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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制度与法制史 传统的政治与制度史领域产生了一些精深的研究成果。本年度政治史研究一个焦点是 “秦统一及其历史意义再研究”，围绕该课题发表了 24 篇论文，其中王子今发表了 9 篇，如 《秦 “抑商”辨疑: 从商君时代到始皇帝时代》( 《中国史研究》第 3 期) 指出，从商鞅开始， “抑商”政策在秦行政方针中并不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 “抑商”只是 “重农”的辅助策略; 《战国秦代 “西—雍”交通》( 《东方论坛》第 6 期) 认为这条交通线路对于秦的立国、崛起以及后来实现统一，意义重大。 围绕汉武帝时期政治动向的讨论形成了学术亮点，成祖明 《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 论 〈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 《清华大学学报》第 2 期) 认为，巫蛊之祸对武帝内政造成重大打击，《轮台诏》标志汉王朝对内对外政策出现重大转向。杨勇 《再论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一种政治史与思想史的联合考察》( 同上) 认为汉武帝对其政治方略没有根本转折的计划，更没有转向 “守文”的意向。此外还有辛德勇 《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 3 期) 等。 在政治运作层面，侯旭东 《宠: 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 ( 上) 》( 《清华大学学报》第 6 期) 解释了此种君臣关系长期存在的背景与动因、来源与根基，以及由此所激发的君臣言行如何引领西汉历史。相关论文还有李峰 《西汉中后期地方权力运行与皇权衰落问题探析》( 《郑州大学学报》第 5 期) 、吴方基 《秦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审视———以出土政务文书为中心》( 《史林》第 1 期) 、李磊 《吴越边疆与皇帝权威———秦始皇三十七年东巡会稽史事钩沉》( 《学术月刊》第 10 期) 等。 制度史研究取得了较丰硕的成果。孙闻博 《秦汉军制演变史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考察了军事演变与国家政体、官僚制度、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论述了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的发展， “京师—内郡—边郡”从中外平等走向内外之别。王彦辉 《秦汉户籍管理与赋役制度研究》( 中华书局) 在讨论具体制度的同时，探讨秦汉社会如何塑造了早期帝制时代皇权的强大和 “铁桶般”的社会管理体制。纸屋正和 《汉代郡县制的展开》( 复旦大学出版社) 论述了汉代地方行政中心从县道到郡国的演变过程。晋文 《西汉 “武功爵”新探》( 《历史研究》第 2 期) 指出，武功爵基本解决了当时有功将士不得奖赏的问题，因此利大于弊。刘庆 《秦汉告、劾制度辨析》( 《中国史研究》第 4 期) 从行为主体与适用对象、形式与内容、管辖与受理诸方面辨析了告与劾的区别。张欣 《论汉代的辟除四科》( 《史学集刊》第 6 期)认为，四科强调辟除掾史要符合具体标准。相关文章还有邬文玲 《汉代 “使主客”略考》( 《中国史研究》第 3 期) 、龚志伟 《两汉司隶校尉始 “部七郡”平议———兼论该官的双重性格》( 《文史》第 2 辑)等。 李振宏努力倡导 “皇权专制社会”说，连续发表 《从政治体制角度看秦至清社会的皇权专制属性》( 《中国史研究》第 3 期) 、《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法制史论证》( 《古代文明》第 3 期) 等多篇论文，指出秦汉时代规定了皇权的绝对性、皇权控制国家机器的本质属性，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任何限制皇帝权力的制度化的法典性规定。此外还有王健 《传统政治视野下的秦汉史取鉴发微》( 《江苏师范大学学报》第6 期) 、段清波 《外藏系统的兴衰与中央集权政体的确立》( 《文物》第 8 期)等。 