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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是语言的一种地方变体，也是反映地方社会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较之以往纯语言学范畴的研究，周振鹤等人的《方言与中国文化》[1](17)在方言与文化研究相结合方面的有益探索，为后学进行相关的个案研究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本文的研究就是基于以往归绥方言纯语言学研究的现状①，在周振鹤等人的移民与方言演化理论的指导下，对其移民特征与汉族方言在多民族聚居环境下的演变情况予以探讨。归绥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呼和浩特地区，其汉语方言内部差别较大，有此地话、回民话及满洲话之分。此地话是指归绥地区的汉族人所讲的汉语；回民话是指回民所讲的汉语；而满洲话主要是指绥远城的旗人所讲的汉语。归绥地区汉语方言的演化与其移民特征之间有密切关系。而移民特征是指移民数量的多少、迁徙过程的长短、迁徙距离的远近，以及移民原居地和新居地的情况等。方言演化既指移民方言的种种变异，也指土著方言所受到的种种影响。[1](17)归绥地区的移民特征复杂，使其方言演化成不同的形态。限于篇幅，笔者在此仅对移民特征与汉族方言演化的关系进行剖析，它与其他汉语方言间的关系将另文探讨。 一 明嘉靖年间，“虏中多半汉人，或因饥馑困饿，或因官司剥削，或因失事避罪，故投彼中”[2](1972-1973)。这是汉族人第一次大规模迁入归绥地区。嘉靖三年(1524)和十二年(1533)，明大同守军两次兵变，“诸叛卒多亡出塞，北走俺答诸部”[3](912)。“自癸巳大同叛卒出走虏，寻遣大臣抚之，益北走几千人。”[41(232)俺答汗在多次请求与明朝通贡互市无果的情况下，有意识地掠夺汉人，以发展经济。如嘉庆二十五年(1546)，“玉林卫百户杨威为零骑所掠，驱之种艺”[5](5835)。不仅掳掠“丁壮有艺能者”，“妇女老丑者亦掳”[4](81-112)。他还直接向明朝索取建城所需各业工匠。[6](46)三十年(1551)，白莲教徒赵全等“教以攻取之术，多诱华人为彼工作”[7](783)。这些来自山西的白莲教徒“互相延引，党众到数千，虏割板升地家焉。自是之后，亡命者窟板升，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6](79)。三十四年(1555)，俺答“县(悬)书穹庐外”招纳边内汉人。于是，“边民黠知书者，诈称举人诸生，日诣虏帐，趾相错。俺答令富试之，能者使统众骑，否则给瓯脱地，令事锄耨。”[4](126)白莲教徒李自馨投靠俺答后，“将伊阖户并概堡男妇三百二十余名，及衣物俱用车装载，跟随李自馨到于板升住种”[4](111)。三十八年(1559)，山西镇三千名士兵兵变失败后，“其众悉叛入虏中，居板升”[8](83)。据呼和浩特市东郊万部华严经塔的第514条明人题记②记载，嘉靖三十九年(1560)，山西崞县人段清的家乡被蒙古人攻占，“一家近枝六十五口杀死抢去，各散逃生，止(只)遗生一家大小五口，俯念斯文存留性命，路逢叔房二人、妹夫一人，并[向]恩人达耳汉处□，告拿□在此亦同受难。房叔段应期、段茂先、妹夫石枚、妻陈氏、幼男甲午儿官名段守鲁、长女双喜儿、次女赛喜儿后至”③。 早在正德年间，“边人告饥，又苦于脧削，往往投入虏中”[9](3533)。由于“颇有苦所司之诛求，思虏中之佚乐”。归绥地区的轻赋政策与明廷的横征暴敛形成鲜明对照，“今闻虏筑板升以居我，推衣食以养我，岁种地，不过粟一囊、草数束，别无差役以忧我。而又旧时虏去人口，有亲戚朋友以看顾我。我与其死于饥饿，作枵腹鬼；死于兵刃，作断头鬼，而无宁随虏去，犹可得一活命也”[10](22-23)。