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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早期的徽学研究，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徽州的史料或史实，来回应当时学界对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讨论。因此可以说，从一开始，徽学研究就是与更大空间的历史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其研究目的不仅仅是认识徽州，更是要在徽州发现中国。这正是徽学研究的出处。1990 年代以后，以徽州文书为典型代表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在徽学研究中角色的不断凸显，加之受中国史学发展大环境之影响，徽学开始出现文献学化和碎片化研究倾向，对学术前沿问题和具有重要现实观照的历史问题的敏感性逐渐降低，徽学研究的共同旨趣和学术共同体也迟迟难以很好地建构。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徽学研究者必须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有所突破: 一是要清晰地认识到徽学研究的归处乃是通过徽州去发现中国发现世界，进而重写中国史和全球史; 二是要明确徽州文书等的史料本质，须在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和范式创新上苦下功夫。中国的区域史研究亦当如此。 关键词：徽州文书; 徽学; 区域史研究; 问题意识 以江南、华南、华北、徽州等的研究为代表，中国的区域史研究渐成气候。区域史不同于地方史，它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总体史[1]的一部分而展开，扮演着总体史研究“样本”的角色。因此，区域史研究如何与总体史研究有机衔接，从而实现区域史研究真正的目的和价值，就成了区域史研究者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以往的区域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更多地关注区域史的“出处”，即着力梳理某一区域史形成发展的脉络，讨论与本区域史研究相关的具体问题、方法和理论; 却甚少关注区域史的“归处”，即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区域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和终极关怀。事实上，要想更加清晰地检视当前区域史研究的状况，推动区域史研究不断健康快速地发展，理清其“归处”也尤为重要和迫切。 以徽学研究为例，近些年来徽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以徽州文书为典型代表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在研究中的角色日益凸显。当老一辈的研究者还在强调正史、文集等传统资料的重要性时，后起之秀们似乎不约而同地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徽州文书之上。“特别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徽州文书之再度大规模发现，徽州文书已由一般人难以企及的珍稀文献，一变而为明清史学工作者案头常备的一般史料”[2]之后，这一特点变得尤为明显。[3]应当说，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好现象，它表明徽学研究者对地方文献、民间文献重要性的认识更加深刻，运用得更加得心应手。桑兵先生曾指出: “历史已经过去，不可能像人类学那样，通过实地调查，即可获得正在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各种信息。能否回到历史现场，以及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重返，不能不受制于史料的遗存状况及其开发潜力。”[4]正是徽州文书等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的大量运用和深度解读，使得徽学研究越来越具历史现场感，这种历史现场感恰是今天的史学研究者所孜孜追求的一种境界。但如果冷静地看，这种现象背后却又潜藏着些许隐忧，主要表现在: 一是徽学研究的地方史色彩日益浓重，碎片化倾向日趋明显; 二是徽学研究者之间真正意义上的颇具宏观视野和现实观照的学术对话愈发困难; 三是徽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总的研究旨趣、理论范式迟迟未能很好地建构。这种状况的出现，与徽学研究者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徽学的“归处”是有关系的。这些隐忧对于徽学的长远发展无疑是不利的。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徽学研究为例，对当前的中国区域史研究状况进行初步反思。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批评指正。 一、徽学研究的出处与路径转向 20 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从总体上来看，“1949 年以前，基本是以史料考订派为中心的叙事; 1949 年以后 40年，基本上是唯物史观派为中心的叙事; 而 1990 年代以来，学术史叙事分裂的规模与剧烈程度都远远大于以前，但总体趋势是向史料考订派倾斜”。