关于秦汉法制的研究，宫宅潔 《中国古代刑制史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试图将各种刑罚进行体系化整合，以探索刑罚制度整体的变迁。《日本学者中国法制史论著选 ·先秦秦汉卷》( 中华书局) 新收了渡边英幸 《秦律的 “夏”与 “臣邦”》和石冈浩 《收制废止所见西汉文帝刑制改革之发端———从爵制的混乱到刑罚的破绽》两篇论文。另有马卫东 《“秦法未败”探析》( 《史学集刊》第 3 期) 。张文江 《秦汉家、户法律制度研究———以家户法律构造为视角》( 人民日报出版社)指出，秦汉王朝逐步形成与当时社会结构相适应的家户组织形式，初步奠定传统家户权力结构的框架。文霞 《秦汉奴婢的法律地位》(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指出，奴婢虽被称为家人，但其法律地位既不是 “室人”，也不是 “户人”，而具有 “半人半物”的性质。崔建华 《西汉 “复作”的生成机制及身份归属探讨》( 《中国史研究》第 2 期) 认为，官私债务是西汉 “复作”人员的重要来源， “复作”具有介于编户民与刑徒之间的过渡身份。另有姜晓敏 《西汉对犯罪的预防与惩治》(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东方朔研究形成了另一热点，卜宪群 《东方朔仕进小考》( 《史学集刊》第 3 期)指出东方朔虽官秩不高，却属于汉武帝核心决策层人物，仕宦不显的原因在于他的游士风格与大一统国家间的矛盾。臧知非 《政治转型与东方朔仕而不遇发覆》( 《南都学坛》第 5 期) 认为东方朔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追求落后于时代需求。相关代表性论文还有王子今 《东方朔 “跛猫”“捕鼠”说的意义》( 《南都学坛》第 1 期) 。 此外，梁安和、徐卫民主编 《秦汉研究》第十辑刊发了 23 篇研究论文，涉及秦汉史研究的各个领域。杜常顺、杨振红主编 《汉晋时期国家与社会论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收录论文 27 篇，探讨了汉晋时期国家与社会的基本形态和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 《第七届中日学者中国古代史论坛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收录了有关秦汉史研究的 5 篇论文。 2 经济与社会史 刘兴林 《先秦两汉农作物分布组合的考古学研究》( 《考古学报》第 4 期) 和 《先秦两汉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物选择》( 《农业考古》第 3 期) 考察了考古遗存作物的时空分布和组合演变。李成等 《论两汉时期中国北方小麦种植的发展》( 《西北大学学报》第 6 期) 考察了小麦种植的记载与遗存，指出两汉时期小麦种植在农业中仍处于从属地位。朱圣明 《再谈秦至汉初的 “户赋”征收———从其与 “名田宅”制度的关系入手》 (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3 期) 指出，官府以 “名田宅”制度吸引并促使民众立户，进而征收户赋。此外还有胡岩涛与徐卫民 《“大一统”视域下的秦汉帝国西北农业开发》(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 3 期) 、王刚 《汉代市籍问题再探》( 《南都学坛》第 3 期) 等。 在社会史领域，王子今 《秦汉名物丛考》( 东方出版社) 研究了社会物质生活中所见饮品、食品、饮食器、日常器用、住居形式、服饰、儿童玩具、兵器战具、交通器物等。薛志清 《秦汉社会流动研究: 以官员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则更多关注由民到官的主流渠道而形成的社会流动。符奎 《秦汉闾里户数初探》( 《中国农史》第 1 期) 认为秦的闾里规模有可能是以 25 户为标准，文献记载的差异是后来人口变化的结果。王谷、王准 《论东周秦汉时期的里门》(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2 期) 指出，里门有助于我们了解闾里的建筑格局，与其他门一起共同构建了一个既可流通又可封闭的生活空间。此外还有孟彦弘 《〈史记〉 “闾左”发覆》( 《文史哲》第 6 期) 、林丛 《〈风俗通义〉与东汉礼制之反思———以 〈愆礼〉〈过誉〉中所载事例为基础》( 《湖南大学学报》第 2 期) 等。 