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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要素分析:时段·区域·主题 “历史人文地理”这一学科门类的形成,受中国地理学界照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二分法的直接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受到长期压抑的人文地理学迎来新生,人文地理学界亦将历史地理学视为主要研究内容和分支学科之一①。在此时代背景下,谭其骧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期发出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倡议②。 如果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地理学在时间维度上的回溯,那么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现状就是衡量历史人文地理学的标尺。在哲学思潮及GIS和空间分析技术手段的介入下,人文地理学“连续不断地朝多元化发展,这种趋势今天仍在继续”③。上述变化的光芒映射到历史地理学领域,众多潜在的学术命题将随之呈现。当然,守正出奇是一切学术发展的不二法门,理论和技术手段翻新的速度不应超过解决实际问题的适用度。通常,经济(包括农业、工业等)、政治、社会文化、城市、人口、民族等被视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常规要素。依此类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对象的要素构成也大致如此。 中国历史地理学植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沿革地理,其研究对象大都着眼于中国历史上的地理现象,而以文献考据为核心的研究方法是无从改易的必由路径。当然,国内历史地理学界针对人文地理问题的探讨不是漫无规律的“无主题变奏”。在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倡议发出后又经过约10年的发展,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中国历史人文地理》④成书。该书从疆域、政区、城市(都城单辟一章,并涉及到交通)、人口、经济(农业、工矿业、商业)、文化景观等角度对中国历史人文地理进行了知识结构的梳理。该书仍低调地认为“目前我国对历史人文地理的研究还只能说处于起步阶段”⑤。如今,又一个10年过去,整理此间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梳理其发展脉络,对于该学科门类的继续“起步”抑或进阶“腾飞”无疑能提供有价值的镜鉴。 对某一时段(通常以朝代为限,间或数朝并称,如隋唐、明清之类)某一区域内某一地理要素的研究,是既往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惯常路数。这一路数在过去的10年中得以延续,形成一种简便易行的常规研究。借鉴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观考量国内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不难发现,成果频出的历史人文地理学领域早已摆脱前科学,处于相对稳定的常规科学阶段。从研究经费、机构建制、身份认同、方法论和技术手段等角度对国内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进行分析,固然可以呈现其本真面目及其在学科发展历程上的时代特征,但这一命题绝非本文所能担当的。历史人文地理领域内有影响的学者及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⑥中得到了完整呈现。该书虽出版有年,且搜罗对象的时间下限截止于2004年,但书中整理出来的历史人文地理学者及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成果,迄今没有本质的变化。在该书长达510页的篇幅中,历史人文地理的内容占了约42%,而历史自然地理仅占约16%,前者是后者的2·6倍,足见历史人文地理在中国历史地理学中的优势地位。这一优势地位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学术窗口———《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和《历史地理》集刊中得到充分体现。因此,本文对2001-2010年间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搜罗及评述,主要以此间上述两刊物发表的成果为对象,兼及其它刊物。鉴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成果在《中国史研究动态》历年刊发的研究动态中也有较全面的概括,本文没有必要叠床架屋。尚需申明的是, 2001-2010年间出版的论著大多是多年研究成果的积淀,而且研究成果的发表有其滞后性。以此间著作为对象做出的分析判断,只要是合乎逻辑,也将适合评价此前或以后一段时期内的历史地理学发展态势。 梳理清末至2003年底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历程可知,“各个分支领域的理论进展是不平衡的,现有成果以历史人文地理居多,历史自然地理领域少见;即使是历史人文地理领域也不是铁板一块,像历史交通地理、历史军事地理、历史语言地理、历史宗教地理、历史地名学、历史地理典籍研究等分支领域至今尚无系统的理论阐述,即使有了探讨也不等于已把所有问题解决,有待学者、同行们继续探讨”⑦。这一总体评价用于2001-2010年间的历史地理学仍大体合适。历史人文地理研究领域内的各分支,仍存在热点与冷门之分。但无论是热点还是冷门,绝大多数成果都是在时段·区域·主题三要素论指导下完成的。通过梳理不难发现,这一时期中国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具备如下特征: 1.从时段上看,以王朝体系断代者居多 大多数研究成果喜欢用“唐代”、“明清”等王朝的断代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时间断限,如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均以王朝断代做出卷次分工。少数虽采用公元纪年断代,但实质上仍可纳入王朝体系,如《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⑧实际上就是以明代至中华民国为研究断限。当然,“近X年以来”、“X世纪X年代”或“X世纪以来”的公元纪年时间断限也间或有之。