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中，“有”和“无”是道家学派提出并论述最多的一对概念。《老子》第十一章提出了三个“无”和“有”用的例子：“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结论是：“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按照我的理解，这段话表达的是只有有“无”才可能有“有”，只有“无用”才可能出现“有利”即“有用”。老子的这一思想，被庄子概括为“无用之用”。
    显然，如果按照这种理解，老庄哲学中的“无用之用”与近代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作为“无用之用”之学在含义上有着很大不同。但由于“无用之用”所包含的极具辩证色彩的表达，使得它能够引起人们广阔的联想：它既可以解释一种不能带来实际利益的工作的重要性，也可以消解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内心的自卑情绪。因此，王国维和顾颉刚巧妙地引用了这句名言对历史学功能所进行的概括能够引起广泛共鸣，是在情理之中的。
    如果结合老庄哲学“无用之用”的本义以及中外史学观念的历程去看待历史学之用在于“无用之用”，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思考。
    第一，历史学“无用之用”说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不能回避的有意义的问题：即历史学的科学性如何获得？同时还蕴含着另一个重要问题：历史知识的“用”是以何种方式加以体现？求真无疑是历史学家的首要的也是重要的学术和社会担当。在历史真相被扭曲、被遮蔽之时，如果历史学家放弃了寻找和打开历史真相的努力，他就放弃了学术良知，放弃了对社会应有的责任。就此而言，追求历史真相并将历史真相告知公众，就体现了历史学之大“用”，这不是“意外之用”，也不必待“他人”或“后世”而援申。
    从历史学的形成开始，历史学家——无论哪个地区和哪个民族——都将记述真相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目标。在古代西方，希罗多德声明他的责任是“报道人们所说的一切”，同时他还提醒读者，他本人“并不一定就相信这些事是真实的”。随后的修昔底德则更明确地指出对历史材料的确定，要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这种怀疑的精神正是西方后来的历史学家努力追求历史真相的一种思想基础。在古代东方，“不掩恶，不虚美”、“不讳”的“直笔”和“事核”的“实录”两个彼此相关的概念（“直笔”是手段，“实录”是目标）的确定，为中国史学家提出了科学与道德两项基本要求。总之，一个学科的功能与这个学科特有的属性和体系密不可分，抛弃了对这个学科的必有要求，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学科的自律，从而其呈现出的“知识”也就必然成为不属于这个学科的内容。
    有研究者将错用历史知识以为现实所用的做法概括为三种类型：其一，借古讽今，错误类比。如20世纪40年代，中国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配合国内国内革命斗争的需要写了许多借古说今的文章，却对当时的革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其二，以被歪曲了的“史实”激发爱国热情。如19世纪德国史学界的普鲁士学派为唤起同胞奋斗，用假的“历史知识”来“教育”民众。其三，史实基础全错，但研究结论却有学术价值或现实意义。第三个类型实际上与不同的人对历史资料的不同理解有关，不属于我们所说的滥用或误用历史知识。而前两个方面均属于以对历史真实的扭曲和歪曲为代价，以获得所期待的特定时代的社会效果，具有程度不同的主观故意性质。一时所期望的效果可能达到了，但当人们最终看到了鼓舞他们的历史知识是虚假的，所带来损害是不言而喻的。19世纪英国史学界辉格党人最具代表性的史学家麦考莱（T.B.Macaulay，1800—1859）为维护党派利益，在《英国史》一书中歪曲历史，声称：“事实不过是历史剩下的渣滓。”对此马克思批评说：这是为了讨好辉格党而“伪造了英国历史”。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范文澜在自评成书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通史简编》的不足时，特别强调了其中的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包括否认和缩小统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如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明太祖等人在历史上的贡献，以及“借古说今”。他的自我批评，不仅表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的纠错精神，也显示了遵循求真是流淌在历史学家心灵深处的清澈泉流，显示了历史学科中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的铁的自律。
    尽管历史学所追求的“真”与自然科学所说的“真”有所不同，尽管历史学中的“事实”与自然科学中的“事实”有某些区别，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真”是历史学的基础，努力寻求过往岁月的真相是历史学者的首要职责：“给历史编造的谎言，只能说明有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不惜借用这种知识去达到宣传的目的”；因此忠实于历史事实，“把历史当作一个整体来探究的使命，实在是一种严肃的责任感”。反对所谓“片面”和“盲目”追求历史真相的说法，所忽视的正是历史研究的这一基本准则，失去的是历史学的底线。