嘉靖年间，毗邻归化城土默特地区的山西等地的贫苦汉民，因“草地自在好过”[11](143)而不断逃入。 那么，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迁入归绥地区的汉人究竟有多少？据《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山西白莲教徒叛归俺答，“驻边外古丰州地……众至数万”[3](926)。《明史》也载：俺答“纳叛人赵全等据古丰州地，招亡命数万，屋居佃作”[12](5839)。方逢时称，俺答每年掳掠汉人千万。其中，赵全统三万人，李自馨统六千人，周元晋统三千人。其他头目各统一千人。[7](783)谭纶称：“边民之陷没敌营，因而为用，即在板升一处且三万人，东自辽蓟，西至陕西，又不知其几矣！”[13](673)《图书编》也载：“失板升者，其始人数尚少，今则生齿日繁。”[14](5224-5225)以上这些描述性的说法，仅表明迁往俺答部的汉民不断增多的事实，并不能得知其确数。俺答封贡后，据赵全供称：“大小板升汉人可五万余人，其间白莲教可一万人，夷二千余人，皆有酋长。分部诸酋，少者六七百，多者八九百。”其中有大板升十二个，小板升三十二个。“既得状，然后知谍称数十万，于是谬矣。”[6](82)即至隆庆四年(1570)，迁入俺答部的汉民有五万余人。此后，迁入的汉人更多，至万历十年(1582)，“板升夷人，众至十万”[15](2635)。 清沿明制，严格限制蒙汉边民擅自逾越长城，但在执行上就松弛多了。明朝长城是两个对立政权的分界线，而清朝长城只是一个国家里两个地区的分界线。因此，清代出塞的汉民较明代超出多倍。雍正九年(1731)，山西巡察励宗万称：“出口旧有禁例，近因我皇上德威远播，中外一家，归化城一带地土丰沃，大同等府居民出口耕种者甚多。”[16](112)一般认为，清代汉人进入归绥地区始于康熙年间，到乾隆年间人数大增。而巴依柯夫的报告显示，汉人在顺治十三年(1656)已开始进入归绥地区。[17](18)实际上，汉人早在天聪年间已进入归绥地区。天聪六年(1633)，皇太极出征察哈尔，察哈尔“举国惊恐无措”，林丹汗“率部众西奔，遣人赴归化城，尽徙其户口牲畜渡黄河”[18](240)。因此，土默特部残余人众仅够编30个苏木，小顺义王为补足60个苏木的原额，下令只要有人能召集够150户编成一个苏木，就可担任该苏木佐领，子孙世袭。兵乱杀掠之后，人思团结自保，编入苏木的人不以蒙古族为限，很快就补足了30个苏木的缺额。④这次破例纳丁编佐的做法，使由山、陕等地流入的破产农民入了蒙籍。19](56)土默特地区有许多单纯汉姓家族的事实，足证其说。⑤ 清朝入关后，尽管从总体上对蒙古实行封禁，限制汉民进入蒙地垦住，但是清廷为了保障对准战争的军需，及满足广建召庙、绥远驻防城所需工匠，主动招纳大量的汉人至归化城一带，或垦荒屯田，或随军贸易，或修建工程。 清廷为了保证平准战争所需军粮及时供应，在归化城一带大量屯田。康熙三十二年(1693)，红郡与黑河沿村共设13家庄头，每家垦地70顷，“至买代儿等村约计田二百余顷”[20](161-162)。土地开垦的需要，为山、陕等近边汉民迁入该区提供了条件。雍正九年(1731)，大同等地居民出口耕种，甚至定居的人很多。但“向年出口之民，不止单身前去，竟将全家搬移出口，散居土默特各村落……归化城一处于两年前携家口者将及千家，年来已不下二千家。而归化城外尚有五百余村，更不知有几千家矣”[21](213)。乾隆初年，为了满足绥远城驻防官兵的粮食需求和归绥地区粮仓积贮，“土默特蒙古地亩俱招内地人民耕种”⑥，由此形成了汉民涌入归绥地区的一次洪峰。⑦乾隆十七至二十七年(1752-1762)，前往归绥地区垦种的内地汉人更多。⑧如忻州人“家有余丁多分赴归化城谋生开垦”[22](卷8·风俗物产附)。 政府主动招民垦种，“以裕民食而足兵粮”[23](69-70)，这是汉民进入归绥地区的合法途径。同时，随着土默特蒙古族的汉化及其在经济上对地租的深度依赖，他们也主动招纳汉人。归化城土默特蒙古官兵“向不支给俸饷，惟资地亩以为养赡，各安驻牧拱卫边疆。