[5]如果从一个较为宏观的视角来观察可以发现，徽学与 20 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大体上是一致的。早期的傅衣凌、章有义、叶显恩、张海鹏、栾成显等先生的徽学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以徽州的史料或史实，来回应当时学界对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若干重要问题的讨论。如傅衣凌先生 1946 年发表的《明代徽商考》一文，论证了“朱明一朝，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6];1958 年发表的《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一文，则论证了“明代中叶以后中国各地商业资本因受着新因素的刺激而迅速地成长起来”[7]。傅先生在回顾自己早年的徽学研究经历时曾说: “这些研究，使我对于明清时代商品经济在中国经济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亦给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天地; 并为我以后有关资本主义萌芽和山区经济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资料。”[8] 章有义先生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徽州土地关系和租佃制度的研究[9]，进一步论证了以地主所有制为主导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1983年叶显恩先生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10]一书问世，美国学者居蜜在评论该书时指出: “在叶先生的书中，虽然对宗族制度和村社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但历史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将会发现，他在讨论徽州的土地占有制这个中心主题时，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处理阶级分化、对抗和阶级剥削等问题的。”[11]可见，叶先生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通过对徽州的实证研究，来回应当时学界关于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1985年张海鹏先生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的“前言”中，提出了徽商是徽州文化发展的“酵母”的观点[12]，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在徽学研究中的理论基础地位。其后张先生和他所带领的安徽师范大学徽学研究团队[13]，从徽商兴起的视角考察了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回应了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14]综上可以说，从一开始，徽学研究就是与更大空间的历史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其研究目的不只是要认识徽州，更是要在徽州发现中国。这也正是徽学研究的出处。尽管有学者认为，早期的徽学研究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主导的解释模式，且有理论先行的迹象”[15]，这种评论是否恰当姑且不论，但透过徽州来研究中国，将“徽州”作为解剖“中国”的样本，恰恰从徽学形成之初就明确了其作为区域史而非地方史的学科属性，这为徽学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徽学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徽学研究路径开始发生转向。1991 年周绍泉先生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前言》中说:“自徽州文书发现以来，一个以研究徽州历史文化为对象的新学科——‘徽学’( 又称‘徽州学’) 在学术界逐渐形成，并日益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16]开始强调徽州文书对徽学研究乃至徽学学科形成的特殊重要性。此后他又进一步指出: “徽学所以会成为一门新学科，其根本原因还是大量徽州文书的发现。”[17]与此同时，徽学研究也“基本摆脱了阶级斗争论、地主制经济论、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束缚，并根植于特定地域脉络下解读村落家族契约文书”[18]。尽管以张海鹏、栾成显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仍然坚持“徽州”的样本意义，1995年张海鹏先生在《徽商研究·前言》中就指出: “自明朝中叶至清末、民初的数百年间，徽商一直是活跃于全国商界的一支劲旅。徽商的活动对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无不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而徽商活动的方式及其势力的消长又无不受到当时社会条件多方面的制约，因而透过徽商兴衰演变之迹可以从一个侧面窥探当时整个社会的全貌。因此，无论是明清史的学者还是研究徽商的学者都不能不关心徽商的研究。”[19]1996年栾成显先生利用徽州文书中遗存的档案资料，“对明末清初一户庶民地主的经济状况，诸如人口情况、土地所有、土地买卖等，作了微观考察; 着重分析了其人户构成情况和经济结构。