可以说,以王朝体系进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断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特色。这一特色恰恰是中国古代历史王朝长期更迭的体现,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包括疆域、政区等),因其研究对象直接受王朝更迭的影响,以王朝体系断代作为研究对象的时间断限是最佳的处理方式。 在特殊的政治时期,有人曾提出要打破历史撰述中的封建王朝体系。翦伯赞在批评这一做法的同时也承认“有些历史问题或事件,从它的一个片断或段落,不容易看出它的发展过程,拉长一点看,就可以看出它的来龙去脉”⑨。但是,拉长时间断限不等于王朝体系的叠加或并列(如隋唐、五代十国、明清等)。王朝体系在历史叙事中的弊端,在经济史、民族史、社会史等领域愈发呈现,打破王朝体系的叙事方式,从中国经济、民族、社会等问题的自身特点和内在规律出发加以探讨,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就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而言,经济、民族、社会、文化、交通等诸主题的地域变迁,未必与王朝更迭具有同步性。以农作物为例,本土或域外农作物在中国的传播,显然不以王朝体系为限。《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⑩等研究打破王朝体系的局限,从长时段揭示完整的空间过程,显然是值得提倡的研究思路。经济格局的成型、人口与民族的流动、文化的传播等等人文地理现象的渐进与突变,并不取决于朝代更迭。仅仅凭借王朝体系截取某一历史断面加以研究,恐无法揭示人文地理现象的完整时空过程。 2.从地域上看,过去10年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地域界定多限于人文区域,以自然地理区域为研究对象地域界定的研究成果较少 地理学的核心话语就是空间、地点、区域。地域的划分,最常见的就是自然地理区划和人文地理区划。这些区划可针对某一要素,也可针对综合要素。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更多的是着眼于政区。古代中国政区一般情况下都是打破自然地理区划界限。但某些人文地理要素的分布和地域变迁往往受自然地理条件的直接制约,如语言、风俗、农作物等。这样,以政区为地域范围就打破了上述诸人文地理要素的有机性和完整性。此外,不少研究是以当今政区(尤其是山东、陕西等省级政区)为地域界限,这种做法未免有些“削足适履”。尤其是社会、文化等具有跨政区属性,受自然地理制约较大的人文地理现象,截取某一历史政区研究则有失妥当,更何况又用当今政区加以裁剪。以自然地理区域为研究对象地域界定的成果11,因为研究对象地域结构的相对稳定,自然可以避免行政区划变动不居带来的羁绊。 此外,对于中原地区历史人文地理现象的研究,在地域属性问题上显然要比边疆地区更容易处理一些。目前中国的疆域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积淀,历史时期内边疆地区的变动本来就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传统命题。由于自然地理单元的完整性,以及经济文化类型的同质化,涉及边疆地区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也不应以当今的疆域为界限。尊重历史发展的本真面目,实事求是———这是历史地理学在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巨著时就已形成的珍贵学术精神。 以今天中国的版图为地域界限,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对象的地域属性就有国内、国外之别。就历史时期的人文地理要素而言,跨越当今国境的地理变迁无疑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生在蒙古高原、中亚地区及越南、朝鲜等与中国毗邻或接壤地区的国界变动、人口迁徙、民族变迁、军事活动,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均可以找到其对应位置。不过,边疆史地研究者似乎比历史地理学界更关注这一问题,其实历史地理学在《禹贡》半月刊创刊时期就以疆域和民族为主要关注点。只不过,这一研究在学术视界、资料搜集、语言工具及经费需求上的难度,限制了其在历史地理学界的展开。 3.从主题上看,在某一时段、某一地域范围内择取某一地理人文要素进行研究是目前学界惯常 采用的研究套路这一操作路数的便捷性,在众多论著和学位论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从学理上的可行性上加以审视,未免有些问题。人文地理学研究的要义之一就是人地关系,这使得任何一项人文地理研究成果,都不能忽视自然地理要素在人文地理要素变迁中的基础性作用。在论文中仅以绪论部分少数篇幅简单罗列自然地理环境,恐怕难以阐发人地关系的本质所在。即便是人文地理要素之间,其有机联系和互动关系也无法割裂。以人口地理为例,人口的分布和迁徙,很多情况就是应对自然变化(尤其是自然灾害)的能动反应。而人口的流动方向,又与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经济地理状况有着密切关联。人口的移动,又改变了文化地理状况,塑造出新的自然地理景观。仅仅局限于单一地理要素的分布与变迁,恐怕还是地理学的初级阶段而非学科前沿。目前学界业已意识到这一问题,开始着手人口与文化12、政区与人口13等人文地理要素互动研究。我们期待更多的人文地理要素多元化研究。 4.从理论方法上看,大多数对人文地理主题的历史探讨,都试图构建专属自身并区别于它者的理论体系和学科框架 在过去10年中,研究者就历史城市地理14、历史社会地理15、历史文化地理16、历史民族地理17、历史交通地理18、历史哲学地理19、历史学术地理20、历史边疆地理21、历史商业地理22等研究领域都提出了见解。上述研究成果的推出,肯定有助于促进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繁荣。其中,那些从具备深厚研究实践,并从基本命题出发,去厘清基本概念的论著更富有探索精神和理论价值。例如,对行政区划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的探析,无疑有助于加深对历史政区地理的认识23。学科体系的合理构建,有赖于对基本概念进行合乎逻辑、遵循史实的界定。以历史政区地理为例,对清代“省”、“十八省”、“统部”等基本概念进行探讨24的学术价值,显然大于对历史政区地理学科体系的空泛论述。 二 学科互涉,知识共享 当代西方历史地理学的领军人物阿兰·贝克(Alan R. H. Baker)认为“没有必要为历史地理学划定归其所属的‘领域’,也没有必要为此举寻找逻辑上的正当理由。没有专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专题或区域;更确切地说,历史地理学与历史(和史前)研究共享其调查的方法,同时与地理学研究共享其调查的问题。