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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9月,苏秉琦先生在研究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女神像。图片由作者提供 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先生在社科院考古所观摩辽西史前文物。图片由作者提供 1985年10月,作者(中)陪同苏秉琦先生(左)考察姜女石秦行宫遗址。图片由作者提供 【守望家园】 苏秉琦(1909-1997)河北高阳人。新中国考古工作主要指导者和考古教育主要创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由他创建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和中国文明起源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续生型)系统观点,在考古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晚年的苏秉琦先生爱聊天,尤其是触景生情、逢人忆事之时。 说是聊天,先生的话题从不离开考古学科,很少有多余的话,也很少有重复的话。 说是聊天,却往往是他的深思熟虑,从而时时充满新意。 陪苏先生聊天,是一种享受。 1 先生记忆力特强,不论是人还是事。当然更多的是那些“瓶瓶罐罐”和与考古材料有关的时间、地名、数据,甚至典型单位和器物的编号等。 晚年由于经常是他和师母两位老人在家,除看书以外,先生更多的时间是在静静思考。按张忠培先生的观察体会,有关文献和考古材料先生早已熟记在心,重点在“悟”!偶尔翻报纸、看电视,他也总是从中联想到与学科有关的题目。 先生是考古界的“尊神”(徐苹芳先生语),时时迸发出的思想火花产生着巨大吸引力。各地考古工作者,一有新发现和问题,都愿意先找先生请教。无论到家面谈,抑或写信打电话,总是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因为先生总会毫无保留地谈出他的想法,给人以启迪。所以,他坐在家里,却往往最先知道各地考古第一线的事情,并不断在与大家的交流中产生新观点。 不过,他越来越不直接谈考古,而是回忆往事,讲近代史,讲哲学道理,讲来讲去,还是要说明与考古有关的规律或理论方法。 他爱打比喻。总是用浅显而形象的话语将深奥的理论或概念加以提炼。比如,他将良渚文化在堆起的土墩上筑墓称为“土筑金字塔”,把良渚遗址所在的大观山果园称为“古杭州”(后确认为宫城遗迹);把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所在的建平、凌源和喀左三县交界处誉为考古的“金三角”;用“考古资料是十三经,发掘报告是十三经注疏”来启发各地同行重视建立系统收藏科学标本和档案的考古实验站;引《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比喻中国考古学研究方法经历的从“皆牛也”到“无全牛”再到“游刃有余”过程;还有大家都熟知的将中国多元文明起源比作“满天星斗”等。 他喜欢多人陪他聊天,但不喜欢别人打断他的思路,却时时在感受对方的反应,形成一种无形的沟通和默契。 一次成功的聊天记录,稍加润色就是一篇高水平的论著。 所以,陪苏先生聊天,是一种享受。 我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渐有机会陪苏先生聊天的。感觉先生也喜欢同我多谈一些,这可能与我已经习惯、也较为执着、还有容易接受他的观点有关。1962-1965年我在学校跟先生读研究生,记得最牢的,一是研究生入学专业考题:用考古资料说明夏商周各自的主要活动地区和他们的接触地带;一是考古实习:含东南文化因素的洛阳王湾及山东大汶口、江浙地区新石器文化的整理。可以看出,这是先生用正在酝酿中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教学工作,我有幸成为受益者。所以到辽宁工作后,对北方地区古文化与中原大致同步发展、相互影响的观点容易接受。特别是1981-1983年辽宁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陆续发现后,苏先生同我谈话的内容越来越多,越来越广,也越来越深。 聊天的方式也在变换。先是在学校听先生讲座和开会时为他录音并随时整理出来。更多的是陪先生聊天时小心翼翼地记个提示,事后再追记整理,但这样做许多重要的话都遗漏了。后来感觉先生对作记录的举动并不介意也未打断他的思路,于是就干脆一听先生开口说正事,就作记录。先生似也深知我的用意,以至形成又一种默契。 