并以此为典型，进而剖析了中 国 封 建 社 会 地 主 自 身 经 济 存 在 的具 体 形态”[20]。张海鹏先生及其弟子王世华、李琳琦、周晓光诸先生和栾成显先生等其后的徽学研究也都遵循着这样的路数。但从总体上看，徽学研究的重心和路径已悄然发生改变，从围绕以“五朵金花”为代表的关于中国历史发展若干重要问题展开讨论开始转向围绕以徽州文书为典型代表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展开讨论，从以问题为导向开始转向以史料为导向。 二、徽学研究的困惑与问题 以徽州文书为典型代表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在徽学研究中角色的不断凸显，逐渐引发了一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困惑，主要表现有二: 一是徽州文书等文献渐渐从史料演变成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呈喧宾夺主之势。对于文献本身收藏流传状况、基本样态、具体内容的描述和考证慢慢成为研究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主体，文献所能揭示的重要历史信息却渐渐被弱化甚至被边缘化，由此，徽学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文献学化倾向。二是徽学研究被文献牵着鼻子走的情况愈发明显。一些徽学研究者渐渐习惯于从自己所能寓目的徽州文书等文献出发去选择论题甚至研究方向，而缺乏对学术前沿问题和具有重要现实观照的历史问题保持高度的敏感性，也缺乏对这些问题进行更加富有前瞻性、系统性和洞见性的思考，与学界和现实的深度对话也因此而难以较好地展开。 与此同时，按照一般逻辑和常识，随着徽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我们对传统徽州社会形象的整体认知应当更加清晰，对徽学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也当更加深刻和富有新意。然而吊诡的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追源溯流，徽学研究的碎片化当是一个重要原因。通过检索“读秀学术搜索”或“中国知网”可以较为清晰地发现，1990 年代以来的徽学研究成果，其研究对象多局限于某一村落、某一家族或某种文献、某个人物，而这与徽州文书等民间文献和地方文献记载内容的特殊性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王振忠先生曾给徽州文书下过一个定义: “简单地说，徽州文书是指保存在徽州当地，或者是由徽州人手写的文献史料。从内容上看，除了狭义的契约文书之外，还包含诉讼案卷、账册、书信、日记、杂抄等。……徽州文书是徽州民众在日常生活、商业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形成的原始档案，它们原先主要保存在私人手中，还有的是保存于祠堂、文会等各类基层组织的管理者手中。”[21]由此可知，徽州文书主要是关于某一特定私人事情的记载，故其内容涵盖范围相对比较狭窄。其他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加之既有的以徽州文书等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为史料的研究多为个案研究，其研究对象范围的狭窄便几乎难以避免。与此同时，多数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记载时段的短期性特点，也使得“短期主义”之风在徽学研究中渐渐抬头。可以说，由于1990年代以后以徽州文书为典型代表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在徽学研究中角色的不断凸显，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徽学研究的碎片化发展，不仅有研究空间上的碎片化，也有研究时间上的碎片化。 此外，有学者指出: “受特定意识形态倾向的影响，1990 年代以降，中国大陆学术界进入了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新时代，一众学人齐声高呼告别思想、走向学术，思想观念的反思、建构和争鸣遂让位于对学术传统的爬梳、整理和重续。”[22]这一看法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但至少部分地反映了中国史学发展的现状。徽学研究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1990 年代之前的徽学研究者大都提出了一些颇具宏观视野、现实观照和理论深度的学术观点，如张海鹏、唐力行等先生提出的徽商具有“贾而好儒”的特色的观点[23]，张海鹏先生提出的徽商是徽州文化发展的“酵母”的观点[24]，王世华先生提出的明代徽商积极参与了抗倭斗争的观点[25]，唐力行先生提出的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关系密切、互为奥援的观点[26]，李琳琦先生提出的徽商资本是和土地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观点[27]，周晓光先生提出的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转变进而宣告新安理学终结的观点[28]等等，这些观点在徽学界乃至明清史学界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1990 年代之后特别是近些年来，尽管徽学研究取得了较大发展，发表在核心甚至权威刊物上或由知名出版社出版的研究论著不断涌现，但产生较大学术影响力、引起较多学术共鸣的新的学术观点却不多见。