因而,历史地理学的任一编纂(甚或讨论)通常应基于地理学话语,地理学和历史学是视角;它们是观察世界的不同方式。地理学和历史学没有不同的主题内容,因此,基于这一认识,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并进而指出历史学和地理学“为共享问题和专题提供了互补的途径”25。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上述西方的“药方”是否适合诊治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病症”,通过对过去10年历史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梳理,我们仍不难发现这一领域实际上已经呈现出学科互涉,知识共享的特征。 疆域和政区是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传统领域,但这一领域从来就有政治(制度史)密切关注并参与其中。单从由公认的历史地理学者完成的《中国人口史》、《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等书的书名本身来看,已经彰显出上述研究的史学底蕴。而对历史边疆地理的研究,又是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为代表的史学家的固有兴趣。历史城市地理探讨的命题,又与城市史、经济史、考古学等有着很大范围的重合。可以说,历史城市是城市史与历史地理学共同关注的对象,两者的研究问题意识、学术理路日趋同质化。而历史经济地理对部门经济要素的分布、经济区域的划分,也是目前经济史研究的常规课题。同理,历史民族地理与民族史、历史文学地理与文学史、历史社会地理与社会史无论在研究对象还是技术手段上都有颇多重合之处历史地理学研究者在上述领域内完成的论著,并不忌讳以“XX史”命名,而历史地理学界参与史学界的学术活动,申请史学学位,更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史学界参与历史地理学界的学术活动,也不存在交流上的障碍。可以说,没有一种研究命题、手段是历史人文地理特有的。 不过,与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学的联姻关系相比,它与人文地理学(乃至整个地理学)的联系却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密切。地理学界即便从时间维度进行研究,也似乎不愿意承认自己从事的是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仿佛因此损害了自己的科学性和学科属性。例如,有研究就乾隆中期以来山东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进行分析26,但研究者却不宣称其历史地理学色彩,正如众多自然科学工作者研究历史气候却不承认自己是历史自然地理研究者一样。虽然如此,对历史资料的数据化处理,对数学模型的应用却是一般历史地理研究者无法从容担当的。历史人文地理要想与人文地理学联姻并成为知识共享的学科领域,未免不是前途难料的事情。 三 发展动力:填空意识·新史料·技术手段 在反对低水平重复创作,主张科技创新的当今学界,推动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前进的直接动力,恐怕就是填补学术空白的“填空意识”。按照时段、区域、主题三要素的搭配,在历史久远,地域辽阔的中国,想寻找没有人系统研究的学术空白,并不是一件难事。即便是研究相对充分的历史政区地理,也可以将研究时段、区域细化,得出前人忽略的新见。所以,类似于《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27、《秦代政区地理》28、《孙吴政区地理》29性质的研究又可顺势衍生出《五代十国疆域与政区研究》、《晋代政区地理》、《曹魏政区地理》等尚未填补的学术命题。本文绝无唐突上述研究的意图,实际上,类似于对港口城市与腹地互动及其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关系的探讨,在立意上显然高于一般的历史城市地理或历史经济地理30,是学界欢迎的佳作。但问题在于,随着一个又一个“具有填补学术空白意义”的研究成果的完成,中国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在做完了有预设标准答案的“填空题”之后,是不是该考虑着手解决没有预设目标的“论述题”呢?这或许意味着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定要经历危机并做出应对,在经历变革后形成新的常规科学。 由于中国历史地理学植根于深厚的史学土壤,故而史料的新发现也就成为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走向深入,推陈出新的新动力。随着“三重证据法”的推广,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在资料搜集方面已有意识地从史书上之材料、一般考古资料延伸到有字的考古资料。近年来出土或发现的里耶竹简、张家山汉简、荆州松柏木牍、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等“第三重证据”中携载的人文地理信息得以重见天日,大大推进了对历史政区、疆域地理和历史地名学研究31。上述史料的发现,为历史疆域、政区地理等“旧命题”注入了新活力。由于以“搅局者”身份出现的第三重证据的介入而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对历史政区地理等传统命题而言与其是冲击,不如说是发展的新契机。地图是地理信息的图形表达,古旧地图则是记载历史地理信息的重要载体。古地图的发现有助于加深对历史政区、交通、地名等人文地理现象的认识。例如,有研究利用英国国家档案馆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原始地图,细化和丰富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32,弥补了文字史料的不足。 当然,新史料的发掘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试图在清华简中发现《尚书·禹贡》,重建先秦人文地理格局是不现实的。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推进不可能全盘冀望于此。如果说“讲究研究手段,运用逻辑思维,推断变迁的可能趋向,并以已知的其它史实来证明你所推断的趋向是最可能事件,是在目前条件下复原政区面貌的唯一最佳的选择”33,那么,复原其它人文地理面貌的最佳选择也无外乎此。传统考据方法在历史疆域政区地理研究中仍旧焕发着生命力,对秦三十六郡、孙吴政区地理的探究可以看出朴学余韵。