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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狭义的全球史是指西方(主要为西欧北美地区)的全球史。广义的全球史超越了西方，受到各地区史学传统及变革的影响。中国全球史研究的发展，既表现在从史学理论的角度界定全球史的概念和方法，同时也表现在不断深化的各种专题研究，成为中国世界历史学自身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国全球史与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各有成就，同时也各有问题。可考虑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为参照，适时地对中国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做出总结，并分析其未来发展的可能思路，深入探讨作为人类社会演变基本动力的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这将会推动中国全球史的进一步发展。而在生产和交往的相互关系中，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全球史。 关 键 词：中国全球史/西方全球史/生产/交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作者简介：董欣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暨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史 在当代国际史学思潮中，全球史(global history)是人们置身于其中的当今这个变动世界在历史学领域的反映，已经成为广受瞩目的热点和重点研究领域。相应地，全球史在研究内容上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从20世纪中期兴起至今，包括通史研究和专题研究在内的各种主题的全球史作品不可胜数。“全球史观”“全球视角”“全球史视野”等话语，已经成为大量研究表明自身学术背景与分析方法的描述语。“全球史”这个术语展示出当代人研究历史的思维方式，成为理解人类社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发展的一个关键词。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演变，全球史的概念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来界定。英国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20世纪中期首倡全球史观，标志着全球史在西方史学界的兴起。狭义的全球史就是指西方(主要为西欧北美地区)的全球史。欧美各国的全球史发展存在差异。正如有学者指出，全球史在英国源于帝国史，在美国源于西方文明课程，在德国源于其深厚的世界史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①西方国家全球史的共性则在于反思西方传统历史学中的陈腐观念，努力关注各个地区和时代的人类历史，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历史学的重新定向。 西方全球史在学科建设和组织机构等方面有明显的发展。美国的世界史协会(The 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WHA)于1982年成立。2002年，欧洲普世史和全球史网络(European Network in Universal and Global History，ENIUGH)设立。成立于2008年7月的全球史与世界史组织联合会(Network of Global and World History Organizations，NOGWHISTO)，于2010年获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附属的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CISH)。②国际大历史协会则于2013年加入了全球史与世界史组织联合会。此处需要指出的是，2009年，亚洲世界史协会(Asian Association of World Historians)和非洲全球史学家联盟分别成立；2013年，拉丁美洲全球史网络设立。因此，有学者认为，全球史研究在史学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功。③希瑟·斯特里茨-索尔特在2012年统计指出，在美国、加拿大和欧洲，有58个分立的机构提供世界史(或与之类似的全球史)研究生培养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这种快速增长本身表明，在所有历史领域似乎都朝着跨国、全球化和比较角度迈进的时期，世界历史越来越被认为是对研究生课程的有益和宝贵的补充。④除了专门的《全球史杂志》(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之外，在西方，正如有学者指出，美国和英国所有重要的社会科学杂志以及法国的《年鉴》和《社会运动》、俄国的《奥德修斯》、意大利的《过去和现在》和德国的《历史与社会》，都转向跨国的历史研究或全球史的研究。⑤ 西方全球史的学术发展表现出两个基本特点：一方面是从全球视野出发推进具体的实证研究，不断挖掘日常生活史中的丰富内容，人类社会的精神和物质层面均有涉及，限于篇幅，此处不再赘述；另一方面是对理论和方法论探讨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重视，尤其是21世纪以来，西方全球史对理论探讨的重视程度在不断增强。可以说，从理论与方法论角度展开的相应研究，贯穿在西方全球史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构成理解和定位西方全球史的内在脉络。例如，柯娇燕和塞巴斯蒂安·康拉德的同名著作《什么是全球史》、布鲁斯·马兹利什和拉尔夫·布尔特纳斯的《概念化的全球史》、帕特里克·曼宁的《世界史导航：历史学家创造全球历史》、帕特里克·奥布莱恩的《全球史复兴的史学传统与现代必要性》、多米尼克·萨克森迈尔的《全球视角中的全球史：连通世界中的理论与方法》、迪戈·奥尔斯坦的《全球性地思考历史》、詹姆斯·贝里奇和约翰·达尔文等人的《全球史的前景》，等等，都从各自角度出发针对全球史的编撰理论与研究方法做出了相应的分析。另外，诺埃尔·考恩的《全球史简述》、⑥皮特·N.斯特恩斯的《简明世界史：变化与连续性的主要模式》、⑦A.G.霍普金斯主编的《全球史：普世与本土的互动》、⑧布鲁斯·马兹利什的《新全球史》、⑨巴里·K.吉尔斯和威廉·R.汤普森主编的《全球化与全球史》、⑩罗斯·E.邓恩等人主编的《新世界史：教师与研究者指南》、(11)阿恩·贾里克等人主编的《世界历史的方法论：一种批判的方法》(12)等著作，也涉及到此类相应的研究。从时间范畴来看，西方学者对全球史的认识基本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认为全球史是自远古以来的人类历史，第二种认为全球史是1500年以来的历史，第三种认为全球史是当代史，应重点关注全球化的当代进程。