不仅如此，如果追问今天的徽学研究者: 大家共同的徽学研究学术旨趣是什么? 共同倡导的徽学研究理论范式是什么? 徽学研究的重要合作平台和交流机制在哪里? 徽学研究对中国总体史研究的重要推动作用表现在哪里? 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一时半会恐怕都难以说得清楚，甚至会无言以对。而从事华南研究的学者们却“逐渐形成并且接受了共同的范式”[29]，进而形成了或者说已经被学界公认为一个学术共同体[30]。“华南学派”所谓的“进村找庙、进庙找碑”的研究方式也常常为学界所津津乐道。 可以说，以徽州文书为典型代表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在徽学研究中角色的不断凸显，加之受中国史学发展大环境的深刻影响，所引发的徽学在一定程度上的文献学化倾向和碎片化发展，对学术前沿问题和具有重要现实观照的历史问题的敏感性降低，以及徽学研究理论范式和学术共同体迟迟难以很好地建构，都对徽学的健康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曾说: “历史学家们都会同意历史学的程序或方法根本上就在于解释证据。”[31]德国历史学家克劳斯·阿诺尔德曾说: “一段史料的重大作用是其对于历史研究的认知意义。在这里，认知意义较少取决于史料的外在形式，而更多地取决于它同相应历史事件或状况的远近程度。”[32]李剑鸣先生也曾说: “在作为‘问题史学’的现代史学中，离开了问题、理论和方法，史料就没有独立的意义。故而治史不能孤立地以史料为工作对象，而必须通过问题、史料、解释的互动，以充分发掘史实的意义。”[33]因此，“解释证据”而非证据本身才是史学研究的根本，文献只是作为史料( 即所谓的“证据”) 而存在的，无论其如何重要，都无法代替研究本身。在徽学研究中，徽州文书等文献无论价值有多高，都无法掩盖其作为史料的本质，因此它们不能也不应成为徽学研究的重心。 章开沅先生认为: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社会运动，是前后连续的过程，然而无论是整体或过程，都是成千上万细节组成。或许可以说无细节即无历史; 然而组成历史的细节毕竟有主次与层次之分，随意摭拾罗列的细节仍然难以重现真实的历史情景。宏观研究容许在他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概括，细节研究则必须以自己的实证工作为基础，而且要能进能出，因小见大，这才能形成真知灼见。”[34]所以，尽管建立在徽州文书等文献之上的碎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但要紧的问题，不在于这种碎片化研究本身是否有价值，而在于这种碎片化研究是研究的起点还是终点。如果我们的研究仅仅到此为止，则碎片依旧是碎片; 如果我们能够在碎片的基础之上继续耕耘，走向综合研究，则情况会大为不同。罗志田先生就曾说: “如果史学本是以碎片为基础的学问，似亦不必太担心历史研究的‘碎片化’。相反，比较可怕的是，即使在一些已显‘琐碎’的题目中，还是常见从头到尾的空论。若习惯了蹈空之论，久假忘归，或沦入真正的历史虚无取向……至少对史学的初入道者而言，题目不论大小，论述都宜由虚入实。把问题讲清楚了，再言能见其大不迟。”[35]这就提醒我们的徽学研究者，今天建立在以徽州文书为典型代表的地方文献和民间文献为重要史料基础之上的徽学研究，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只是碎片化研究，更是以碎片化研究为重要起点的综合研究的缺乏。由此甚至可以说，当下的徽学研究，存在着“行百里者半九十”之窘境，也即只做了开端的功夫，却忽视了在“良好”开端基础之上做好进一步深入揭示历史总体面貌的工作，其实后面的工作才更有价值，当然也更为艰难。 三、徽学研究的归处与出路 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曾指出: “历史研究工作的起点是历史问题的提出。”[36]李剑鸣先生也曾指出: “研究一个问题，运用一定的材料和方法，最终是为了建构新的历史解释。也就是说，创新最后要落实在新观点上面，只有新的解释才是创新的归宿。”[37]所以，徽学研究要想健康快速地发展，进而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就必须在问题意识上苦下功夫，不断提出富有价值的新问题，不断发明富有前瞻性、系统性和洞见性的新观点。然而必须要指出的是，徽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并不能只针对“徽州”。徽学研究者一直都在强调徽州的典型性，叶显恩先生在《徽州文化全书·总序》中说: “徽州文化既是地域文化，又是中华正统文化传承的典型。它集中地、典型地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38]赵华富先生也曾说: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宗族社会。秦汉以来……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群共同体始终存在。宋元以来，徽州宗族特别繁荣，徽州成为中国宗族社会的一个典型地区。”[39]何为“典型”? 《辞海》中解释说: “原指模型或模范。现指在同类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或事物。”[40]据此，必须将徽州置于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特别是将徽州与同类区域的历史要素进行比较，徽州的这种典型性才能得以体现。换言之，说徽州是“典型”，就已经表明了徽学研究者将徽学研究视作区域史而非地方史的态度，这也是徽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注定了的命运。 