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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州地处中原农耕区与高原游牧区的交接地带，是内地进入藏区的门户，不仅被历代王朝视为“内华夏，外夷狄”的战略屏障，而且是羌、戎、吐谷浑、吐蕃等游牧迁徙之地，民族成分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多变。在历史发展与社会变迁过程中，行政建制的变革与更替、族群的迁徙与聚合以及多元文化的共生与互动，使得洮州地区独具特色。唐宋王朝在洮州设有榷场，开展茶马贸易，并以此控驭西番。明朝在河、洮、岷之地建卫置堡、分封土司、茶马互市，加强中央政府对洮州地区的管理。清代，洮州卫升级为洮州厅，实行土流参治的管理体制。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与各民族经济生产方式互补的基础上，汉、藏、回等民族各取所需。多元文化的共生互补，形成了民族交融互动的历史画卷。 商品交流日趋活跃 商品交换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之间的交换，还承载着交换主体与客体之间观念和意志的交流，而这些观念和意志则以族际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展现。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改变了宋明以来“以茶易马”的传统形式，转而向蒙藏民众征集贡赋。雍正十三年，废止茶马互市制度，彻底开放民间贸易，洮州地区回、汉商人与当地藏族的交流和互动日趋活跃。 据《洮州厅志》记载，洮州旧地汉回杂处，番夷往来，五方人民贸易者络绎不绝。洮州新旧两城都有定期的集市，旧城在新城西北七十里处，两城均为藏民聚集处。其中，旧城货物集散尤为便利，清末即有“繁富”之称。例如，“万盛西”“德胜马”等商号在洮州旧城的出现，对活跃商业贸易起到了重要作用。以洮州旧城为商品集散地，来自河南、陕西、四川、北京、天津等地的商人千里迢迢前来交易。光绪年间，伊斯兰教三大教派之一西道堂的商队将大量藏区土特产品行销全国，洮州成为甘肃西南部重要的贸易中心。清代洮州地区的商业发展呈现出商品种类多、商人队伍庞大、商品数量和交易额增加、商品流通范围广等特点。 在民族关系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语言起着关键的媒介作用。洮州地区流传着“学会藏话值银子”“藏民认话不认人”等谚语，这就要求回、汉商人掌握藏语会话技能，使藏族民众从心理上产生亲近感。长期深入藏区的回、汉商人，大都能讲一口娴熟的藏话。藏区农牧民在与回、汉商人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也掌握了一些简单的汉语知识，可供日常交流之用。尤其是邻近洮州农区的一些藏族农牧民，因长期与汉回民众打交道，逐渐学会了汉语。乾隆《循化志》记载，“凡切近河、洮、岷州内地番人，与百姓杂处者，向通汉语”。最能展现洮州地区语言文化魅力的便是流行于河湟洮岷地区的“花儿”。花儿是生活在河湟洮岷地区的汉、藏、回、蒙古等民族共同创造和培育出来的一种民间歌谣，其基本特征是用汉语、回调、藏风演唱，是完全跨越族际界限而为各民族所共享的文化表现形式。 饮食和服饰体现民族融合 在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各民族都会因其传统居住地的地理、气候、自然资源条件而形成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这些生活习俗也会在与其他民族长期的交往过程中发生一些变化，如常年奔走于川藏线的回、汉商人和生活于此的回、汉民众，习惯食用具有藏族饮食特色的糌粑、酥油茶、蕨麻饭及牛羊肉和奶制品等，因为只有摄取高能量的肉类、奶类等，才能充分保证身体的热量供给。藏族同样感染了一些回族的饮食习俗，每逢藏历新年或藏民办喜事，藏民都以回式菜肴款待客人，当地的官员、喇嘛和一部分普通藏民则更喜欢食用阿訇掌刀宰杀的牛羊肉。至于汉族，对于回族的饮食更加适应。 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清代洮州地区经商的回、汉商人，通常会穿着藏袍、皮靴防寒保暖，甚至有一些商人会特意扮成藏民模样深入藏地贸易。光绪三十三年（1907），俄国人彼·库·柯兹洛夫在考察安多地区洮州一带时提到，藏族的衣着打扮深受回、汉民族的影响，唐古特妇女通过与东干人的联姻而体现出文明的萌芽，因而衣着特别讲究。外在形式的趋同无疑拉近了回、汉民族与当地藏民的距离，更易产生亲切感。随着藏区与内地往来交流日益频繁，藏区群众的消费需求和审美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边地进出口货物中，布匹作为制作服装的原材料，一直是大宗贸易产品之一。据史载，清代洮州旧城民众，每年于春秋两季以其所产物品易购布匹、食粮。其中，锦缎、绫绸之类的布匹深受藏区贵族喜爱，他们用这些材料制成民族服饰，上面缀以玛瑙、珊瑚、金银镶边等，外观精致考究。在这种交流过程中，藏族女子也逐渐学会修饰打扮，愿意做洗脸、洗澡、施用脂粉等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