无如蒙古民人不谙耕种。自军兴以来，与归化城民人聚居，鲜衣美食渐染成风，滋生日广，用度日繁，所有地亩典给民人”[23](69-70)。而毗邻的山西省地窄人稠，无地可耕的汉民纷纷前往归化城土默特租种土地。蒙古官兵依靠土地生活，却不习农作，因此他们很欢迎这些汉民。这也是汉民得以在归绥地区立足的原因。归绥道阿克达春曾称，土默特部靠近边内，“其服食起居，竟与内地民人无异，渐至惰窳成性，有地而不习耕耘，无畜而难为孳牧。惟赖汉人垦种其地，始籍有粮可食，有租可用。故现在该蒙古以耕牧为生者十之二三，籍租课为生者十之七八。至该旗所谓游牧地、户口地者，自康熙年间以来，久已陆续租给民人，以田以宅，二百年子兹矣。该民人等久以长其子孙，成其村落，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此等寄民即不编籍，亦成土著。历年既久，寄民渐多”[24](463)。光绪二年(1876)，绥远将军善庆等仍称，归化城土默特蒙古族向以耕牧为生，“国初时各有户口地亩得食屯租，该旗发兵等籍资养赡，迄今二百余年，汉民租垦寄居蒙地”⑨。贻谷也称，该地区“所有官兵各分世产，皆不善自经营，任客民寄居，或建筑田庐，或开设铺户”[25](181)。清末，在清廷放垦蒙地政策以及内地自然灾害的推动下，又有大量的汉民涌入归绥地区。⑩1921年平绥铁路通车后(11)，便利的交通更促进了汉民的迁入。这些人开始属于流动人口，经年之后，生活有了根基，便定居下来。 明末以至清康乾年间于归绥地区掀起扩旧增新、大建召庙之风。蒙古王公招徕山、陕等地的大批工匠和农民前来兴修召庙。乾隆初年建绥远城时，内地汉民“因归化城兴此巨工(绥远城)，闻风攒集”(12)。而负责工程事务及修城匠人首先在归化城招选，“不够可在山西招选”(13)。 清准战争开始后，以晋商为主的大量汉商进入塞外开展随军贸易。“塞上商贾，多宣化、大同、朔平三府人，甘劳瘁，耐风寒，以其沿边居处，素习土著故也。其筑城驻兵处，则建室集货。行营迭剿，时也尾随前进。”[26](卷5·行国风土记)战后，晋商利用在随军贸易中积累的人脉以及长城内外的和平局面，扩大了塞外贸易的规模和范围。雍正六年(1728)，山西巡抚石磷称：“自我朝定鼎，中外一统，口外归化城即为贸易之所，商民往来，交易日盛。”[27](6148)如山西左云，“土著之民合伙贸易于邑城者甚少，大半皆往归化城，开设生理或寻人之铺以贸易，往往二三年不归……且有以贸易迁居大半，与蒙古人通交结，其利甚厚，故乐于去故乡而适他邑也”(14)。内地其他地方的人，也有迁往归化城经商的。[27](6191) 那么，这些以各种原因迁入归绥地区的汉民究竟有多少？在目前所能见到的相关史料中，大多是一些描述性的记录，缺少准确的数字。如雍正年间，“晋省边外归化城地方，五方杂处，商民辐辏，城外店铺居民烟火万家，且膏腴沃野，地宜忝谷，种田之人不下数万”[28](477)。乾隆四年(1739)，绥远城左翼副都统甘国璧称：“绥远城一带为备边重地，兵民商贾不下五六十万。”(15)七年(1742)，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等称：“数十年以来民人聚集归化城贸易，并携眷在各村与蒙古杂处种地者四五十万。”[23](69-70)十九年(1754)，归化城一带，“蒙古内地民人错杂居住，不下数十万户”(16)。嘉庆年间，归化城的“内地民人生齿日繁，出口谋生者益复加增，即原先出口之人，亦滋息日多”[29](85)。到嘉庆二十五年(1820)始有明确的数字，即归化城六厅人数为120 776人。[30]光绪十年(1884)，归绥“各厅民户，何止烟火万家”，“士农工商数十万户”[31](244、246)。二十二年(1896)，归化城厅“五路除召庙、衙署、公所空房空门蒙古不计人口外”，所有铺户居民人等男女大小共27 288口，四乡男女共76 575口。[32](374)1915年，归化城商埠地有“居民约万余户，商家三千余户”[331(10-11)。