由于“从实践的角度看，区域史研究应是一种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是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 区域史研究中的‘区域’当是作为史学研究的样本存在的……与地方史研究中的‘地方’的概念不尽相同，区域史绝非简单意义上的地方史。”[41]故作为区域史的徽学，其研究视角自然必须要关注徽州与其他地域的联结。王家范先生在寄语从事江南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时曾说: “在更大的中国历史网络中，‘江南史’只是其中的一个网络区域，它外与其他区域( 甚至世界) 有经纬线相连，而内部又是多由东西南北许多小网络联体组合。”[42] 在这一点上，徽学与江南学无疑是相通的。赵世瑜先生也曾说: “从一开始，区域研究就不是目的，而是过程。正是由于区域的多维度特点，导致区域研究本质上必然是一种关于关联和互动的研究……就必然关注所有个体和群体的人，关注与他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一切事物，这就导致研究的对象变的包罗万象，从而使关注关联和互动变得不可或缺。”[43]这与王家范先生的说法可谓异曲同工，强调徽学等区域史的研究必须着眼于区域以外，着力于构建本区域同其他区域以及整个中国之间的联系。 需要提出的是，美国学者史景迁曾说: “从1600年以后，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命运，就和其他国家交织在一起了，不得不和其他国家一道去搜寻稀有资源，交换货物，扩大知识。”[44]熊万胜先生也认为: “学术的开放性是社会系统开放性的反映，中国不仅深度卷入全球化，实际上也正在成为全球化的主要推手。学者仅仅局限于关注中国本土发生的问题，已经不符合当代中国的国际角色。”[45]所以，作为区域史的徽学研究，其关注对象不仅不能局限于徽州，也不能局限于中国，而是要具有世界眼光、全球视野。赵世瑜先生也曾说过: “我们可以把区域社会史研究理解为一种方法论，因为它的目的并不在于区域或者地 方，而在于通史——它体现了一种重写通史的努力。”[46]事实上，徽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重写全球史的努力。通过徽州去重新发现中国发现世界，进而重写中国史和全球史，可以说，这正是徽学研究的归处。 众所周知，评价一个学者的真正学术贡献，我们通常更在意的是他提出了多少富有洞见的学术观点，而不只是看他出版了多少部学术著作，发表了多少篇学术论文。事实上，一门学科真正意义上的崛起，最重要的标志也不是出版著作或发表论文的数量和级别，而是它所提供的学术观点和理论范式在多大程度上为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国、认识世界乃至认识人类社会提供了帮助或启示。陈春声先生曾指出: “进入21世纪之后，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毫无惊喜可言。……‘数字人文’时代历史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新一代历史学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也就是说，‘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新的学术世代衡量史学研究成果优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47]这也在提醒我们的徽学研究者，建立在“数以万计的文书，数以千计的家谱和数以百计的方志”这种史料优势之上的徽学研究，其传统优势正在不断减弱。徽学研究的新出路，当是建立在思想创新、理论创新和范式创新之上。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之上，不断推进徽学研究共同的研究旨趣、理论范式的建构，进而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徽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徽州学派”，对徽学发展而言，无疑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令人期待的事情。 四、余论 美国历史学家帕特里克·格里在《历史学家的道义责任》一文中说: “历史学——被正确地研究、正确地使用的历史学——是一个批判性的学科。批判性不是指说坏话，而是独立地思考过去及其与当前的关系，且不惮于加以区分; 即使社会大众中间流行的是另一种主张，他们热烈地想要把过去与当今联系起来，为正当化当今而想象过去。”[48]中国的区域史研究已经走过了较为漫长的发展道路，如果从清光绪三十四年( 1908年) 黄质发表在《国粹学报》上的《滨虹羼抹》[49]一文算起，徽学也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可以说，中国的区域史和徽学发展均处在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在这样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对其发展现状进行初步反思甚至提出一定的“批评”，对其今后的健康发展当是有所裨益的。尽管当前的中国区域史研究风头正盛，背后却潜藏着不少的困惑和问题，这既是中国史学发展大风气的影响所致，如史料主义之风、碎片化研究之风盛行等，所以《历史学宣言》开篇就说: “一个幽灵，短期主义的幽灵，正困扰着我们这个时代。”[50]也与史学研究者的个人修养有关，李剑鸣先生就说: “在学术过度专业化的背景下，学者的专业路径变得相当狭窄，往往不具备驾驭综合性的宏观课题的能力。”[51]然而这些都不能也不应成为中国区域史研究地方史色彩较为浓厚、碎片化倾向较为明显、宏观研究视野和问题意识较为缺乏的理由。 长时期从事华南研究的科大卫先生指出: “我们的目标远远不止撰写一村一地的历史，我们的目标更为远大，但要达致这些远大的目标，我们每个人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也不应是孤立的个案，而是整合研究的一部分。”