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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图上看东半球，便会发现，帕米尔高原、喜马拉雅山和撒哈拉沙漠宛若天然的屏障，构成不同地理单元的分界线，长期以来阻隔着人类的交往。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不同的地理单元决定着相应的人种分布，进而形成风格不同的地缘文化，历史进程亦迥然各异。 东半球的三大人种，分别称作蒙古利亚人种、尼格罗人种和欧罗巴人种。其中，蒙古利亚人种主要分布在帕米尔高原以东的东亚以及东北亚、东南亚，操汉藏语系、乌拉尔语系、南岛语系的不同语言；尼格罗人种主要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大陆，所操语言大都属于班图语系的不同分支。相比之下，大西洋以东和波斯湾以南的欧洲和中东的广袤大地，可谓欧罗巴人种诸多分支的共同家园，欧洲人口所操语言普遍属于印欧语系的不同语族，中东人口所操语言大都属于闪米特语系和印欧语系诸语族以及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人种分布表现为明显的同源性。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往来频繁，爱琴海和地中海则是连接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的海上桥梁。位于地中海东端的克里特岛，作为古希腊文明的源头，融入了中东古代文明的诸多元素，印证了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之间的尘封往事。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战争，延续长达半个世纪，爱琴海世界成为双方角逐的战场。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统领希腊联军东征，横扫波斯帝国，深入中东腹地，开启希腊化时代的先河，给中东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欧洲文明的元素。继希腊化时代之后，欧洲与中东之间的交往，表现为罗马—拜占庭帝国与波斯安息王朝及萨珊王朝之间的长期对峙，幼发拉底河流域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直至形成东西对峙的地缘政治格局。 公元7世纪初，阿拉伯人悄然崛起，作为崭新的统治民族登上中东的历史舞台，先后三次兵临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此后数百年间，伊比利亚半岛成为东方丰富的物产、先进的技术以及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传入欧洲大陆的重要通道。历时长达近两百年之久的十字军东征，无疑是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之间在中古时代的又一次激烈碰撞，欧洲与中东之间的商业贸易交往亦随之渐趋活跃。14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崛起，兼并安纳托利亚，征略巴尔干半岛，降服阿拉伯世界，所向披靡，直至深入欧洲腹地，兵临维也纳城下，开创六百年基业，占据地中海世界半壁江山。 残酷的征战贯穿着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的漫长历史进程，导致两者之间地缘政治界限的模糊性和极度不确定性。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诸多现代民族国家脱胎于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欧亚之间的地缘政治疆域渐趋固化。 一神信仰的宗教传承 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的宗教信仰具有明显的同源性，一神崇拜的宗教信仰自大约三千年前在地中海东岸渐露端倪。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皆以一神崇拜而著称于世，其诸多神学理念可谓一脉相承。地中海东岸的古城耶路撒冷，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皆视之为各自的宗教圣地。起源于伊朗高原而备受波斯帝国尊崇的琐罗亚斯德教，可谓古代波斯文化的标志和象征，内含一神信仰的神学元素，亦曾在中东产生深远的影响。 起源于巴勒斯坦的犹太教，首开人类社会一神崇拜之宗教信仰的先河。公元后最初数百年间，基督教在中东一带流行甚广，包括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和埃及在内的中东诸地曾经构成基督教世界的核心区域，叙利亚的雅各派、美索不达米亚的聂斯脱利派、埃及的科普特派是此间主要的基督教流派。相比之下，上古时代的欧洲，自希腊城邦开始，直至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盛行多神崇拜。公元初年诞生的基督教在欧洲大陆的传播，最初三个世纪可谓步履维艰，基督徒的宗教活动鲜见于史册记载，直至四世纪初罗马皇帝颁布米兰敕令后方取得合法地位。伊斯兰教兴起前，西亚北非盛行基督教，伊朗高原盛行琐罗亚斯德教，中亚盛行佛教。伊斯兰教兴起后，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和佛教逐渐退出中东历史舞台，伊斯兰教取而代之，成为中东信众人数最多的宗教和居于官方地位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基督教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广泛传播，成为欧洲大陆几乎仅存的宗教信仰，多神崇拜随之淡出欧洲历史舞台。 