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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乔治忠，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本文经修改后以《治史仍需以读书为根基》为题刊于《人民日报》2018年4月23日，此为原文。  乔治忠先生 近二十年来，电子信息技术在中国迅速发展，逐步呈现一幅信息化大数据时代的蓬勃景象，深刻地影响了各行各业与社会的每一角落，历史学科也不例外。互联网加上不断扩展的历史文献、历史资料数据库建设，使史料的检索、复制极其快捷和方便，许多未曾阅读、未曾认知的书籍中的资料，借助电子信息技术，也能够将之直接利用，那么传统的读书治学方式，是否需要彻底地改弦更张？这确实是历史学面临的一项挑战，需要作细致的探讨和辨析。 一、传统读书方式在研治史学中的作用 历史学科与记载历史事实的书籍有天然的不解之缘，历史学的产生，一般而言是以记史之书的出现为显著标志。历史学的持续发展，是在史籍编纂的进程中进行，历史认识和再认识，也必然伴随着若干学者在研读史籍中思考与探讨。中国史家传统的读书方式，讲求精读系统性的史籍与相关典籍，这是奠定研治历史学基础知识、基本素质的必备条件。 传统读书方式的另一效用，是在阅读中发现值得关注、值得探索的问题，其中既有政治问题也有学术问题，于是随着史家或其他读者的深思，学术意义的历史学得以发展，史学经世的观念也得以强化。与此同时，带着问题，为解决问题而读史、撰述亦为普遍行为，汉高祖刘邦对陆贾说：“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汉书·陆贾传》），于是有陆贾撰《新语》一书且在朝堂阅读。 越往后代，书籍、文献越加积累，汗牛充栋不足以形容其部帙之多，读者欲全部阅览，已大可能，于是类书、书目、各种索引应运而出，给读者提供极大方便。其中类书的编纂值得注意，是古代中国一项学术创造。所谓类书，是按一定的设计，摘录各种书籍的内容将之分类汇编，辑为一书，使读者便于查阅和利用。 然而各种类书良莠不齐，而且割裂原书籍的内容，再机械地分类编辑，呈碎片化状态，所取史料的形成背景、语境、前因后果，基本消失，因而会导致误解。因此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历史学的基本功和史学的高深造诣，还是依靠阅读重要的系统性史著。因此古人剖析类书，常常指出“抄撮类书，非根柢之学”（《四库全书总目·〈读古纪源〉提要》），这里需要说明：无论类书、目录学著述、索引，都是以“书”的形式出现，截止到上一世纪，治史以读书为根基，无人怀疑和挑战。 二、历史学视野下电子信息检索的效能与实质 当代电子学术资源的建设具有多种形式，择要而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二是互联网搜索引擎囊括的知识资料与信息；三是可以检索的电子图书文献数据库。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与原书一致，仅载体不同，这种新技术冲击的是图书出版业和图书馆事业，对学者而言均属读书，无多区别。互联网上一般的公众搜索引擎，获取的大多为普及性知识和学术信息，对治学方式的冲击也不很大。只有可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极大地改变了历史学者获取史料的途径，冲击了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近年来被广泛使用的《四库全书》数据库、“二十五史”数据库、《四部丛刊》数据库、“读秀”网数据库、中国基本古籍数据库等等，已然涵括了过去史家无可比拟的资料，而数据库的建设方兴未艾，从理论上而言，只要解决操作技术问题，所有的资料都可随时提取，速度之快、史料之多，功效早已实现“一天等于二十年”而有余。 这种数据库的电子检索，与古已有之的类书有所相像。第一，所得资料，也显现为碎片化的堆积，失去其形成背景和特定的语境，存在误读的可能性。第二，检索所得史料，不分真伪，而且因割裂、碎化，更难直接考辨。第三，受数据库涵括内容的限制，可能缺载很重要的典籍资料。如《四库全书》的编纂，暗地排斥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即为一个显例。 不过，数据库的检索因为超高的速率、极大的内容涵括，特别是由治学之人自行设计其检索内容，使之符合学者的独特思路，实质上已经不同于类书。但上述三个与类书相似的缺陷，决定它仍不能完全取代读书治史的基本理路。 三、历史学者在信息时代更要善于读书 在历史研究中，具体史料的运用必须依托于对相关历史背景状况的整体理解，决不能依靠史料的排比、堆积而不知鉴择。因此，史学基础、学术素养必须在读书、思考、研讨和撰著实践中培育，要有史料鉴别可考订的能力，要学习理论思维的方法，仅仅掌握史料的供应手段，是远远不够的。缺乏必要的史学基础，直接取用具体的史料，致误的机率颇高。例如发现北齐之人口中说出“史馆”的名称，有人就认为北齐政权设立了名为“史馆”的修史机构，则完全不可信据。该时究竟设立了什么机构，要以《五代史志》即《隋书·百官志》为据，其中赫然写着北齐修史机构为“著作省”，这是从西晋以来一脉相承的，或称“著作局”，而修史官都称著作郎、著作佐郎。至于“史馆”“史阁”之类名词，乃人们私下俗称，俗称流行，到唐太宗时期才以俗入官，正式设立史馆。其他如“实录”为名称的史书，产生很早，但与唐太宗时开端的朝廷官修、记述一朝皇帝言行、政务为中心的编年史，性质完全不同，而史学界混同看待者却不乏其人。这些都是在“名”与“实”之间的失察，而电子数据库的检索，就是以词语、字串为枢纽来汇集资料，所以特别值得警惕。 为奠定历史学的学术基础和素养，掌握系统的整体性历史知识，读书治史的理路不可抛废，但信息检索技术的巨大实效对治史读书提出更高的要求，需要善于择取要籍阅读，善于安排读史顺序，善于因研究的深化跟进读书的范围。笔者认为在电子信息时代，历史学者在读书上应做出调整和改进：第一，读书阅读包括阅读电子扫描和镜像版之书，个人应致力以电脑设备建设个人的电子图书馆。第二，关乎历史学知识基础之书、专业学术佳作、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著述，优先必读，是培养学术素质之必须。同时，类书、资料汇编之书的阅读，应当显著压缩。第三，学术研究中运用数据检索手段，发现了重要资料出自于陌生的书籍，要跟进阅览，让信息化检索起到促进读书的良性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