从生态的角度，党超 《略论秦汉政治生活中的生态文化》( 《东方论坛》第 4 期)指出，统治者不仅制订了一系列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而且还重视生态资源的培植。李欣 《秦汉农耕社会的薪炭消耗与材木利用———以环境问题为中心的考察》( 《古今农业》第 1 期) 和 《汉代 “温室效应”问题试探———以林业薪炭耗费为中心》(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第 3 期) 都关注了汉代社会森林资源损耗与破坏的现象。 3 思想与文化史 本年度思想文化领域的重要成果是姜生 《汉帝国的遗产:汉鬼考》( 科学出版社) ，该书探讨了汉墓中的时空隐喻要素以及见诸汉画的神祇与仙谱，通过原始道教的神学逻辑建立起了一套死者太阴炼形成仙过程的理想模型; 他的 《汉墓龙虎交媾图考——— 〈参同契〉和丹田说在汉代的形成》( 《历史研究》第 4期) 认为汉墓不仅表达了 “炼形之宫”实现 “培胎练形”的 “太阴炼形”信仰，而且呈现了炼得魂魄复合而成仙的方法。 龚留柱 《论晁错及汉初 “新法家”》( 《中国史研究》第 1 期)认为新法家之“新”体现在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理政目标为 “天下乐其政”和回归 “国家本位”三个方面。丁鼎 《刘歆的 〈周礼〉学及其在两汉之际的传承谱系》( 《湖南大学学报》第 5 期) 指出刘歆是 《周礼》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谷中信一 《论西汉黄老道家的去向———以 〈淮南子·道应训〉所引 〈老子〉为中心》( 《文史哲》第 3 期)关注了黄老道家向老庄道家的转变。龚世学 《论汉代的符瑞思想》( 《文艺研究》第2 期) 指出符瑞是确立皇权合法性和权威性的主要手段之一。孙尚勇 《感生、异表和胁生———由纬书及相关文献看西汉时期佛教对中土的影响》( 《四川大学学报》第 5期) 指出纬书的目的是服务于汉代的神学政治。 政治文化研究成果较多，李琰 《秦朝 “敬祖”观念与政权合法性建构》(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第 3 期) 指出，秦始皇将自己置于 “帝者之祖”的位置，从而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曹胜高 《“公天下”与两汉士人的国家认知》(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第 6 期) 和 《君子制义与两汉士人的政治际遇》( 《古代文明》第 2 期) 考察了两汉士大夫的国家认知和对行义传统的坚守。苗中泉 《从三强并立到帝国秩序———西汉时期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 《世界经济与政治》第 2 期) 和王泉伟 《构想天下秩序: 汉代中国的对外战略》( 《外交评论》第 3 期) 均从国际视野来考察汉朝的天下秩序。刘晓达 《西汉初期宫廷对 “天下”观念的认知与视觉展现———以汉初若干宫室考古遗迹的研讨为中心》( 《美术学报》第 6 期) 指出，对 “天下”观念的理解与视觉塑造，一直潜藏于西汉宫廷的政治话语与艺术实践中。 图像研究也是年度热点之一，宋艳萍 《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 福建人民出版社) 对汉代画像与汉代社会的关系进行全面考析。陈长虹 《汉魏六朝列女图像研究》 ( 科学出版社) 对鉴戒类女性题材图像进行了系统整理和综合研究。李立 《汉画像的叙述———汉画像的图像叙事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总结了汉画像图像叙事意义上的规律和特点。马怡 《西汉末年 “行西王母诏筹”事件考———兼论早期的西王母形象及其演变》( 《形象史学研究》2016 上半年) 认为白发的西王母与王政君形象相关，东汉逐渐演变为 “黑发而戴胜”的形象。杨爱国 《幽墓美 鬼神宁———山东沂南北寨村汉代画像石墓探析》( 《美术学报》第 6 期) 认为，墓中精美的画像体现了当时人用地下建筑及其装饰实现自己对死后生活的追求。此外还有张玉春 《〈史记〉日本古注疏证》(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忠林 《秦至汉初历法研究》( 中华书局) 、张鹏飞 《东汉襄乡浮图考》( 《文史哲》第 4 期) 、汪桂海 《汉武帝 “立乐府”新解》( 《文史》第 2 辑) 、刘志平 《从 〈焦氏易林〉看汉代人的秦史观》( 《东方论坛》第 6 期)等。 