1923年，归化城一带的人口约有七万至八万名，“山西省人烟稠密之地，殆以此为首”[34](84)。 山西移民从明嘉靖初年以来不断地迁入归绥地区，其人数累计起来，应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35](79-80)他们构成了当地汉族居民的主体。“绥远(包括归化地区)汉族约占十分之六，多来自山西、河北、山东、陕西、甘肃等省，多于有清中叶移来，山西人数居各省之首。”(17)可见，包括归绥在内的绥远地区的汉族人最初大都来自山西，而其中“尤以晋北各州县为繁，惟绥西五原、临河、安北各县局，则颇多陕西、河北两省籍者，其他各县，几全为晋民。盖以壤地相接，移垦便利，故人民辐辏云集，俨然成聚”[36](4)。归绥地区乃至绥远省的汉族移民以山西移民为多数，是由于“壤地相接”，在直晋秦三边“惟土默特横亘其中”[25](362)。这样的地理位置使在塞外而言社会经济颇为发达的归绥地区成为大量晋民的迁入地。与山西省毗连的其他省份，均为文化较高、人口过剩之区区，只有北邻绥远，“原为一未尽开辟之地……一变为山西人口之倾泻地”[37]。如和林格尔的汉民多为忻州、代州、祁县、太谷、阳曲、大同、左云、平鲁等县的移民。[38](卷33·艺文上)清水河厅的汉民也多来自内地，“而附近边墙偏关、平鲁二县人为尤多”[39](卷·16风俗篇)。内地其他省份的人也有迁来归绥地区的，但数量较少。 以上主要考察了明末以来归绥地区的汉族移民特征，其实，同期迁入该地区的回民也有不少来自山西。乾隆初年绥远城建成后，城中的驻军及其家属以山西右玉迁来的满族占多数。 二 当我们了解明末以来归绥地区的汉族移民特征之后，其汉语方言的语源问题就清楚了。归绥乃至绥远地区从明末以来一直是晋北移民的迁入地。因晋北移民迁入最早，人数最多，所以其汉语方言即“由晋北各县融化而成者也”[40](101)。绥远省各县的汉人，“其始均属寄民，迨后渐变而为土著，所操语言虽历年久远，其音调仍多含有原籍地方之成分。口外旧为五厅，即归、萨、托、和、清是也。今稽其城乡大户历世较久者，则多为晋北各地人最初占籍之户。故其语言虽略有不同，而大体不出晋北各州县之范围。清时归化城，即今归绥县治，昔为归绥道驻所，城内居民五方杂处，语言与各厅特异，自成一种土语。而发音轻缓，酷似大同。据故老相传，城内商民最先至者，为大同籍，礼俗亦多相近。理或然欤。乡间则以忻、代两籍为主。盖居城者，其初多以商来；在乡者，则皆以农至焉……绎其语音，殆合绥与左云、右玉之方言而构成者……综论本省之语言，就其大体言之，归绥城内完全以大同为主干”[36](98)。20世纪30年代的实地调查也表明，归绥县的汉人多由山西徙来，“在乡村者，普通皆为山西口语。至近年来，因地理关系，渐变为一种本地口语，字音多有转变，声腔亦洪细不清，居然另成一种方言。在县治内，因系省会所在，各方人士居留迁徙不绝，言语随之亦极复杂”[40](142)。正因为归绥地区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山西移民的迁入有密切关系，所以在现代方言区划中，把呼和浩特汉语方言归入晋语(18)张呼片。这种源于晋北方言的本地方言，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此地话”。 为什么这些晋北的移民在迁居新地之后，其语言“仍多含有原籍地方之成分”呢？周振鹤等人认为如果新地和旧地方言至今仍然面貌相似，那么至少要具备下述条件之：一是移民的历史不太长；二是移民和旧地的联系未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1](25)考诸归绥地区的情况，也有这两方面的原因。山西移民进入归绥地区的时间，若从明嘉靖初年算起，至民国时期，有四百余年；若从康熙中期大量汉民移居归化城一带算起，至民国时期，历时二百多年。他们移居归绥的历史不算太长，与原居地也一直有联系。