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部南北朝至唐代青铜容器技术考古的佳作 ——《南北朝至唐青铜容器综论》序 贺云翱 南京博物院文物保護中心的王瑋同志完成了一部《南北朝至唐青銅容器綜論》的著作，特地邀我為他的大著寫一篇序，感謝他的信任，讓我得以先睹為快！我閱讀了書稿後，腦子中閃現出“技術考古”這個概念。因為，他的這部書，雖然可分為南北朝至唐代青銅容器的鑄作工藝、金屬成分與金相分析，南北朝至唐代三大文化因素（香、茶、佛教）對青銅容器的影響三個部分，但竊以為其中最具特色和深度的還是第一、二部分，而這兩部分則可以視之為南北朝至唐代青銅容器的“技術考古”成果。 傳統的考古學重視器類器型的形態學研究，即通過器物形態若干特點如時代、材質、造型、裝飾、組合、譜系、美術等若干要素的研究，達到揭示和理解歷史及文化的學術目的。 近些年，由於新的科學技術手段的引入及考古學學術目標的擴展，學者們日益重視探討隱藏在器物形態背後的“技術”問題，如材料的成分及來源；成型技術及使用的制作工具與工藝流程；技術流通及對器物形態的影響；技術的地域性、時代性、族群性、制度性問題；技術對器物形態與功能的決定性影響；技術的文化性特征等。而且，技術的背後牽涉到人、人的智慧水平、人對自然資源的開發能力、社會生產力發展程度、生產組織形態、人們的生活狀態、文化傳承與創新及跨文化交流能力等一系列問題。這正是“技術考古”的重大價值所在。“技術考古”如果僅依靠傳統考古學方法如地層學、類型學等是無法達到學術目的的，它必須借助考古技術學、工藝學、各種觀察和分析的科學儀器及物理或化學的方法、實驗考古、非物質文化遺產的調查研究等才可以一窺究竟。這些新的方法和工具不僅促成了“技術考古學”的誕生，而且也大大延伸了考古學的研究視野，提升了考古學的研究能力，活化了考古學材料本身蘊含的大量信息和價值。本著這樣一種視角，我們認為，王瑋同志完成的這部著作堪稱南北朝至唐代青銅容器技術考古的佳作！ 通覽全書，其中有不少精彩獨特之處。首先，它不循舊說。過去，大多數研究青銅器的學者都認為，戰國以後的中國青銅器即進入衰退期或衰弱期，甚至把中國青銅器的研究時段僅定位於夏代至漢代，但本書作者認為中國青銅器在南北朝至隋唐時代並未停滯甚至消亡，而是在傳承、創新的基礎上並融合了外來文明後發生了一次革新。作者以大量的研究實例證明，南北朝至唐這段時期的青銅器與商周秦漢時期的青銅器在器物造型、使用功能與價值、鑄作工藝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前者代表著一個新的時代，一種新的青銅器風貌和成就，用衰退、衰弱這樣的概念來定義它顯然不太合適。王瑋同志在書中的第一部分專門用“南北朝至唐代青銅器的價值”這樣的篇目全面闡述了他在這方面的技術考古成果和有關見解，值得充分肯定。 就“技術考古”的專業性而言，本書“南北朝至唐代青銅容器的鑄作工藝”一篇和“金屬成分與金相分析”一篇是全書的精華所在，也最能體現王瑋同志的獨特研究水平。他從夏商時期的青銅器鑄作工藝研究開始，系統梳理了經周秦兩漢直到隋唐的青銅器鑄作工藝的傳承、演變，提出了“世界上任何一門手工藝都是以人為本的技術形態的傳承，都具有工匠‘去繁從簡’以求解放自我的一種發展需求。工匠有別於藝術家就在於此”；強調了“南北朝至唐時期的工匠已熟練采用了垂直方向分範的脫模技術，這一技術地確立革新了‘一範一鑄’這一延續了近2500餘年的傳統鑄造理念，使得‘一範多鑄’成為現實；確立了“硬質工具的出現使刮削技術逐漸取代磨礪技術成為青銅器鑄後加工工藝的主導，南北朝至唐代的青銅器上已難覓礪石磨的痕跡，刮削技術構成了以單個人為主導的鑄後加工工藝”的時代特征；並且提出“南北朝至唐代的青銅容器的鑄作工藝在商周秦漢範鑄工藝上都可以找到源頭”，而“宋、元、明、清的許多一範多鑄的青銅容器亦可在工藝上追循到南北朝至唐青銅容器的影子”，所以，這一時期的青銅鑄造業作為中國歷史上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不應被研究者所忽視。