4 边疆、民族与中外交流史 边疆治理是秦汉时期的大问题，范恩实 《论西汉东北东部边疆统治的制度建构》( 《社会科学战线》第 6 期) 指出，西汉东北东部边疆始终以郡县制为基础。王刃馀 《战国秦汉陇西郡边塞与陇西塞防御形态研究》 (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第 3 期) 指出秦对陇西地区经营的重点之一即是建立多层级防御体系。另有多篇涉及东北亚走廊民族关系与政治社会发展的文章，如王海与郝静《秦汉辽西史地考论之三———以生态环境区域差异为视角》( 《渤海大学学报》第 4期) 、宋薇薇与王海 《论辽南地区汉代社会发展———燕秦汉时期东北亚走廊系列研究之三》( 《南都学坛》第 5 期) 等。 有关民族与国家认同的问题，彭丰文 《两汉之际的国家认同及其历史启示》 (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 1 期) 指出，西汉正式形成了以王朝为核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认同; 他的 《西汉 “大一统”政治与多民族交融认同》( 《民族研究》第 2 期)指出，以西汉王朝为中心、汇聚周边各民族的 “大一统”政治初步形成，推动了民族间的互动交融与认同。 受国家 “一带一路”政策的推动，秦汉史学界积极研究丝绸之路，发挥智库作用，代表性论文有徐黎丽与万红 《为什么丝绸之路在西汉 “贯通”》(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第 5 期) 、徐黎丽与古力努尔 《丝绸之路在西汉 “贯通”对中国西北边疆经略的影响》(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 5 期) 、薛海波 《西汉经营西域中亚丝路新论》 ( 《社会科学战线》第 8 期) 等。 5 历史地理与区域史 2016 年度历史地理最重要的成果是周振鹤等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秦汉卷》( 复旦大学出版社) ，该书对秦汉的郡 ( 国) 县行政区划变迁过程进行了较为系统翔实的考述，并考证了秦汉之际诸侯疆域变迁和王莽时期割据政权的势力范围。 郡县问题是核心问题，游逸飞 《汉初齐国无郡论———战国秦汉郡县制个案研究之三》( 《历史地理》第 33 辑) 利用临淄刘家寨封泥考证出齐国在汉初某时期无郡，秦始皇 “海内为郡县”的景象并未完全见于汉初。周群 《秦代置郡考述》( 《中国史研究》第 4 期) 指出秦统一后郡的设置时有增减，但总数大体维持 36 个左右。 有关政治地理的研究，陈苏镇着重考察秦汉宫殿建筑与中枢政治之空间关系，《秦汉殿式建筑的布局》( 《中国史研究》第 3 期) 指出，秦汉宫殿建筑格局与各种制度相关，有助于理解那些发生在皇宫深处的历史情节; 他的 《未央宫四殿考》( 《历史研究》第 5 期) 指出，前殿和宣室殿主要承担礼仪功能，温室殿和承明殿是皇帝日常生活起居和办公议政的场所，承明殿是西汉国家机器的中枢。梁万斌 《〈津关令〉与汉初之政治地理建构》( 《复旦学报》第 2 期) 指出汉初由 “关中核心区”、“关外直辖地”和 “关外王国”组成了圈层型政治地理建构。 此外，晏昌贵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新探》( 《考古学报》第 3 期) 确定木板地图的方位为上南下北，最终确认地图主要表现的实为三条水系。 6 出土文献与考古研究 随着新出土文献不断整理公布，简帛研究无疑成为最热门的课题。本年度的新材料，有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九号井发掘报告》( 《湖南考古辑刊》第 12 集) 、里耶秦简博物馆等 《里耶秦简博物馆藏秦简》( 中西书局) 、甘肃简牍博物院等编 《肩水金关汉简 ( 伍) 》( 中西书局) 、张存良与巨虹 《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斯坦因所获汉文简牍未刊部分》( 《文物》第 6期) 、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长沙尚德街东汉简牍》( 岳麓书社) 等。原有材料的重新整理，有陈伟主编 《秦简牍合集 ( 释文注释修订本) 》( 武汉大学出版社) 、《居延汉简 ( 叁) 》( 史语所) 、张德芳主编 《居延新简集释》( 甘肃文化出版社) 。《陈梦家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收录了 3 篇新整理的遗作。 