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先前投靠俺答部的山西崞县人石枚，在四十年(1561)又“投过南朝去了”(19)。而清代迁入归绥地区的内地移民“系春出冬归”[20](161-162)，犹如候鸟。如乾隆四年(1739)，内地汉民“每年春深出口播种，秋收后多有尽其所获售卖银钱携归”(20)。至二十二年(1757)，归化城一带垦种蒙古土地的山、陕近边穷民，“向于春夏秋三季，在彼佣工趁食，秋末冬初或散归内地原籍，或分往各处寄食”(21)。山西忻州人赴归绥地区“谋生开垦，春季载耒耜而往，秋收盈橐囊而还”[22](卷8·风俗物产附)。受清廷对蒙封禁政策的影响，山西汉民长期保持着雁行的特点，这也使他们长期与原居地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康熙年间的大量移民，使归化城“商民辐辏，贸易耕种渐成土著。非设有专员难于周理”[20](161-162)。于是，雍正元年(1723)，清廷设立归化城厅管理汉民，但这些汉民的户籍仍在原籍，故而被称为“寄民”或“客民”。直至民国年间，山西移民仍保持其雁行特点。如1924年，他们结伙出口，“恒于赚得钱后，而稍闲时，仍回家居住”[41](498)。此外，他们在遇到天灾时，往往选择返回原籍。如1929年，山西移民因归绥等地连年大旱，大多返回原籍避难，时称“回关南”，有同名二人台《回关南》传世。[42](125) 其实，归绥地区的汉语方言带有颇浓的山西话味道，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其他重要原因。移民远离原居地来到新地后，仍然聚居在一起，如果他们原有的文化传统与迁入地的文化特点格格不入，语言也大相径庭，那么移民就有可能保持原有的语言或方言。[1](25)晋民原有的文化传统与迁入地——归绥地区原住民蒙古族的文化反差较大，汉语与蒙语的反差更大，他们保持了原有的语言。同时，随着汉族移民增多，特别是由于同一祖籍地人口的集群移入，在草原上逐渐形成一个个独立于蒙旗组织的汉族小群体、小村庄、小街镇。如此化城东的白塔村原是蒙古人的户口地，该村的汉民多是寿阳，宁武和忻县的山西移民，内聚性很强在蒙、汉民族间的私斗中，该村中的蒙古族人败逃，至民国时期仅剩4户蒙古人。[43](711-740)他们在内部可自由地使用汉语，保持传统的文化礼仪，在塞外重建其原有的社会秩序。这样，汉族移民完全可以在本族内部进行各种经济社会交换，学习蒙古语言文化的迫切性、必要性弱化。同时，由于汉民人数不断上升，使这种弱化趋势持续下去。[44]随着汉民在人数上绝对优势地位的形成，他们“反客为主”，保有了原有的语言，没有让最初迁入时学说蒙语的情形继续下去。 三 移民特征与方言演化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为移民的原方言在新居地演变成新方言。[1](25)确实，归绥方言与晋北方言并不完全相同，它“自成一种土语”。这是因为，大批山西汉族移民固然对归绥地区方言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回族、满族移民以及原住民蒙古族，也对其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即与原居地分离的山西移民的方言在新的语言环境中的自然演化，受到蒙语、满语及回民话的影响，在其原有语言中融入了这些民族的大量语汇，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方言——此地话，呈现出与晋方言不同的面貌，也就是说，此地话与山西方言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对蒙语、满语、回民话词语的吸收。早在乾隆六年(1741)，归绥地区“蒙古民人杂处，错居者不下数十余万户”(22)。二十六年(1761)，山西布政使宋邦绥也称，“归化绥远二城地居边疆，汉夷杂处”(23)。