可以预见,在多部正在进行的区域历史地图集编绘中,其成功的前提仍将是对地名、边界的精详考证。 疆域与政区是对历史地理研究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传统课题,近年来越来越多受到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的影响,其代表性成果为复旦大学与哈佛大学联合研制的HGIS。我们期望随着科研力量和资金的投入,更高版本的CHGIS能尽早问世。此举提供的工作平台和数据支持34,无疑为GIS技术在历史人文地理其它领域的应用提供了便利。目前,已有研究着手整理并尝试将GIS应用于历史地理学其它领域35,而国外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实践则是更为超前,已有较为成熟的案例可资借鉴36。 说到技术手段,有必要提及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中的地图绘制问题。如果说“我们常常能根据人们在地图上表现的有效程度,来判断其工作的地理质量”37,而且我们承认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那么,完全有理由通过地图绘制技术手段的应用程度来衡量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学术水准。在地理学领域,“如果他的问题根本不可能用地图来研究———通常是以几种地图作比较,那么他的研究是否属于地理学领域以内,这就值得怀疑了”38。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地图绘制技术手段的普及与提升也有助于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发展。可是,通过对《历史地理》集刊从创刊至2010年第24辑中图片利用程度的分析,不难发现在既往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对地图手段的利用并无本质的提升,甚至说还有倒退的趋势(参见图1)。这一判断也基本适合对过去10年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评价。可以预见的是,提高地图(以历史地图为主,包括必要的现状图)、卫星影像、古地图、照片以及曲线图、柱状图在研究实践中应用的数量和质量,必将大幅度提高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学术水准。 四 前景展望:回归区域,走向综合 已有研究系统探讨了历史地理学界最近30年的研究进展、特点及其可能的发展趋向,并从学科组织系统、学界动态反应、学术研究功能等问题入手,提出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发展方向39。该研究显然也将历史人文地理涵盖在内,其真知灼见不劳重复。在此,仅从地理学的学科性质出发,着眼于综合性和地域性两大特点,就历史人文地理研究的可能趋向加以判断。 地学前辈林超在论述地理学的性质时指出,区域的概念是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区域地理是地理学的核心。同时,地理学是综合性的科学,既有两个成分的初级综合,又有自然的与人文的成分的更高级综合40。在其与杨吾扬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卷》撰写的具有统领意义的“地理学”词条中,又明确指出综合性、区域性、动态性是地理学的研究特点41。地理学动态性的彰显,便为历史地理学学科的形成提供了合理性。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在时间维度上的延伸,也以综合性、区域性为研究特点是经得起学理推敲的。如果我们承认历史人文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那么,该研究也应服从和服务于综合性、区域性的地理学性质的内在约束。 国内学界对区域历史地理的探讨由来已久,并不是今日才揭示出的全新研究课题42。近10年来,出现了以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43、泛珠三角区域44、丹江口水库区域45、汉水上游46、绍兴47、宁夏48、台湾49、竹堑地区50为对象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不是对自然地理、人口地理、经济地理等地理要素分门别类地简单罗列,而应是对内在机制的有机探讨。从现有成果看,周振鹤对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的梳理富有启发意义51,只不过真正有明确理论指导并付诸实践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并不多见。这样,在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中,“以往的研内容主要集中于对单个横剖面内的某个地理要素的复原和分析,如对某一时代的城市,或交通,或人口,或农业,或行政区的研究。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自然、人文要素间相互作用及变化过程的总体认识。又由于受现代地理学二元论思想的影响,区域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也被人为地划分为历史自然地理与历史人文地理两大块,将统一的地理对象割裂为互不相联的两部分”52。如何避免这一缺失,已有研究以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为例展开了探索53,又有研究从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间的影响出发,探讨了明清江南地区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54、环境演化与上海港港口变迁55等问题。 在西方历史地理学界,区域被视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而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天生具有涵盖诸地理要素的综合性。在当代地理学看来,“地理学研究事物,不是作为特殊的现象,孤立的现象去研究,而是从总的特征去研究,特点注重各种成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关系。……区域地理的研究,……都是高级的综合,是地理学的特殊领域和地理学研究的总结”56。可见,在单个人文地理要素的历史研究基础上再前进一步,也就是具备区域性和综合性的区域历史地理。