简帛研究的集中发表阵地，《简帛研究二〇一六·春夏卷》刊发了杨琳与于振波《从劳力需求看秦代赦免制度》、韩树峰 《里耶户籍简三题》、邹水杰 《简牍所见秦代县廷令史与诸曹关系考》、杨振红与贾丽英 《北大藏汉简 〈苍颉篇·颛顼〉校释与解读》等论文 16 篇。《简帛 ( 第十二辑) 》刊发了陈伟 《关于秦迁陵县 “库”的初步考察》、水间大辅 《里耶秦简 〈迁陵吏志〉初探———通过与尹湾汉简 〈东海郡吏员簿〉的比较》等论文。《简帛 ( 第十三辑) 》有黎明钊与唐俊峰 《里耶秦简所见秦代县行政中官、曹组织的职能分野与行政互动———以计、课为中心》、韩树峰 《论秦汉时期的 “老”》等研究。 《出土文献研究 ( 第十五辑) 》发表李均明 《秦简赀罚再探》、沈刚 《秦代县级档案文书的处理周期———以迁陵县为中心》等论文。《简牍学研究 ( 第六辑) 》刊有沈刚 《简牍所见秦代对南方新占领地区特殊统治政策探析》、李迎春 《论卒史一职的性质、来源与级别》等 15 篇相关论文。《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 第十辑) 》刊发了李均明 《汉简所见时限与延期》等论文。《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 ( 第五辑) 》刊发了姚远 《东汉内郡县法官法吏复原研究———以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为核心》、周海锋 《秦律令之流布及随葬律令性质问题》等论文。《湖南大学学报》第 4 期发表陈松长 《秦代 “户赋”新证》、欧扬 《读鞫与乞鞫新探》、侯旭东 《西汉张掖郡肩水候官骍北亭位置考》等相关论文。 岳麓秦简研究是年度焦点之一，陶安 《岳麓秦简复原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通过考察原始简号来分析出土信息，从而进一步完善文本的复原。朱德贵 《岳麓秦简所见 “隶臣妾”问题新证》( 《社会科学》第 1 期) 认为秦 “隶臣妾”可分为依附于官府名下和依附于私人名下两种，不能一概视为刑徒和 “官奴”; 《岳麓秦简所见“訾税”问题新证》( 与庄小霞合作， 《中国经济史研究》第 4 期) 指出，岳麓简首次记载了有关秦 “訾税”征收的历史真相。王勇 《岳麓秦简 〈金布律〉关于奴婢、马牛买卖的法律规定》(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3 期) 梳理了秦代奴婢、马牛的买卖程序及相应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另有沈刚 《新出秦简所见秦代市场与商人探讨》(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1 期) 、陈松长 《岳麓秦简中的几个令名小识》 ( 《文物》第 12 期) 、李洪财 《秦简牍 “从人”考》( 《文物》第 12 期) 。 王伟 《睡虎地秦简文本复原二题》(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第 6 期) 探讨了简册原貌与文本性质两个问题，认为 《法律答问》的文本性质是墓主喜的法律知识笔记。于洪涛 《里耶简 “司空厌弗令田当坐”文书研究》( 《古代文明》第 1 期) 指出这份文书反映了秦代国家仍然掌握大量国有土地。庄小霞 《里耶秦简所见秦统一衡制新证》( 《东方论坛》第 6 期) 考证出秦在统一六国过程中，在新占领地即已开始统一衡制的史实。彭浩、张玲 《北京大学藏秦代简牍 〈制衣〉的 “裙”与 “袴”》( 《文物》第 9 期) 分析了 《制衣》与秦的标准布幅，认为其工艺特征和风格取向应与秦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沈刚 《秦简中的 “吏仆”与 “吏养”》( 《人文杂志》第 1期) 指出秦简中出现的吏仆与吏养分别指驾车和炊事人员，其来源主要是徒隶，偶有戍卒。周海锋 《新出秦简礼俗考》( 《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 认为秦代对礼俗的重视反映其治国是礼、法并行而非唯法是从。 臧知非 《简牍所见秦和汉初田亩制度的几个问题———以阡陌封埒的演变为核心》 ( 《人文杂志》第 12 期) 认为，阡陌封埒严整的田亩制度施行于官营土地，农民耕种的土地形式具有多样性。袁延胜 《〈奏谳书〉所见西汉初年的户籍问题》( 《古代文明》第 3 期) 考察了汉初奴婢放免、亡人、隐匿户口、迁徙六国贵族实关中、少数民族人口著籍等问题。此外还有王晓光 《秦汉简牍具名与书手研究》( 荣宝斋出版社) 、宋磊 《张家山汉简 “奴婢代户”律考论》( 《理论月刊》第 7 期) 等。 