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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古代民间故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古代民间文学，或者我们把范围再缩小一些，古代民间故事，它是不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它可不可以成为一门分支学科?还有待摸索，有待许多学者的实践。 早在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进行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就是对口头故事做文本追寻和系统研究的典范。钟敬文对此有极高评价，说他把这种别人看不起的东西“当成庄严的学术对象，用狮子博兔的劲头去对付它，并取得炫眼的成绩”。 其实在那个年代里，许多学者都有着较扎实的文献学功底，他们一进入民间故事研究，就会驾轻就熟地使用古籍材料，这恰恰是今天我们这一代学者所欠缺的一种功力。我们不妨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当时的气候：钟敬文有天鹅处女型故事研究、植物起源神话研究；江绍原有殷王亥传说研究；黄石有烂柯山传说研究；容肇祖有德庆龙母传说研究、王昭君传说研究。 我们研读以上前辈学者的成果，就会明显感觉到，他们当年限于历史的原因，到民间听老百姓讲故事的机会可能不如我们。但他们在典籍中钩沉的功力都是十分了得的，当然这又是十分辛苦的。最终他们都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在当时的学术界也都产生过较大影响。只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样一种势头并没有能形成气候。1949年以后，也有学者以某种民间文学体载为专题，进行典籍钩沉，并在此基础上进入历史研究，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范例。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有袁珂的神话研究，王利器的笑话研究，魏金枝等人的寓言研究。还有两本关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的著作是必须提到的。一是德国学者艾伯华1937年用德语在芬兰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一是美籍华裔学者丁乃通1978年用英语在芬兰出版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索引》。这两本书所依据的故事文本，主要还是当代采录的那种故事文本，不过他们都同时注意到了从典籍文本中搜寻异文。这种姿态，本人是十分赞赏并且认同的。我曾经多次在不同场合呼吁过，我们在花大力气从全国各地民间的口头上采集各种民间故事的同时，为什么不能也用一部分人力物力去做一做从古代典籍中钩沉古代民间故事资料的工作呢? 在这一方面，当代民间文学界有两位学者是本人十分敬佩的。他们在梳理、钩沉古代民间故事资料，进行中国古代民间故事史的学术研究方面都有着重要贡献。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刘守华的《中国民间故事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祁连休、程蔷两位研究员主编的《中华民间文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可以说是差不多同时问世的。他们都主张从典籍文本中钩沉爬梳，以追寻古代民间故事的历史轨迹。随后祁连休又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和《中国民间故事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持之以恒，锲而不舍，他们的学术精神和成就，都是我一直以来十分钦佩，并视为榜样的。刘守华教授从佛教、道教经典中钩沉古代民间故事材料并进行深入研究的卓越成就更让我十分敬佩。 我在这个领域里工作，至少也有三十多年了。1985年，我与我的老师刘耀林合作编写的《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选》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在此前后，我对《搜神记》《搜神后记》这两种保存古代民间故事比较多的志怪小说代表作做过选译，先后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则是本人从古籍中钩觉出古代民间故事材料来加以研究的两次尝试。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前后查阅过大约两千多万字的典籍资料，披沙拣金，陆续积累，不断从中钩沉爬梳出我以为可以采用的古代民间故事的文本资料。与此同时，还随时为其中一些较为重要的材料撰写附记，搜集相关异文，以寻找其滥觞、定型、发展、流变的种种轨迹。在我的学术道路上，有两件事几乎一直是同时在兼顾着的，一是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注重向民众学习，在田野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理论研究。诸如对杭嘉湖蚕桑生产民俗的调查，对江南水乡稻作文化的调查，对吴越神歌的调查，对浙江传统节日的调查等。而另一件事则是对古代民间故事的研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浙江民间故事史》(杭州出版社，2008年版)，以及许多故事类型的研究文章，也往往会征引古代民间故事材料以寻找其流变轨迹。不过总的说来，我还是感觉到有些落寞，翻阅最近这些年有关民间文学的学术期刊和理论著作，其间以古代民间故事为研究对象的毕竟较少。这或许和今天的年轻学者对典籍史料的生疏和隔膜有一定关系。相当多的典籍也还没进入电子系统，查阅不太方便，即使在图书馆找到了相关典籍，阅读的困难也是无法回避的。在当今凡事追求效益的时代里，古代民间故事这个领域不受重视，也是难免的。 三、怎么做? 那么，怎么开展古代民间故事的系统研究呢?或者说，怎样才能建设起中国古代民间文学这门分支学科呢?我这里讨论的是古代民间故事，其实以此类推，古代民间文学也是这么回事。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掌握尽可能多的原始材料。这是做任何一门学问的基础，自不待言。没有足够的材料，后面的一系列研究，诸如概论和史的著述，都将会是空中楼阁，随时都会坍塌。我编纂《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就是试图在这方面笨鸟先飞，做一些尝试。在我做这项工作的过程中，曾经得到国内民间文学界前辈学者的颇多指教和点拨，才不致于走太多的弯路，这是我始终铭记在心的。只是限于本人的学识能力，这个工作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只有由后来人给予补正了。我做《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主要是从诸子散文、史书方志、文人笔记、宗教经典和民间抄本这五个方面去钩沉爬梳古代民间故事材料的。如果按今天的学科分类，古代文学当然是首先要关注的大宗。从古代文学作品中去辨认哪些是古代民间故事，这是必须要做的基础工作。先秦诸子的作品，文史哲不分，不过其中的古代民间故事作品仍然比比皆是。至于史书方志和宗教经典，如今都已成为显学。古代作家当初撰写这些经典，并非为了记录古代民间故事，但是在客观上却为后人保存了古代民间故事，这样的精彩典故也是不胜枚举的，比如《史记》中司马迁记述张良“孺子可教”和“垓下之战”的传说，连没有其他人在场的对话都能详细记录下来，证明其所依据的材料是来自民间文学的。至于说到民间抄本，就更和民间故事接近了。民间故事原本就在底层民众中间流播，被抄录成文本的可能性极大，只是未经刻印，仍以手抄本形式保存至今。敦煌抄本便是其中十分炫目的一个大类。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中间，有一部分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不可能有抄本留传；但毕竟有一些少数民族是有文字的，因此也就必然会保存着不少十分珍贵的手抄本。把其中一部分用少数民族文字记录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代少数民族民间故事辑录成册并进一步展开研究，显然是一件非常值得重视的工作。如果能够同时将这些文本翻译成汉文，使它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更是一件大好事！我当年编撰《中国古代民间故事长编》时，因为是我一个人在做，势孤力单，无法顾及这一方面的事。现在提出这个话题，也是一种呼吁。 总之，中国古代民间故事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对中国古代民间故事进行钩沉、爬梳、整理、研究，也应该是中国民间文艺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即将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也能够注意到这方面的工作，给予有力支持，就更是一件大好事了。 （本文刊载于《民族艺术》2019年第1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