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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的江淮之间活跃着一群偃姓小国,史称“群舒”。见诸《春秋左传》的有舒、英、六、舒鸠、舒庸、舒蓼、桐、宗、巢;见诸《世本》的有舒庸、舒蓼、舒鸠、舒龙、舒鲍、舒龚。 江淮地区是吴楚争霸的缓冲空间,江淮之间的群舒是生存在吴楚争霸阴影下的一支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春秋左传》僖公三年(前657)“徐人取舒”;僖公十七年(前643)“齐人、徐人伐英氏”;文公五年(前622)“秋,楚人灭六”;文公十二年(前615)“群舒叛楚。夏,子孔执舒子平及宗子,遂围巢”;文公十四年(前613)“楚庄王立,子孔、潘崇将袭群舒,使公子燮与子仪守而伐舒蓼”;宣公八年(前601)“楚人灭舒蓼”;成公十七年“楚人灭舒庸”;襄公二十四年(前549)“舒鸠人叛楚”;襄公二十五年(前548)“楚屈建帅师灭舒鸠”;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钟离而还”;昭公三十年(前512)“吴灭徐”;定公二年(前508)“桐叛楚。吴子使舒鸠氏诱楚人,……遂围巢,克之。”群舒或附楚,或叛楚,终为吴楚所灭。 上溯至西周时期,有关群舒的记载几近阙如。《韩非子·五蠹》“徐偃王处汉东,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淮南子·人间训》“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后汉书·东夷列传》“偃王处潢池东,……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朝徐的三十余国可能即西周时期的群舒。 群舒在历史文献中或语焉不详,或几近阙如,与吴越文化、齐鲁文化的研究相比较,群舒文化的研究显然处于相对滞后的境地。 以往群舒文化的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历史文献、金文和青铜器,偶见考古学文化研究。安徽大学的张爱冰先生另辟蹊径,以考古学材料为纲,以青铜器为群舒文化研究的重点,历时十年有余,“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完成了洋洋洒洒的鸿篇巨制——《群舒文化研究》。 《群舒文化研究》的出版不仅填补了群舒文化综合研究的空白,而且开创了群舒文化综合研究的新局面,并当之无愧地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群舒文化研究》分为“群舒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皖南沿长江地区周代铜器的序列”“两种关键器型的再认识”“以舒城为中心的江淮周代铜器的构成”“陶器和原始瓷的分型与年代”“一个以矿冶为中心的青铜文化个案”“与汶泗沂沭流域的比较研究”“以淮河沿岸为中心的钟离国遗存”等八章,概念清晰、主题突出、循序渐进、层次分明;最后以“群舒文化研究年表(1959-2016)”和“引用文献目录”作为全书的附录,为群舒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资料检索的便捷。 群舒与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可避免受到徐文化的影响;群舒地处吴楚两强之间,不可避免受到楚文化或吴文化的影响;群舒又长期与中原文化交流互动,因此也不可避免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群舒文化的族源有别于徐、楚、吴、越,群舒在吴楚争霸的阴影下顽强地保持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在吴楚争霸的阴影下始终坚持着自身的发展历程。 基于群舒特殊的发展演进历程,其文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面貌。如何通过文化因素分析,建立群舒文化的发展序列,确立群舒文化的典型器或标型器,解析群舒文化的文化构成和变化,从而勾勒出群舒文化发展演进的文化轨迹,是群舒文化研究的当务之急。《群舒文化研究》最突出的贡献即建立了沿江地区周代青铜器的序列、确立了曲柄盉和牺首尊等群舒文化的关键器型,通过器型组合、年代推断、文化因素分析等考古学方法解析了群舒文化的构成,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了群舒文化与淮夷文化、徐文化、汶泗沂沭流域两周时期青铜文化的相互关系以及群舒文化与新发现的钟离国之间的相互关系。 《群舒文化研究》根据考古发现和各地馆藏的碎片化资料的整合,通过与周边尤其是宁镇地区青铜文化的比较研究,将皖南沿江地区的周代青铜器分为西周晚期、春秋早期、春秋晚期,皖南沿江地区。