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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廷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态度转向强硬，朝贡要求逐渐严苛，这也与宋廷在神宗朝对外政策的转变密切相关。在北宋前期，宋廷的对外重心在北方，并始终处于防守之势。因此，针对西南地区，一直秉承“羁縻蛮夷，以其为边境藩篱”的政策方针。但自从神宗朝提出了“汉唐旧疆”的拓边计划后，使得西南少数民族“藩篱”的意义大为降低。在熙宁九年宋朝对交趾战争爆发之前，宋廷先后调派萧注、沈起为桂州知州，为进攻交趾做好了前期准备[1](P.10723)(P.10733) 至此，原本宋廷极力安抚，并希冀其成为隔绝西南边境之患的西南少数民族，在此时已沦为宋廷的拓边计划的绊脚石。王安石就曾谏言：“恐南师既行，彼（诚徽州杨氏部族）见中国无如我何，因交趾未服间，连结抚水，更为湘潭之患”，并建议神宗乘大军南下攻取交趾之际，一并铲除。[3](P.6740)而邕、钦二州溪峒及外界山獠，也“深虑一旦交贼荡灭，朝廷列其土为郡县，美利悉归公上。以势异患同之故，及交相党与，或阴持两端，或未决效顺”。[3](P.6767)受此影响，宋廷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态度逐渐转向强硬，不再过分强调羁縻。 哲宗一朝的统治政策前后有过反复，而对待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态度也有所变更。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羁縻诚徽州的废存问题。羁縻诚徽州自元丰时期收复后，原羁縻诚州改为正州，依旧行以诚州之名，而羁縻徽州则被改置为莳竹县。元祐二年（1087），宋廷改诚州为渠阳军，三年又废军为寨，并认为熙、丰之际，深入蛮界，致多疑惧，有违朝廷“疆理四海，务在柔远”的方针。[3](P.10075-10076)并一度准备恢复诚州，补授杨光潜之子杨昌达为刺史，重新在荆湖地区施行“以夷制夷”的政策。②但至绍圣之时，诚徽州处置问题上的首倡者唐义问，就因“坐弃渠阳寨，责受舒州团练副使”。[1](P.341)而就对待西南少数民族朝贡关系而言，哲宗一朝却继续延续了神宗朝的收缩政策，始终未有太大的变动。元祐元年正月，南丹州莫世忍遣人进奉，哲宗诏准，但却再次重申不得赴阙。[3](P.8732)又元祐六年，施州、黔州蛮人入贡，“乞就本州投纳贡布，止具奏状闻奏，仍厚为官设”。[4](P.9893)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大渡河之外的邛部川、两林等少数民族的朝贡记载就此消泯。与宋廷继续保持赴阙朝贡形式的西南少数民族也只剩下西南五姓蕃，哲宗朝西南少数民族朝贡关系的进一步收缩成为事实。 到了徽宗朝，西南少数民族以赴阙形式的朝贡更是少见，双方之间的朝贡关系也更加淡漠，这正是因为徽宗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治理观念较前朝更为激进：“崇宁以来，开边拓土之议复炽，于是安化上三州及思广洞蒙光明、乐安峒程大法、都丹团黄光明、靖州西道杨再立、辰州覃都管属等各愿纳土输贡赋。又令广西招纳左、右江四百五十余峒。”[1](P.14182)在蔡京的怂恿下，一批诸如王祖道、庞公孙、张庄的官吏开边西南，以兴己功。王祖道招诱王江少数民族，建怀远军，后又乘南丹州莫公佞叛乱之际，收复南丹州建为观州。接着又伙同张庄深入海南黎峒，企图开辟生黎之地。[1](P.11040-P.11042)而庞公孙在西南任官二十多年，“以开边为己任”先后招诱溱、播、溪、思、费等州纳降，保霸二州蕃酋董舜咨、董彦博也被迫纳土。其“每开一城，辄褒迁，五年间，至徽猷阁待制……前后在西南二十年，所得州县，多张名薄，实瘠卤不毛地，缮治转饷，为蜀人病”。[1](P.10202)虽然以蔡京为主导的各级官吏沉醉在“混中原风气之殊，当天下舆图之半”的自我功绩之中，但徽宗一朝对西南地区的开边始终是盲目的：“柄臣揽为绥抚四夷之功”，边臣“欲乘时徼富贵”，“奏贺行赏，张皇其事”。[1](P.11040-11043)但无论如何，北宋末一系列针对西南的开边举措，使得宋廷势力得以持续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造成大量拥有朝贡州额的羁縻州被置为正州，其世袭首领“出汉”成为归明人，从而丧失了朝贡的权利。因此，徽宗朝关于西南少数民族朝贡记载寥寥无几，即是继续保持朝贡关系的西南少数民族也多不再赴阙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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