展望未来,相信“通过对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深入研究,必将推动历史地理学的飞跃发展,同时也将为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做出重要贡献”57。人地关系是人文地理研究的内核,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历史人文地理研究会在历史地理学话语体系中发出更为清晰有力的声音。 (本研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0871087)、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新时期经费资助) 注释 ①李旭旦:《人文地理学导言》,李旭旦主编:《人文地理学概说》,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85年,第1-22页。 ②谭其骧:《积极开展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1年第1期,第30-33页。 ③唐晓峰:《人文地理学理论的多元性》,《人文地理学随笔》,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第230页。 ④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年。 ⑤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年,第7页。 ⑥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年。 ⑦华林甫:《中国历史地理学•综述》,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年,第67-68页。 ⑧王社教主编:《黄土高原地区乡村地理研究(1368-1949)》,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9年。 ⑨翦伯赞:《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0年,第29页。 ⑩韩茂莉:《近五百年来玉米在中国境内的传播》,《中国文化研究》, 2007年第1期,第44-56页。 11例如蓝勇《明清美洲农作物引进对亚热带山地结构性贫困形成的影响》(《中国农史》, 2001年第4期)、韩茂莉《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年)。 12葛剑雄、安介生:《四海同根:移民与中国传统文化》,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年。 13胡阿祥:《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9年;毋有江:《天兴元年徙民北魏初年的行政区划》,《历史研究》, 2007年第5期,第66-75页。 14严艳、吴宏岐:《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与研究内容》,《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2期,第56-63页;朱士光:《中国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建设刍议》,《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9年第2期,第308-312页;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15王振忠:《历史社会地理研究刍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5年第4辑,第5-14页;吴宏岐、王洪瑞:《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3期,第89-94页。 16蓝勇:《对中国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思考》,《学术研究》, 2002年第1期,第87-90页。 17安介生:《略论中国历史民族地理学》,《历史地理》(第20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 18王文君:《略论历史交通地理的理论和方法》,《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4期,第187页。 19蒋有亮:《历史地理学刍议及建构历史哲学地理的设想》,《理论界》, 2009年第11期,第80-82页。 20夏增民:《历史学术地理刍议———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学术地理研究为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年第6期,第73-78页。 21杨煜达:《历史边疆地理:学科发展与现实关怀》,《学习与探索》, 2006年第6期,第154-157页。 22张萍:《地域环境与市场空间———明清陕西区域市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6年。 23周振鹤:《行政区划史研究的基本概念与学术用语刍议》,《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3期,第31-36页。 24侯杨方:《清代十八省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0年第3辑,第17-28页。 25Baker, Alan H. R., Geography and History: Bridging the Divid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p•36. 26王茂军:《中国沿海典型省份城市体系演化过程分析:以山东为例》,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9年。 27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增订本)》, (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5年。 28后晓荣:《秦代政区地理》,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29陈健梅:《孙吴政区地理》, (长沙)岳麓书社, 2008年。 30吴松弟:《中国百年经济拼图———港口城市及其腹地与中国现代化》,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年;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编著:《港口—腹地和中国现代化进程》, (济南)齐鲁书社, 2005年。 