正是本著這樣的學術認知和目的，王瑋同志以“論鑄作之革新”為論題，專門研究了南北朝至唐代的青銅器的刮削技術、捶揲技術、焊接技術（吹焊技術）、垂直分範與一範多鑄技術、失蠟工藝等，這一部分確實也最能體現作者的專業特長和獨到的研究成果，許多建立在技術考古方法論基礎上的成果讓作者敢於與諸前賢進行辯論，如他認為日本學者中野徹先生提出的南北朝至唐代的青銅器上出現的同心圓狀修刮痕（“轆轤挽轉的痕跡”）技術來源於西亞之說不一定成立；捶揲技術用於青銅器制作，早在戰國早期已見於楚文化中，南北朝至唐代被廣泛運用於青銅容器的鑄後加工工藝；南北朝至唐，工匠們一改傳承了近2000多年的“水平分範”技術，進而采用“垂直分範”技術，而“垂直分範”技術始於戰國至漢代的錢範、箭鏃範鑄作，東漢時期在青銅博山爐鑄造中已普遍使用；“失蠟工藝”過去認為開始於戰國早期的曾侯乙墓尊、盤諸器，但作者引用王金潮先生的實驗成果，提出戰國時代的青銅器鑄作並未使用“失蠟工藝”，南北朝至唐時期，傳統的泥範鑄作工藝還相當流行，當然它已經與新興的失蠟工藝相結合，並在唐代時期將失蠟法鑄造青銅器的工藝推到了很高的水平。這些學術見解對我們認識中國南朝至唐代的青銅器整體發展水平及其歷史地位都有直接幫助。 王瑋同志在做青銅器技術考古的過程中，高度重視對具體出土文物的工藝痕跡觀察與研究。書中，他對南北朝至唐代的若干典型青銅容器做了實證性分析，包括淨瓶、水瓶、行爐、香寶子、五足香爐、鐎鬥、唾壺、燭臺、高足杯、承盤、舍利匣、丹鼎、虎子、小缽盂和大缽盂、龍形器、鋪首、鈸、匙等若干器類，對相關資料做了較全面的收集，並對部分實物做了技術考古方面的研究。 青銅器的“技術考古”離不開對實物的成分分析與金相分析，這是從更加微觀的角度對器物材料及相關工藝展開研究的需要。作者在書中利用這部分成果對這一時期的“響銅”技術來源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日本學者提出，南北朝至唐代存在著一類器壁無紋或刻紋器表有軲轆挽轉加工痕跡、銅錫二元不含鉛的薄胎銅器，他們稱這類銅器為“響銅器”或“佐波理”，並認為這種銅器的制作技術是由域外國家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的，但本書作者不認可這一觀點，而認為這種技術起源於中國本土。為了證明自己的看法有所依據，作者公布了江蘇淮陰高莊戰國早期墓出土的薄胎青銅容器、江蘇江都大橋鎮發現的南朝窖藏青銅器、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批南北朝至唐代的青銅容器的金屬成分與金相分析資料，認為南北朝至唐代存在的這類薄胎銅器依舊是青銅材質，其成分中不含鉛只是為鑄後的熱鍛和捶揲提供有利條件，但都不是必要條件，在銅器商品化的時代，銅器中是否含鉛屬於純技術問題，而非外來工藝傳入的結果。這些薄胎銅器應當是傳承了2000多年範鑄工藝的自然延續，只能把它放到中國青銅器鑄作工藝的發展史中去研究，而不應該把它們單獨拉出來做區別性的看待。過去，我本人也參加過與日本京都大學岡村秀典教授合作進行的南朝“響銅”器的技術考古研究，我們當時也認為這類器物的制作應受到外來技術的影響，現在讀到王瑋同志的研究成果，確實也感到其中可能有些問題還需要開展更加深入細致的研究才可以得出結論。 在全書的最後部分，作者以佛教東漸所帶來的青銅器的一系列變化以及香文化、茶文化的勃興對青銅容器的影響作為論題，試圖把前面有關技術考古的成果放到南北朝至唐代的具體歷史背景中進行觀照，來認識技術與社會、技術與文化、技術與生活等種種關系，就是說，技術的發生、發展、演化不僅僅是技術自身的邏輯運動，它還要受到所處社會和歷史階段及相關人群的種種限制或挑戰，“技術”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它由人創造，又為人服務，同時還受人控制，這是技術考古中必須注意的問題。這也是我們常說的，無論考古學采取什麼方法論或研究哪個方向，其最終的目的還是要回歸到人，回歸到社會，回歸到文化，回歸到生活場域中，這是由考古學的學科性質和學術目標所決定的。 總之，我認為本書值得一讀，作者所堅持的技術考古的方向，對實證性研究的強調，公布許多獨到的發現與觀點，以及收錄的豐富的文物資料，都會給我們帶來諸多的收獲和啟迪。 最後，再次感謝王瑋同志給予我的信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