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雍正皇帝的“大一统”观，较康熙皇帝又有所发展。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雍正皇帝对内阁官员讲了这样一段话，“夫中外者，地所划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乃复追溯开创帝业之地，目为外夷，以为宜讳于文字之间，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谬已极哉！”他还说，“夷狄之名，本朝所不讳”，“帝王之承天御宇，中外一家，上下一体”，“满汉名色，犹直省之各有籍贯，并非中外之分别也”。在《大义觉迷录》中，雍正皇帝还明确表示，“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 雍正皇帝强调“中外一家”，反对“严华夷之辨”。乾隆皇帝即位后，针对大臣奏疏中的不当言辞谕示，“蒙古、汉人，同属臣民，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不得以蒙汉字面，混行填写”，“今乌灵阿奏折，犹以夷、汉二字分别名色，可见伊等全未留心”，“著再传谕沿边各督府知之，如有仍旧书写之处，朕必加以处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上述言论表明，满族贵族最高统治者的“大一统”民族观有了新的提升，“大一统”的理念已经成熟。 “大一统”理念有助于清朝维护国家统一 随着“大一统”民族观的提升、认识上的明确，在实践上，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维护国家统一的行动也更加坚定，对一切分裂国家、损害统一的行为坚决以武力平定。康熙皇帝亲临朔漠，三征噶尔丹，彻底粉碎了准噶尔贵族危害国家统一的图谋。康熙末年，康熙皇帝两次派大军入藏，历尽艰辛困苦，终于驱逐了准噶尔入侵势力，又采取在西藏驻军等措施，保护了西藏社会的安宁和藏族人民生活的稳定，以及正常的宗教生活秩序。雍正皇帝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设立西宁办事大臣，使青海蒙古最终稳定下来。雍正皇帝还根据变化的情况，对漠西蒙古准噶尔贵族势力对内地的袭扰，时而谈判，时而军事打击，赢得了时间，积累了经验。乾隆皇帝根据漠西蒙古准噶尔贵族内部的分裂，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先后平定达瓦齐分裂势力、阿睦尔撒纳叛乱、青衮杂卜撤驿之变、大小和卓的叛乱，最终解决了新疆问题，完全实现了新疆的统一，成就了清朝的“大一统”局面。对此，乾隆二十四年（1759）十月，乾隆皇帝曾说，“今幸边陲式廓，万有余里，地利方兴，以新辟之土疆，佐中原之耕凿……所谓一举而数善备焉者，孰大于是”。“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乾隆五十三年及五十六年，廓尔喀两次入侵西藏，给西藏带来灾难。乾隆皇帝派兵进藏，击败廓尔喀入侵势力，捍卫了国家领土和主权。 综上所述可见，清代诸帝对大一统的体念，到康乾盛世已趋于成熟；在实践上，对于危害国家的种种分裂行径，坚决采取军事手段给以粉碎。历史发展证明，清朝统治者对“大一统”的认识和实践，与汉、唐两朝相比，都有了新发展。正如雍正皇帝所说，“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对于清朝的“大一统”局面，《清史稿》也记载说，“清起东夏，始定内盟。康熙、乾隆两戡准部。自松花、黑龙诸江，迤逦而西，绝大漠，亘金山，疆丁零、鲜卑之域，南尽昆仑、析支、渠搜，三危既宅，至于黑水，皆为藩部。抚驭宾贡，夐越汉、唐。屏翰之重，所以宠之，甥舅之联，所以戚之，锐刘之卫，所以怀之，教政之修，所以宣之。世更十二，载越廿纪，虔奉约束，聿共盟会，奥矣昌矣。若夫元之戚垣，自为风气，明之蕃卫，虚有名字，盖未可以同年而语”。 清代“大一统”局面形成后，第一，使得地域辽阔的西部、北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成为清朝国土面积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西部、北部边疆成为少数民族的集中居住区，除汉族外，还有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等，形成了清代民族分布既分散又集中的格局特点。第三，居住民族宗教色彩鲜明，藏族、蒙古族大都信仰藏传佛教，维吾尔族则信仰伊斯兰教。上述一切，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多民族的大一统、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在清代已经呈现并有所发展。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