先生晚年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尤其是各地考古成果迅速积累的八十年代前后,他的观点发展很快。要跟上他的思路需要动些脑筋,下点功夫。我的态度和做法是:全盘接受,感受到谈话中有新观点时要有所表示,不理解的也先记录下来,“不懂装懂”,以后理解。只是先生在正式场合的谈话有时会跑题,需要小心提示一下。有时先生也会沉默无语,似闭目养神其实是在沉思,这时只要提到最近的考古新发现、动态或观点,先生总会又全神贯注起来,并将话题引入一个新境界。 2 聊天成了苏先生晚年学术活动的主要形式。通过陪先生聊天,把先生最新思考记录下来,及时发表与师友们共享,更不断对先生的学术思想有了新的理解。 当然,与先生聊天较为集中的,是1996年初的深圳行。那是1994年秋北大考古文博学院为先生举办85岁生日庆祝会后,先生很希望找几位相知相识的朋友再聚一聚,谈些新课题。正在关注苏先生学术思想的香港商务印书馆陈万雄总编辑听说后主动作东,在深圳为先生安排了环境适合的场所。那年先生已是87岁高龄,出门要坐轮椅,但思维仍然敏捷,而且已作了“为后人要有个交代”的准备。所以,在深圳我与苏先生整整40天的日夜相处中,或廊屋促膝,或庭院漫步,有谈不完的话题。深圳之行虽然以回顾学科发展和个人学术经历为主,却也处处新意。不少观点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最近我将深圳谈话记录加以整理,发现先生那一时段集中思考的,有两个紧密关联的内容,一是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建立;一是人类文明一元性。 前一部分谈得较多,内容大都已发表过。不过那次因离京前《寻根》杂志向先生邀稿,于是话题常从“我谈寻根”展开。针对早年学界称中华古文化为“鼎鬲文化”,先生较多谈到鼎和鬲的起源:鼎、鬲要分开说,大致鼎起源于东南,鬲起源于西北,夏是鼎文化,商周是鬲文化,但商鬲与周鬲结构不同,所以,“夏商周各有各的根”;中原及周邻的北方、东、东南、江汉至岭南、西南等六大区系都是以当地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是“各有各的夏商周”。每每聆听先生这些讲述,我就想到,以“满天星斗”形容中国古文化和文明的起源,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谈起寻根,不能不提到先生于1987年在《新建设》发表的短文《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其实,先生早在30-40年代整理斗鸡台瓦鬲和50年代研究仰韶文化时,就有了追寻中华文化与文明根脉的强烈愿望,以为那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随着80年代前后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创建和不断的考古新发现,先生的足迹也踏遍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东山嘴遗址发现后,他从这处距今五千年前、却已具备中国传统的南北中轴线布局的建筑群址中,意识到这是考古寻根的重大突破。于是如先生自己所言,他像是在天上盘旋的老鹰,终于在僻静的辽西山区捕捉到中华文化与文明起源更有说服力的证据。隔年规模更大的牛河梁“坛庙冢”刚一发现,先生就提出这是红山人举行类似古人传说“郊”“燎”“禘”等重大祭祀仪式留下的遗迹,并一下子联系到明清时期北京的天坛、太庙和明十三陵,以为“它的光芒所披之广,延续时间之长是个奇迹。”进而考证北从辽西山区与“三北”地区(冀北、晋北、内蒙古中南部和陕北),南自华山脚下的仰韶文化,以及东南沿海的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分别越过燕山南下、沿太行山及汾水北上和跨过江淮平原西进,一起或先后向晋南汇聚,碰撞出具西北与东南综合体性质的陶寺龙山文化城址和随葬庙堂礼器大墓这样灿烂的文明火花。先生称这几处中心遗址及相连的文化路线,为中华古文化这棵大树总根系的“直根系”。前述考古寻根一文就是上述内容的概括,所以此文以“内容的科学性”(《光明日报》1988年8月17日)被选为那年高考语文阅读题。几年后先生又以此为基础形成中国文明起源的三部曲(古国-共识的中国、方国-理想的中国、帝国-现实的中国)和三模式(原生型、次生型和续生型)的系统观点,使考古学以独立学科“重建古史”的任务向前迈出一大步。 3 就在中国考古学体系初具轮廓时,又有两项新发现纳入他的研究视野:一是查海遗址距今八千年前后的玉器,一是泥河湾遗址百万余年前的人工石制品。由此,先生将中国历史的基本国情归纳为:“超百万年文化根系,上万年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国,两千年中华一统实体。”先生的这四句话,不仅将中国历史文化的根从五千年上溯到上万至百万年,而且使中国考古学体系更趋完善,还是与世界比较的结果。