[52]美国学者格尔兹也曾指出: “研究的地点并不是研究的对象。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 部落、小镇、邻里……) ; 他们只是在村落里研究。”[53]作为徽学研究者，我们必须要明白，在徽州发现中国发现世界，才是徽学研究的真正归处; 在地方发现中国发现世界，才是中国区域史研究的真正归处。当然，诚如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所言: “支配着人们的是传统。当他们形成群体时，就更是如此。……脱离了传统，不管民族气质还是文明，都不可能存在。”[54]在透过徽州发现中国发现世界的同时，我们还应关注到徽州的传统何在、其对徽州文化的影响何在、徽州传统与中国传统之间是何关系、如何互动等等诸多问题。其他区域史的研究也当如此。唯如此，区域与中国乃至世界之间的联结才能真正被揭示，它们之间的互动才能真正“展开”，徽学以及中国区域史研究的目的和价值也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注释 [1] 此处“总体史”的概念，意指在史学研究中应将国家乃至世界视作“一种复杂的社会整体”而非“一种有机的整体性”来加以研究，故而它不是地方史或国别史的拼图，只能经由区域史等的研究来逐步实现。具体概念可参见【德】彼得·舍特勒尔《总体史( History totale) 》，【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117—119 页。 [2] 王振忠: 《徽州文书与明清以来的中国史研究》，《安徽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第 1 期。 [3] 通过对“读秀学术搜索”( www．duxiu．com) 和“中国知网”( www．cnki．net) 检索可以较为清晰地发现，近些年来学术界出版的徽学专著和发表的徽学研究论文，可以说大多数都是以徽州文书为资料的。 [4] 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5] 王学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是如何被叙述的——对学术史书写客观性的一种探讨》，《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2期。 [6] 傅衣凌:《明代徽商考——中国商业资本集团史初稿之一》，《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汇报》1946年第2期。 [7] 傅衣凌:《明清时代徽州婺商资料类辑》，《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2期。 [8] 傅衣凌:《序言》，刘淼辑译:《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 年版，“序言”第1页。 [9] 章有义先生在1974－1989年间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徽州土地关系和租佃制度的研究论文，并出版了《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近代徽州租佃关系案例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两部重要的研究论著。 [10]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 [11]【美】居蜜:《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法制度与土地占有制——兼评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刘淼辑译: 《徽州社会经济史研究译文集》，黄山书社1988 年版，第 478页。 [12] [24]张海鹏、王廷元主编: 《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 年版，“前言”第 2、2 页。 [13] 当时称“明清史研究室”，后一度改称“徽商研究中心”“徽学研究所”，现为安徽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师范大学皖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14] 早期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为《徽商研究》(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一书，该书系统梳理了明清徽商形成、发展乃至衰落的基本脉络，代表了当时学术界徽商研究的最高水平，被范金民先生誉为是“徽商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迄今为止国内传统商人研究篇幅最为宏大之作”( 范金民: 《老树春深更著花》，《中国社会科学》1997 年第 2 期) 。 [15] 张佩国:《林权、坟山与庙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58—59页。 [16] 王钰欣、周绍泉主编: 《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 年版，“前言”第 1 页。 [17] 周绍泉: 《徽州文书与徽学》，《历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 [18] 张佩国: 《林权、坟山与庙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1页。 [19]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 《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前言”第 1 页。 [20] 栾成显: 《明清庶民地主经济形态剖析》，《中国社会科学》1996 年第 4 期。 [21] 王振忠: 《徽州文书: 商人与社会》，《文汇报》2011 年 1 月 22日。 [22] 王学典: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续编: 新史学与新汉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版，“序言”第 1 页。 [23] 张海鹏、唐力行: 《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中国史研究》1984 年第 4 期。 [25]王世华: 《论徽商的抗倭斗争》，《安徽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 年第 1 期 [26]唐力行: 《论徽商与封建宗族势力》，《历史研究》1986 年第 2期。 [27]李琳琦: 《论徽商资本流向土地的特点及其规律》，《安徽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 年第 4 期。 [28]瑨周晓光: 《试论新安理学向皖派经学的转变》，《安徽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 年第 4 期。 [29]梁庆寅: 《学术共同体的基本特征》，《开放时代》2016 年第 4期。 [30]关于“华南学派”形成发展脉络及其学术旨趣等的相关讨论，可参见: 梁庆寅、郑振满、陈春声、张小军、刘志伟、张侃、黄向春、张应强、郑莉、李宗翰: 《学术共同体》，《开放时代》2016年第 4 期。 [31]【英】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 增补版) ，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1 页。 [32]【德】克劳斯·阿诺尔德: 《史料( Quellen) 》，【德】斯特凡·约尔丹主编: 《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22 页。 [33]李剑鸣: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252 页。 [34]章开沅: 《重视细节，拒绝‘辞片化”》，《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35]罗志田: 《非碎无以立通: 简论以碎片为基础的史学》，《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4 期。 [36]【德】德罗伊森: 《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7 页。[37]李剑鸣: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228 页。 [38]叶显恩: 《总序——徽州文化的定位及其发展大势》，李琳琦等: 《徽州文化全书》，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总序”第3 页。 [39]赵华富: 《徽州宗族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页。 [40]辞海编辑委员会编: 《辞海》( 缩印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0年版，第 291 页。 [41]梁仁志: 《关于中国区域史研究的几点反思———以安徽的区域史研究实践为例》，《南京社会科学》2017 年第 3 期。 [42]王家范: 《寄语“江南史”后生》，《文汇报》2013 年 7 月 7 日。 [43]赵世瑜: 《在中国研究: 全球史、江南区域史与历史人类学》，《探索与争鸣》2016 年第 4 期。 [44]【美】史景迁( Jonathan D．Spence) :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W．W．Norton＆Company，1991Second Edition，p．2. [45]熊万胜: 《归向何处: 对本土知识传统的审思》，《探索与争鸣》2018 年第 5 期。 [46]赵世瑜: 《小历史与大历史: 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6 年版，第 4 页。 [47]陈春声: 《新一代史学家应更关注“出思想”》，《史学月刊》2016 年第 6 期。 [48]【美】帕特里克·格里: 《历史、记忆与书写》，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 页。 [49]黄质: 《滨虹羼抹》，《国粹学报》1908 年第 44 期。 [50]【美】乔·古尔迪、【英】大卫·阿米蒂奇: 《历史学宣言》，孙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 页。 [51]李剑鸣: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229 页。 [52]科大卫: 《历史学者走向田野要做什么》，《东方早报》2015 年10 月 11 日“上海书评”。 [53]【美】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5 页。 [54]【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 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2 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