青铜文化遗存年代的确立为群舒文化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群舒文化研究》通过与周边地区的比较分析,认为皖南沿长江地区周代青铜文化更多接受了江淮和中原地区的影响,沿长江两岸的互动可能比我们以往认识的程度要高。过去笼统将皖南青铜文化归为吴越文化的范畴可以有新的思考,而皖南青铜文化的族群与国别版图也可以有新的认识,这对于传统的认知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尽管1959年舒城凤凰嘴和1980年九里墩舒墓的发现已向世人展现了群舒文化的风采,然毕竟是管中窥豹。由于种种原因,江淮地区青铜器的考古资料很少见诸发表,因此新出版的《江淮群舒青铜器》与《群舒文化研究》不仅展示了群舒青铜器的全貌,而且共同构筑了群舒青铜器和群舒文化研究的基础。 在皖南青铜器研究的基础上,《群舒文化研究》又进一步研究了以舒城为中心的江淮周代青铜器,即群舒青铜器,研究材料包括江淮之间舒城、庐江、六安、肥西、合肥、巢湖、寿县、桐城、怀宁、潜山、望江、无为、含山、天长、凤阳等地的铜器组(群),通过年代的推定和文化因素的构成研究,对群舒青铜器的造型、纹饰进行了详尽的解析和诠释。 除青铜器外,研究还涉及群舒文化的陶器和原始青瓷器。江淮地区的典型遗址有含山大城墩、霍邱绣鞋墩和堰台、六安堰墩、安庆张四墩、枞阳汤家墩、庐江大神墩等,典型陶器为折肩鬲、曲柄盉、折腹簋、折肩盆。折肩鬲以往称之为“淮式鬲”,《群舒文化研究》集中了江淮地区出土的折肩鬲,并进行了考古类型学的研究。以折肩鬲为楔入点的分型、分式和分期研究,为江淮地区考古学文化遗存树立了年代的标尺。曲柄盉、折腹簋、折肩盆也是江淮地区最具特色的器物,以折肩鬲、曲柄盉、折腹簋、折肩盆为代表的江淮地区周代文化遗存是有别于周边地区的本地族群文化遗存,其出现至消亡的历程反映了群舒族群的兴衰历程。原始青瓷器似乎与群舒文化关系不大,而且数量不多,此不赘述。 以曲柄盉、牺首尊两类青铜器作为群舒文化关键器型进行的研究,是《群舒文化研究》的精华所在。曲柄盉多作甗形或鬲形,腹部设一柄一流,流为短柱形,长柄弯曲上扬,流柄之间的夹角呈90度。曲柄盉不仅流行于江淮之间,还辐射长江以南,根据研究结果认为群舒文化的分布空间可能不局限于大江以北。牺首尊也是一种造型独特的青铜器,牺首尊的分布空间大于曲柄盉,牺首尊所标志的族群文化可能较曲柄盉更为复杂,但在江淮地区和皖南沿江一带,牺首尊与曲柄盉的分布空间相重叠,应为群舒族群的文化遗存,而流行于浙赣的陶瓷牺首尊应属不同族群的文化传统,其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 《群舒文化研究》还对分布于汶泗沂沭流域的两周时期青铜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对群舒起源于鲁南、周初迁徙江淮之说通过青铜器器型、纹饰、埋葬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揭示了两地之间青铜文化的文化构成和两者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个案研究是《群舒文化研究》又一特色。研究中列举了以矿冶为中心的青铜文化和以淮河沿岸为中心的钟离国的个案研究,作为群舒文化研究的重要构成。 《群舒文化研究》以枞阳的古矿冶遗址为研究重心,将汤家墩遗址与一江之隔的铜陵师姑墩进行了比较,对枞阳出土的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和矿料来源进行了科学分析。群舒青铜器造型独特,制作精良,因此江淮地区先进的矿冶文化可能对吴越的青铜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钟离国是地处江淮之间的赢姓小国,为吴所灭。蚌埠双墩M1、凤阳卞庄M1的发现复活了历史文献中的钟离国,确立了钟离文化遗存的特征,大致勾勒出钟离文化遗存的年代序列。《群舒文化研究》将舒城九里墩、寿县蔡侯墓、邳州九女墩、固始侯古堆M1、随州曾侯乙墓等不同国别的贵族墓葬进行了比较,并通过对群舒文化与钟离文化的相互关系的研究,揭示了春秋中期至春秋晚期江淮地区逐渐“楚化”的全过程。 笔者从未系统研究过群舒文化,仅在吴越文化研究的过程中略有涉猎。捧读再三,不禁为《群舒文化研究》中精辟论断所折服。因此,笔者乐意向研究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诸君推荐此书。群舒生存在吴楚争霸的地理空间,群舒文化研究成果可能远远超越群舒文化自身,群舒文化的研究对于楚文化、吴越文化乃至长江流域两周文化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群舒文化研究》,张爱冰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5月出版,定价98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