    在历史学非“科学”的那个方面亦即人们所说的历史学的“艺术性”中，与本来意义上的“艺术”最为接近的因素是想象。历史叙事和研究可以接受有时也需要适度的想象，但历史学在“艺术”上的这个表现，与文学中的“艺术”极为不同。历史的想象与艺术的想象亦即在历史事实上所进行某些推理和对不存在的事物的编造加工迥然有别，因而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也判然不同。这两种想象的方式及其效果不仅为各自共同体所接受，也为读者所认可：对于一部文学作品好坏的判定，不在于它是否严格遵循了真实的事件，而在于它是否能够有效地将历史的“真实”转换成撄动人心的艺术表现；而一部好的历史作品在想象力的使用上是谨慎和有节制的，偏离了这个轨道，就会受到质疑，就会破坏历史学所固有的科学性，正如有的评论者所说的：“从最纯粹的艺术观点来看，除非历史学家尽最大努力来保持对事实的忠实，否则历史就不值得称赞”；“真实地说明过去是历史和历史传记的真髓，是区别于一切其他文艺部门的特点”。历史和文学艺术以各自的方式，表达着对现实的关注，其不可通约性，不仅体现了人类知识的分工，更重的是它表达了不同知识的有效范围。读者和评论家不会用1928年发生的渭华暴动中真实的人和事以及每一个历史细节去怀疑小说《白鹿原》所再现那段历史的艺术真实性，但如果一部历史著作写成了历史小说，那就必然会被人们质疑。一些早期历史学著作包括在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巨著如希罗多德的《历史》、司马迁的《史记》和李维的《罗马史》，因没有彻底区别开历史的想象与艺术想象，将历史事实当做文学描写的素材而被后人诟病，原因正在于此。
    第二，历史真相本身的发声是有限的，历史真相的意义只有通过对它的思考才能得以拓展。所有的历史既是“当代”的历史，也是“思想”的历史。由真实的历史所形成的历史知识对社会的影响，正是由同一时代的不同个体，不同时代人们的不同认识，而被不断地激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之“用”，确实有待于“他人”和“后世”的参与，确实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也确实可能在所有对历史知识有兴趣的人的参与中获取到“意外之用”。但由于历史学家是历史知识的主要提供者，并在为历史知识的真实性提供保证的道路上获得了最有资格的发言权；他对历史知识的整理和陈述不仅来自于其必有的专业训练，也来自于他对现实的感悟，来自于他对历史的思考中形成的批判精神，“他是写过去而不是为过去而写，他是为今天和明天的公众而写的”，因此，这些“他人”可以是政治家、社会改造家或教育家，但首先应该是历史学家自己。历史学家如果拒绝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拒绝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体现出对于当下的实践性，那么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意义就会受到限制。
    第三，历史学是实践中的历史学，这种实践性来自于历史学家对现实的感受。由于现实不可能完全重演过去的一幕，也由于当下的人们主要不是依靠过去的经验而生活，因而我们就必须考虑历史学实践性的有效范围。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历史学的知识价值与国家治理密切相关，如刘知幾所倡言的“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可以说对于历史经验重要性的认识，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更为充分。但具有吊诡意味的是，对于历史经验的高度重视，并没有阻止一个又一个王朝的覆灭。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以申明“穷探治乱之”[58]为主旨的《资治通鉴》编纂完成，而在这部专门为治国而编修的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以古鉴今的著作问世后不足五十年即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便灭亡了。历史经验的历史悲剧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明人方孝孺列举了自秦而下一些朝代借鉴历史经验的失败：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可不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剖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
    历史经验对今天的作用之所以不能尽如人意，方孝孺的解释是“人事”可尽力而“天道”难违背。在《深虑论》这篇强调历史经验价值的不长的文字中，方孝孺已经意识到了历史经验的局限性。对历史经验作用的夸大，同样出现在西方历史学界。按照莫里逊的说法，如果没有近代美国、法国和英国历史学家的著作，就不会有美利坚联邦的长期存在、拿破仑三世的政治赌博以及英国政治制度的延续。这种将历史经验作为万能的上帝，认为历史经验可以解决现实中一切问题的看法，与将历史经验弃如敝履，认为历史知识没有任何益处的看法一样极端，也因而一样无效。然而，在中国古代，试图运用历史经验保证一个朝代长治久安努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夸大了历史经验现实意义的方面，更有政治决策层筛选历史经验的因素，“好”的历史经验可以被抛弃，“不好”的历史经验同样可以成为走向未来的依据——这个责任是不能由历史经验本身来承担的。观察往昔，一个好的、尤其是被广泛认可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这正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历史经验之一。
    总之，与可以直接应用并能立见成效的科学技术不同（科学思想不在其列），历史知识不是一个可以直接搬来使用的工具，更不是万能的工具，现实对历史学的提问与历史知识对现实的支持并不能完全重合——我们可以由此晰明历史学实践性的有效范围：历史是人类的活动，历史学是一门关乎人文的学问，历史知识是人类精神的体现，历史思想是历史知识的结晶，因此历史学的实践性就必然集中表现为对人类智慧的提升方面。这种智慧可以表现为有益于当下某些问题的局部修正；可以表现为通过对历史上某种发展趋势的梳理为今天提交出更多的判断；可以表现为对历史上带有规律性的各种事物的总结，为今后的发展道路提供更多的知识。但这远不是历史学实践性意义的全部所在。哲学的本质是“爱智”，它不仅追求知识，也追求真理；历史学在这一根本点上和哲学是一致的。但历史学又有着自己的特质：我所理解的历史智慧最重要的方面乃是在于，通过我们所记忆的流动的历史河流——其中交织着成功和失败、幸福和苦难、明智和愚昧、开明和强横——启蒙人类的心灵，提高人类的判断力和道德感。这种启蒙力、判断力和道德感的获得，是我们能够进步的根基，它的存在，不仅使过去的错误、痛苦和灾难不再重现成为可能，也能够帮助人类在未来任何时刻努力将我们的创造致力于造福于最广大的人群。历史学的这种“用”是模糊的，也不能立现，但这“无用之用”却是历史学的最大“用”，是历史学实践性价值的最终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