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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西安4月8日电（记者陆航实习记者赵立凡）4月6日，“汉唐时代与百济历史研讨会”在西安举行。中韩两国与会学者围绕会议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交流。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瑾试图通过视觉构建来寻觅文物背后的“人”，管窥唐代中国和百济历史上一些微小而有趣的人际互动。她采用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比了唐代文物金执壶和韩国百济弥勒寺遗址出土的金舍利壶，推论出两者可能在造型、纹饰与文化渊源方面存在关联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王飞峰从都城宫殿池苑、墓葬形制、壁画纹饰、马具甲胄、佛教等诸多方面，探讨了百济吸纳中国文化的过程。他发现百济在接受六朝佛教和墓葬文化的同时，还通过高句丽间接接受了三燕文化的马具甲胄系统。频繁的战争增加了百济等朝鲜半岛南部国家从中国直接获得器物的难度，因此这些地区出现了仿制中国器物的倾向。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者冯立君认为，作为东亚史的一部分，百济史对于中古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学界要从更广阔的领域关注百济、回顾中国、理解东亚。中国学者应该建立中国风格的东亚史研究，“他者书写”的文献记载与“自我作古”的历史遗迹遗物，都是百济历史研究的资料范围，而遗迹遗物在东亚各地都有分布，因此，推进百济史研究还有赖于充分的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 会议由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主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