错综交织的教权与俗权 中古时代的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皆具有宗教政治的浓厚色彩，教权构成不可或缺的政治元素。然而，由于具体历史环境的差异，教权在中古时代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所处的地位不尽相同。 作为欧洲文明的重要元素，缘起于公元初年的基督教长期被排斥在罗马帝国的官方体制之外，自成体系，直到4世纪逐渐取得合法地位。此后，基督教的正统流派逐渐融入官方体制，进而在政治层面被赋予公权的属性。中古时代欧洲文明的显著特征在于教权与俗权长期并存的二元政治体系，教皇与君王分享国家公权，教权与俗权互为制约，教皇治下的教会与君王治下的国家泾渭分明。教会拥有庞大的地产和丰厚的财源，隶属于教会的宗教法庭，与领主法庭、城市法庭甚至王室法庭处于平行的地位，独立行使司法权力，教会学校则控制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由此形成中古时代欧洲文明的浓厚宗教色彩。相较于同时期的欧洲文明，伊斯兰教作为中东文明的特定元素，诞生在阿拉伯半岛原始社会解体的历史背景之下，宗教的传播与国家的形成处于同步状态，教权与俗权浑然一体，教法即为国法，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教会体系则无从谈起。 欧洲文明与中东文明皆曾经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即现代化的深刻变革。基于教俗二元的特定历史背景，欧洲文明的社会转型与世俗化呈现出明显的同步趋势。马丁·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以因信称义为核心，旨在淡化教会和教士的宗教特权，无疑奏响了欧洲文明世俗化的序曲，排斥教会公权则是欧洲文明世俗化的政治主题。而中东现代化进程长期延续宗教政治与世俗政治错综交织的历史传统，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激烈博弈，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近代以来的历史分野 欧洲与中东之间具有密切的地缘政治联系。近代以来，欧洲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直至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现代化进程长足进步。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欧洲迅速崛起，而中东尚处于沉睡状态，由此形成两者之间的巨大历史落差。欧洲现代文明的冲击，侵蚀着中东传统文明和旧秩序的根基，沉睡的中东逐渐从梦中醒来，自上而下的新政举措相继浮出水面，经济社会层面的转型进程随之启动。 近代初期，奥斯曼帝国雄居中东，保持扩张态势，其在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对峙中占据上风。自工业革命起，欧洲与中东之间的实力天平日渐倾斜。进入19世纪，殖民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奥斯曼帝国的辽阔疆域成为欧洲列强竞相蚕食和瓜分的所谓东方遗产。往昔如日中天的庞大帝国已成长河落日之势，风雨飘摇。殖民主义成为此间欧洲文明的时代符号，中东则发出反抗殖民主义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强烈呼声。 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诞生了土耳其共和国和阿拉伯世界的诸多国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法两国是在阿拉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欧洲大国，英国控制埃及、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和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和黎巴嫩则是法国的殖民领地。中东诸多新兴国家大都由欧洲列强操纵建立，尚无主权独立可言，去殖民主义化成为诸多新兴国家的首要历史任务，反抗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东政治的主旋律。二战结束后，殖民主义时代宣告终结，诸多新兴主权国家相继登上历史舞台，中东古老的土地释放出崭新活力和勃勃生机，现代化进程长足进步，欧洲列强主宰中东的时代亦由此终结。 新世纪初，中东局势剧烈动荡，政治强人纷纷落马，加之域外大国频频插手干涉，诸多国家秩序失控，家园毁于战火，背井离乡者不计其数，形成史无前例的难民潮。中东难民主要来自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难民潮的根本成因在于西方军事入侵和武装干涉摧毁原有的国家秩序，引发政治暴力泛滥，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中东与欧洲一衣带水：稳定的中东符合欧洲的战略利益，中东乱象的加剧势必殃及欧洲的安全。近年来中东难民大举涌入欧洲，欧洲诸国面临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挑战。 （作者：哈全安，系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