31代表性成果有周振鹤《秦代洞庭、苍梧两郡悬想》(《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5期)、陈伟《秦苍梧、洞庭二郡刍论》(《历史研究》, 2003年第5期)、周宏伟《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过洞庭郡吗?》(《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3年第3期)、王焕林《里耶秦简释地》(《社会科学战线》, 2004年第3期)、晏昌贵、钟炜《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6年第4辑)、李炳泉《松柏一号墓35号木牍与西汉南郡属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10年第4辑)、袁延胜《荆州松柏木牍所见西汉南郡的历史地理问题》(《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9年第3辑)、晏昌贵《张家山汉简释地六则》(《江汉考古》, 2005年第2期)等。 32华林甫:《英藏清军镇压早期太平天国地图考释》,《历史研究》, 2003年第2期,第66-77页。 33周振鹤:《〈东汉政区地理〉序》,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序言第5页。 34参见满志敏《走进数字化: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一些概念和方法》(《历史地理》(第18辑), 2002年6月)和《关于CHGIS第二阶段数据模型的定义问题》(《历史地理》(第19辑), 2003年6月)两文。 35李凡、朱竑:《GIS在历史及文化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国外研究进展综述》,《人文地理》, 2009年第1期,第414页。 36Gregory, Ian N. & Ell, Paul., Historical GIS: Technologies, Methodologies, and Scholarship,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37[美]理查德•哈特向著,叶光庭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296页。 38[美]理查德•哈特向著,叶光庭译:《地理学的性质———当前地理学思想述评》,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6年,第298页。 39侯甬坚:《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史学月刊》, 2009年第4期,第5-23页。 40林超:《试论地理学的性质》,《地理科学》, 1981年第2期,第98-99页。 41林超、杨吾扬:《地理学》,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地理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学》,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0年,第3-4页。 42侯甬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5年;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方法———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0年。 43侯甬坚主编:《鄂尔多斯高原及其邻区历史地理研究》, (西安)三秦出版社, 2008年。 44许桂灵:《中国泛珠三角区域的历史地理回归》,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6年。 45晏昌贵:《丹江口水库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7年。 46马强:《汉水上游与蜀道历史地理研究》,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年。 47车越乔、陈桥驿:《绍兴历史地理》,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 48吴忠礼等:《宁夏历史地理变迁》,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8年。 49施雅轩:《区域、空间、社会脉络:一个台湾历史地理学的展演》, (高雄)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7 年。 50施添福:《清代台湾的地域社会:竹堑地区的历史地理研究》, (新竹)新竹县文化局, 2001年。 51周振鹤:《中国历史上自然区域、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域相互关系管窥》,《历史地理》(第19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52邓辉:《试论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兼论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区的历史地理综合研究》,《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1期,第121页。 53邓辉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地理学透视》,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5年。 54冯贤亮:《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与社会控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 55戴鞍钢、张修桂:《环境演化与港口变迁———以上海港为中心》,《历史地理》(第17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年。 56林超:《试论地理学的性质》,《地理科学》, 1981年第2期,第99页。 57葛全胜等:《21世纪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思考》,《地理研究》, 2004年第3期,第379页。 作者：丁超，原刊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1年第3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