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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本文旨在通过对近代历史教科书中涉及战争内容的梳理，观察中国人对这场战争的基本认知，思考教科书与近代知识的创出、流转之间的复杂关系，最后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近代历史书写中的位置问题。 一、战争爆发之原因 近代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受日本影响甚大。桑原骘藏1898年完成的《中等东洋史》提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桑原笔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历史事件，作者没有专门深究战争原因，而是在不同阶段的叙事中略加涉及，而且没有作者个人的价值判断。 中国人自编的教科书则将“第二次鸦片战争”看作一个独立事件加以叙述，既能简单陈述战争的原因和进程，亦通过遣词造句的选择表明自己的价值判断。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1909/1911年）可能是第一部详细叙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教科书。他不仅用近7200字的篇幅勾勒了战争的全过程，而且章节体的结构设置也把对战争原因的分析追溯至1856年之前的中英关系。在他的分析框架内，战争爆发的远因、导火索、具体原因，三部分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关于战争原因的分析模式。 叙述内容发生明显变化出现在1929年。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原因分析，要点虽然与之前大致相同，但在具体行文时却将其置于一个新的叙事逻辑下，即强调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和“沦陷区”出版的一些历史教科书出现弱化“帝国主义”色彩的倾向，关于战争起因又回到汪荣宝教科书的叙述模式中。 可见，从桑原骘藏的分期叙事到中国人自编教科书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看作一个整体，从汪荣宝确立的“三段式”分析框架到1929年后“帝国主义侵略”言说，其间的断裂与延续甚为显明。特别是在对“亚罗号事件”的分析上，教科书编者在既有史实的基础上，通过有选择的表述既贯彻了个人的价值判断，亦使之影响着读者历史认识的形塑。 二、叶名琛与“火烧圆明园” 如何在教科书长篇叙事中捕捉编者的核心思想与要旨所在？叶名琛和“火烧圆明园”这两个影响战争进程的关键点是值得深究的。 教科书对叶名琛的描写最初仅仅涉及到“亚罗号事件”中他对英方诉求的忽视。相比早期教科书的简略，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1909/1911年）勾勒出一个复杂多面的叶名琛形象。此后教科书承袭汪荣宝对叶名琛的分析框架，但其中的批评却日益尖锐。 评价的转变还体现在对广州城陷后叶名琛被俘至印度一事的表述上。早期，尚有教科书用“执”字，此后则多用“虏”字，暗含不屑与讽刺。关于叶名琛客死他乡的表述，较早的教科书无太多评价，但1920年后的教科书则将被俘一事看作叶名琛耻辱的极点。在1929年后的教科书中，有关叶名琛的叙述只围绕其外交决策失误展开，此前生动的人物刻画与尖锐批评却不多见。 汪荣祖曾梳理过“由晚清士人延续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圆明园的痛苦记忆，以及由此转化而来的“民族主义式的历史书写”。与之略有不同，教科书关于“火烧圆明园”的叙述反映出一定的差异性。清末教科书颇有“为尊者讳”的考虑，如汪荣宝将“火烧圆明园”看作巴夏礼被释放后的泄愤之举。民初教科书则能相对客观地陈述圆明园被焚之原因。1929年后教科书关于“火烧圆明园”的叙述愈发模式化。绝大多数教科书对“火烧圆明园”的原因避之不谈，只是通过生动的文字叙述其经过、结果，以此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怀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情绪。此外，不少教科书还配有圆明园遗址的实景图片，进一步深化帝国主义者的残暴形象，教科书历史书写的流变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历史认知的改变。 三、两次鸦片战争的比较 事实上，教科书中叶名琛、“火烧圆明园”叙述变迁的背后，反映的是不同时期教科书编者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不同认知。对此问题的考察离不开与“鸦片战争”相比较。 就编写体例而言，梳理教科书中的近代（世）史开端是思考这一问题的起点。相较课纲流变的简单明晰，教科书的历史分期与两场鸦片战争的定位问题略显复杂。那珂通世《支那通史》（1889年）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中世、近世三期，桑原骘藏《中等东洋史》（1898年）将近世期看作“欧人东渐时代”，其开端是“清之初叶”。这种观点在1929年前似为主流，民初教科书大都也强调清初的重要性。其中，两次鸦片战争被置于“清之中叶”或“清之外交”的主题下，只表明时间之连续，却无意突出战争之影响。1929年后诸教科书以明亡清兴为限断，但两次鸦片战争多被纳入“帝国主义侵略”或“不平等条约缔结”的叙事体例，由此，作为起点的鸦片战争之重要性得以凸显。 从具体行文来看，在1929年前后，教科书中关于两次鸦片战争影响的表述也出现逆转。早期教科书于战争影响的讨论着墨不多，清末自编教科书关于影响的评述大多只针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所签订条约而展开。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1909/1911年）从两方面思考了战争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意味着“新世界”的开端，影响波及东亚。之后，教科书中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影响的表述多从积极角度出发。在民初教科书中，“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要性要高于鸦片战争。 对两场战争影响评价的偏移出现在李岳瑞/印水心《评注国史读本》（1926年）。随着1929年前后“帝国主义侵略”叙事模式的成型，对两场战争影响的表述完成逆转——鸦片战争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则有所下降。1929年后，作为“帝国主义侵略”开端的鸦片战争显然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历史意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也只是根据条约内容来分析对中国主权的侵害，不少教科书甚至在完成战争过程和条约签订的叙事后便止笔不谈。 至此，不妨讨论笔者一直小心使用的专有名词——“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本文所有涉及到的教科书中，关于这场战争的指称绝大多数为“英法联军（之役）”。本节的梳理可为这两个专有名词的更替提供一种解释：1929年以前教科书对鸦片战争的评价多为负面，但对“英法联军（之役）”的重要性则多有提及，因此无需用“鸦片”来勾连二者；1929年后，这种认知发生逆转，“英法联军（之役）”的用词虽是定例，但对其影响的评述却愈发减少，作为鸦片战争延续与附属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之观念渐成主流。 四、余论 从以上战争原因、关键人物/事件、以及战争影响三个层面检视了清末民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表述。就教科书所反映出近代国人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基本认知而言，日译教科书以历时性叙事为主，“第二次鸦片战争”被割裂为不同阶段，与其他事件一道铺陈。受其影响，清末自编教科书将“第二次鸦片战争”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完整叙述。经清廷审定的汪荣宝《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本朝史》（1909/1911年）不仅建构了关于战争原因的分析框架，对两次鸦片战争“前者抑后者扬”的评价也直接影响了1929年前的诸多教科书。1929年之后，“帝国主义侵略”成为教科书叙事主线，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起点而受到格外关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则渐渐被忽视。在半个世纪出版的近百部教科书中，两次鸦片战争历史定位的此消彼长，也昭示着国人历史认识的起伏跌宕。 就教科书与近代知识体系建构的关系而言，1929年后关于战争过程叙事的连续性仍在，但是国民革命后的“反帝”“国耻”言说影响了教科书的叙述模式。因此，教科书作为近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不仅是反映国人历史认知的最大公约数，更是国家意志与政治权力实施的知识装置。 教科书对于读者的影响虽不易衡量，但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历史书写的梳理有助于加深对此问题的理解。跨越1949年的时代巨流，许多学者均旨在突出鸦片战争的近代意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要性却隐而不显。这种模式的构建非一日之功，从“咸丰庚申之变”到“英法联军”再到“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的事实依旧，关于战争的历史书写的分量却在不断下降。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史学月刊》201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