史的编撰。 谈迁家境贫寒，既无钱买书，借书不容易，却凭坚忍不拔之志，六易其稿，写成了元末明初到天启朝的历史初稿，共一百卷。谈迁自称“集诸家之书凡百余种”，勒为一编，名《国榷》。但谈迁并不满足于此，多方结交文友，利用一切机会收集史料，对原稿进行修改和补充。  该过程中，对谈迁帮助最大的有两个人：张慎言、高弘图。 张慎言时任南京吏部尚书、高弘图时任南京户部尚书，想那谈迁不过一个落第秀才，但张、高二人并不以世俗眼光相待，反而十分赏识谈迁的才学，“相与为布衣交”。 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十三日，京师失守的消息传到南京，留守南京的大臣方寸大乱，一时不知所为。 谈迁撰史治史，眼光自然高出常人许多，连夜上书高弘图，建议派员急往淮阳阻止发往北京的漕舟。 福王朱由崧监国，谈迁又及时地指出南京礼部主事吴本泰所制《监国仪注》的种种不当。 张慎言认为谈迁高才有识，很想推荐他为礼部司务;高弘图也想荐谈迁任中书舍人，但谈迁却以自己不过一介布衣，不忍乘“国之不幸”博求官职，断然拒绝，只在高弘图幕下担任记室。 不久，高弘图遭马士英等人排挤，谈迁建议高弘图辞去。 次年(1645年)五月，清兵攻克扬州、镇江，南京危急。 谈迁跟随高弘图前往杭州劝浙江巡抚张秉贞、总督张凤翔抵抗清兵。看到张秉贞等人口不言兵，谈迁知事不可为，便告别了高弘图，回到海宁家中，一门心思著述明朝历史。 明亡以后，为完成崇祯、弘光两朝历史，谈迁不遗余力地寻访明朝降臣、遗民、阉宦、贵戚等，大量查阅邸抄、见闻，使一部《国榷》成为完备的编年体明史。 这其中，发生了一件让人撕心裂肺的事：顺治四年(1647年)八月，已经成书的《国榷》竟然被小偷偷走! 谈迁欲哭无泪、悲愤莫名。 没办法，只好咬着牙，从零开始，重新再写。 在重写第二稿过程中，谈迁得到了朱之锡、吴伟业、曹溶、霍达等人热情帮助。《国榷》所记史事也在一改再改中不断求真。 1657年，《国榷》终于写成。  也在这一年夏天，谈迁西游平阳(今山西临汾)，专门到好友张慎言墓前祭奠。 张慎言在弘光朝覆灭后不久便含恨病死，棺柩安葬在故里山西阳城。 原本，谈迁还想撰写一部纪传体明史，但到了平阳，已是寒冬，年事已高的他突感风寒，于该年十二月十二日病逝于平阳旅舍，终年六十有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