可见,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体系建立的同时,已在思考与世界接轨的问题了。所以,从20世纪即将进入最后十年起,社会各界刚有要迎接21世纪意识之时,先生就连续在北大赛克勒博物馆开馆(1993年)开幕辞等多篇文章和讲话中提到,中国考古学与世界接轨的新课题,认为进入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走向世界,既是大势所趋,也已具备条件。 此时先生已有了更深的思考,那就是“人类文明的一元性”。在北大那次会上他谈到,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西亚北非、中国为代表的东亚、中南美,都经历过从氏族到国家,而国家又有从古国到帝国的发展阶段,这“证明了人类社会历史的‘一元性’”。 那次深圳之行,先生较多讲到这一观点。记得那次刚到驻地尚未完全安顿下来,先生就谈道:世界各个国家、民族,差别虽然多种多样,但“还是从一元论考虑,因为地球是独一无二的。”隔天又说:“世界文明史一元化,指一个地球,发展阶段大致同步,发展道路有相近一面,同时相互交流,并不是封闭的。”此后几天谈到这个话题时,还举满族为例,说清初统一多民族的中华帝国的巩固和发展,就与以渔猎为本的满族“长城内外是一家”的理念有很大关系,还联系到现实如联合国的产生和最高理想等。回京不久,先生接受香港《明报》专访时再一次说道:“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告诉我们,人类必将对‘地球村’的过去和未来取得共识,现实世界必将走向‘大同’”。这次专访刊于香港《明报月刊》1997年7期,是先生发表的最后一篇著作。所以“人类文明一元性”也可视为先生考古一生中最后的学术思考。 对于先生有关人类文明一元性的论述,我以前只作过介绍,并无深解。直到近些年,中国考古界与外界交往日趋频繁,研究中国与域外文化交流的成果渐多,我也有机会留意和考察西方一些典型遗存并关注东西方文化关系,尤其是面临现实世界今后走向的疑虑,对先生这一观点才渐有感悟。我一直在思考,从以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指导学科研究,到提出人类文明一元性,其间有较大反差。我们该如何理解先生学术思想的这一跨越?重读那次深圳行成果的先生专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答案渐渐清晰起来。 中国考古学体系以五千年文明起源及其来龙去脉的实证研究,以及恢复“四裔”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独特地位为重要内容,不仅从时空范围具备了与世界比较和讨论相互关系的条件,而且突显出中国在“地球村”中“举世无双”和“中国是大头”的地位:“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像中国如此之大的国家有始自百万年前至今不衰不断的文化发展大系。从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到万年前的文明起步,从五千年前氏族到国家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再由早期古国发展为各霸一方的方国,最终发展为多源一统的帝国,这样一条中国国家形成的典型发展道路,以及与之同步发展的中华民族祖先的无数次组合与重组,再到秦汉时代以后几次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这一有准确时间、空间框架和丰富内涵的中国历史的主体结构,在世界上是举世无双的。它所提供的对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丰富多彩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化,作出纵、横发展的‘庖丁解牛’式的辩证统一的研究的条件,在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具备。所以,中国史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是大头。” 我曾回忆,数十年前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初创,面对多年形成的传统观念,需要的是学术上的勇气。在即将跨入21世纪时提出“人类文明一元性”,则是充满了自信,是来自于对学科健康发展的自信。所以,先生曾乐观地对我说:21世纪的考古学,我看到了。 (作者:郭大顺,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