同年，山西巡抚鄂弼称，归绥地区“内地民人逐渐居住耕种，今与蒙古错杂而处、历年既久，村落遂与内地郡县无异”(24)。光绪元年(1875)，绥远将军善庆等仍称，归化城“蒙汉回民杂处，商贾云屯”(25)。蒙、汉、满、回等民族杂居，使各民族间有了全面而深刻的接触，为归绥汉语方言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空间条件。多借用蒙语词是呼和浩特汉语方言词汇的一个主要特点。[45](21)“绥地蒙汉杂处，汉语中亦有羼入蒙言的。”[36](110)如谓人之忠实者为恼木汉，窃盗为忽拉盖，等等。此地话中也有许多满语借词。如噶杀，满语原指“敏捷”，后来指“把一切吃的东西统统拾掇干净”，有“包圆”之意。[46](218)此地话借用的回语词也不少。如在归绥城内由中部而北，汉语中夹杂有近一半的回族语汇，“而南部则带乡音为多。同城之语，南北各殊”。如谓好心为好辇田，施舍为出散。“又回语呼月音如原、故归绥县城内汉民亦呼月亮、月饼、坐月子概为去声。此外如某月、月报、月食一切用语，则均用本字矣。此则因习染而来者也。”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归绥县城北部多为回民所居，相习年深，汉人语言亦往往以回语代之，久之遂成惯语”[36](116-112)。 移民史可用来解释方言的部分成因，反过来方言现象也可为移民史提供佐证，两者的关系极其密切。受移民数量的多寡、迁徙过程的长短、迁徙距离的远近、新居地和原居地联络的疏密、移民和土著文化的差异等因素的影响，这二者的关系还要复杂得多。周振鹤等人称移民的原方言在新居地演变成新方言，这种情形的产生是因为移民带来的方言在新地扎根，与原居地的方言隔离，演变较慢，留在原居地的方言反而发展较快，久而久之成为两种差异较大的方言。[1](15-26)而归绥方言的演化情况恰恰相反，即归绥的方言受其多民族聚居环境的影响发展较快，而成一种新方言。以晋北人为主的汉族移民，在明末、清康雍乾以及光绪时期较大规模地迁入归绥地区，由于他们在新居地的寄民身份以及归绥与晋北在地理上之毗邻关系，使他们与原居地的联络较为密切。如晋籍商人把原居地的货物贩运至归绥城、考生回原籍参加科举考试、新居地遇到灾难后返回原籍等等。受其移民特征影响，归绥汉语方言仍属于晋语，但又区别于山西本部的晋语，具有民族特点、地区特点。绥远“省境与晋地相接，住民亦多晋籍，所列方言间有与晋语从同者。要以省民承用已久，亦或言是而意非，字同而音异”[36](113)。通过以上对归绥此地话形成过程的考察，可以发现，归绥汉族移民以晋方言为其语源，在多民族杂居的环境中，对蒙语、满语以及回族语言在语音、词汇、语法诸方面多有借用融合，发展较快，“居然另成一种方言”[40](142)。这是一种以晋方言为基本特征，并具有多民族语言融合特点的新方言。其演化情况表明，在边疆地区多民族聚居的环境中，汉族移民的语言受其他民族语言化的影响，不断融合与构建的特征。 注释： ①相关研究有：明湖《呼和浩特方言说略》，《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刘文秀《呼和浩特方言辨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乔全生《晋方言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0年；乔全生《晋方言研究：第三届晋方言国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西出版集团·希望出版社，2008年。 ②在这条题记中，已脱落或漫漶的字用□，尚有字迹可寻而不能确定的字注在[]内，原来错别字加注正字在()内。 ③(19)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蒙古史论文选集》(第2辑)，呼和浩特市蒙古语文历史学会编印，1983年。 ④⑤⑦荣祥《呼和浩特市沿革纪要》，土左旗文化局编辑，1981年。 ⑥(15)(20)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以下此类档案仅标“录副”二字，不另详注)，乾隆四年正月十二日绥远城左翼副都统甘国璧奏为预筹归化绥远托克托三城积贮事，档号：03-0736-0001，缩微号：049-1146。 ⑧录副，乾隆二十七年九月初三日山西巡抚明德奏请于归化城添建仓廒以裕积贮事，03-0753-020,050-2063。 ⑨录副，绪二年八月初七日绥远城将军善庆、归化城副都统奎英奏为土默特台站经费不敷应用请援案提借银两事，03-6595-011，497-2915。 ⑩录副，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三日山西巡抚宝棻奏为晋省归化等处游民菌集请饬直隶总督转饬地方官分别防范截留事，03-6041-082，451-3455。 (11)目前，在历史文献中关于平绥铁路通至归绥城的时间，就笔者所见有三种说法：其一，民国八年说(傅焕光《绥远》，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印刷，1936年，第6页)；其二，民国十年说(《绥远通志稿》第十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页)；其三，民国十一年说(孟实春《绥远论》，《西北向导》1936年第10期，第13页)。因没有更有力的史料轻易肯定或否定哪一种说法，所以笔者在此暂采用目前流传最广的“民国十年”说。 (12)录副，乾隆四年六月二十二日建威将军王常、办理绥远城工程事务大臣王山奏请增加绥远城工商运工价并令王山回京事，03-0517-009，036-0378。 (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月折包，0755-0062，017-1193。 (14)转引自卢明辉《清代北部边疆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4年。 (16)录副，乾隆十九年十月九日山西布政使多伦奏为归化城等处请设巡检事，03-0051-025，003-0572。 (17)廖兆骏《绥远志略》(南京正中书局印行，1937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中国边疆史志集成·内蒙古史志》。 (18)晋语是指山西省及毗连地区有入声的方言。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以下此类档案仅标“朱批”二字，不另详注)，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山西巡抚塔永宁奏为办理归化城聚集求食穷民事，04-01-02-0046-013，04-01-02-002-0884。 (22)朱批，乾隆六年山西巡抚喀尔吉善、绥远城建威将军补熙奏请归化城地方添设巡道一员等事，04-01-12-0022-017，04-01-12-004-2033。 (23)录副，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七日山西布政使宋邦绥奏请归绥道移驻事，03-0052-033，003-0730。 (24)录副，乾隆二十五年八月七日，山西巡抚鄂弼奏定口外七厅官制事，03-0052-011。 (25)录副，光绪元年十二月十二日绥远城将军善庆、山西巡抚鲍源深奏为陈明边外兵勇一时实难减撤事，035749-030，433-0090。 参考文献： [1]周振鹤，等.方言与中国文化(修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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