有关汉代简帛的研究，湖南省博物馆编选了 《纪念马王堆汉墓发掘四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岳麓书社) ，发表了 80 余篇国内外相关研究。其他汉代简帛研究代表性文章如杨安 《银雀山汉简 “天地八风图”的再复原及相关说明》(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 1 期) 、姚磊 《〈肩水金关汉简〉所见田卒史料探析》( 《中国农史》第 4 期) 、朱德贵 《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所见商业问题探讨》(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第 4 期) 等。 碑刻文献研究，马健中 《〈东汉吴房长张汜请雨摩崖石刻〉考》( 《中国书法》第 8 期) 对新发现的河南驻马店 “吴房石刻”的文字、书法等方面作了较全面的考证。有关真伪考辨，王家葵 《汉袁安碑研究》( 《东方艺术》第 20 期) 指出袁安碑是比照袁敞碑伪造的。 南昌海昏侯墓研究是本年度的又一个热点。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首都博物馆编著的 《五色炫曜———南昌汉代海昏侯国考古成果》( 江西人民出版社) 作为展览图录，首次正式公布了 300 余件考古成果。此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发表了 《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 《考古》第 7 期) 的发掘简报。辛德勇 《海昏侯刘贺》( 三联书店) 揭示了刘贺个人的生活环境与性格特征。江西师范大学海昏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编 《纵论海昏: 南昌海昏侯墓发掘暨秦汉区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江西教育出版社) 收录了 47 篇论文，反映了史学界对海昏侯墓发掘与研究的高度关注。 《史学月刊》第 9 期 “海昏侯刘贺评价”笔谈，刊发徐卫民、孙筱和臧知非的 3 篇文章，关注刘贺的废立问题; 《南方文物》第 3 期开辟了 “海昏侯国考古”专栏，发表了信立祥、徐长青、白云翔、刘瑞、王意乐等的多篇论文，从考古学的角度论证海昏侯墓是典型的列侯墓。《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在第 2、5 期设置 “海昏侯墓发掘与古史研究”栏目，刊发王子今、黄今言、温乐平等的研究论文。此外还有王子今 《“海昏”名义考》( 《中国史研究动态》第 2 期) 和 《“海昏”名义续考》( 《南都学坛》第 4 期) 、王泽文 《试说 “海昏”》( 《中国史研究》第 4 期) 、温乐平 《西汉海昏侯国的租税收入蠡测》(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 6 期) 等。 7 理论思考 综观本年度的秦汉史研究，不仅论著数量可观，而且出现了若干学术精品，反映了秦汉史研究正在不断走向深入。但也可以发现，不管是研究热点的出现还是研究深度的推进，大都依赖新材料的发现，简帛研究已经成为当下秦汉史研究的主流。 因此，简帛学理论和学科体系建构就具有了重要性与迫切性。《中国史研究动态》第 2 期推出了 “简帛学理论的总结与创新”笔谈。《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 5 期专门设了 “国际简帛学体系的构建”栏目。 针对目前的西方汉学热，周群在 《世界历史进程中的西方汉学研究———以鲁惟一为个案的考察》( 《东岳论丛》第 7 期) 中指出，目前西方汉学有服务于国家战略的趋势，我们必须立足中国立场，与西方汉学界展开平等的、有尊严的对话。刘道广《汉画像石 “纪念碑性”及 “图像学”驳议》( 《东南大学学报》第 5 期) 指出，汉画像石自有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内在的思想渊源，无须将汉画像石研究 “削足”来强纳入现代西方美术史的 “靴履”中。这些问题，体现了对历史研究的方向性思考，并非无足轻重。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更多学者有意识的努力，秦汉史研究一定会有更大的推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