从空间范畴来看，全球史包括各地方、各地区，大陆、海洋和大洋盆地直至全球的各种地理层次。 广义的全球史则并不限于西方。受到“二战”的直接刺激，基于自身传统的史学反思几乎在全球范围内发生。各地的史学传统、史学变革与西方的这种史学潮流不断融合，形成了“全球的”广义全球史，即可以在国际史坛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并共享的研究方法与编撰理论。全球史研究人类社会的核心在于全球视野下的跨文化互动研究(即地球上不同人群接触后发生的多种交往)，这就使得对人类生活的认识在不同社会层面中得到深化，并且在不同地理空间内得到扩展。“全球史观”和“全球视角”等话语所标榜的是在全球化时代历史研究的尽量宏观的视角、尽量全面的思维方式。全球史在理论旨趣和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是试图超越长期以来无视甚至否认西欧北美以外国家和民族历史的“欧洲中心论”，通过多重的地理空间和社会网络研究人类各个群体之间的相互交流，在全球范围内分析人类文明的产生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 中国全球史与西方全球史都是广义全球史的组成部分。厘清全球史的发展脉络，有利于我们吸收西方全球史的积极成果，将其整合到自身的学术框架之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全球史是世界史领域积极应对世界形势变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历史学提出的重大理论挑战而发生的观念与实践创新，是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史。而这个挑战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如何把握人类社会生活及其演变的性质和特点。中国学者对世界史或全球史理论与方法的探索，无疑是全球史在全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西方全球史能够迅速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并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的基础。目前，中国全球史与西方全球史的发展各有成就，同时也各有问题，两者互为他山之石，相互借鉴是世界史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笔者以为，应当以西方全球史的发展为参照，适时地对中国全球史的理论与方法做出总结，并分析其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思路。 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史学界和西方史学界一样，同期都在进行对世界史的新探索和新发展。例如，周谷城1949年出版的三卷本《世界通史》被视作专业历史学家书写的第一部综合世界史。他认为，整个世界历史是互动与交往的历史，在互动和交往中构成一个整体，每一个民族或区域的历史和进步都得益于此，欧洲也不例外：西方史家写历史把他们在近代以后取得的主导地位延及到古代和中世纪，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他提出，写世界史著作，要诸区并立，同时叙述，但又不排斥某一时期某一区域成为重点。(13)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仍可谓真知灼见。 而且，中国学者很早就关注到西方全球史的发展。1959年，吴于廑依据1955年英文版《变动世界中的历史学》一书撰写了《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一文，对巴勒克拉夫的观点进行了分析。吴于廑认为，西方传统史学把整个人类的历史视为一线发展并最后达于西欧近代文明的顶峰，这当然是荒谬的、充满自大狂的，但是这一思想承认历史不断发展、承认后一阶段的历史总是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继续前进，这就说明其中有可以肯定的合理因素；巴勒克拉夫不但看不见这些合理的因素，以唯心主义的论点把一线发展论全盘否定，而且还抬出历史周期论，说历史像有机体一样逃不脱生命的周期，他的学说比传统西方史学更多一层宿命论的色彩；巴勒克拉夫“重新定向”的结果，却是承认历史是相对主义的。(14)对于西方全球史的首倡者巴勒克拉夫，吴于廑在指出其学术成绩的同时也作出了严格的批评。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史学界对世界通史研究、编撰及教学的探讨迎来了热潮。正如有学者指出，从1978年起，包括陈翰笙、吴于廑、李显荣、罗荣渠、何兹全、齐世荣、庞卓恒、王绳祖、郭圣铭、刘远图、李纯武、王也扬等人在内的研究者对编撰世界通史进行了探讨。(15)例如，1984年，何兹全撰文指出，中学历史课和高等院校的基础课应该讲包括中国史在内的世界史，这样才能改变我们头脑中忽视历史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的思想，从基础上给学生以历史的全面性、整体性的思想训练和方法训练。(16)罗荣渠也在1984年指出：“把世界历史作为全球性的历史活动与经验来进行研究，这是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后才逐步开展起来的。因为人类活动的范围是逐步扩大及于整个地球的，而把全球视为一个整体的新的世界观，也只能在资本主义冲破一切旧的区域性藩篱并把世界逐步连成一体的条件下才可能产生。”(17)在这个表述中，“全球史观”已经呼之欲出。罗荣渠进一步指出：“作为全球性世界史(不是指作为国别史的外国史)，不论在中国和在别的国家，都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要写出作为人类整体发展过程的世界史，并不是要把没有内在联系的历史条件和过程随便纳入一个统一的世界史结构，而是要写出人类历史如何随着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践的发展，形成内在的有机联系，逐步汇合成为全世界的历史进程”。(18)他判断：“就世界史这门学科来论，世界愈是卷入统一的历史进程，对这种统一进程的整体研究，对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国家所展现的共同历史规律的共性与特殊性的相关研究，以及全球性相互关系的研究，必然会日益加强。”(19)这些观点对于学界理解全球史或世界史的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985年，罗荣渠作为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为制定国家“七五”社科发展规划所写的高校七五科研规划咨询报告世界史部分《积极推进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一文，指出国外世界史学科发展的趋势：1955年以后的25年间，是历史研究发生急剧变化和重新估价的新时期，变化的原因则是由于历史学家的工作环境较之20世纪上半叶发生了急剧变化，世界各部分的密切相互关联与影响加强，历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到处造成新的社会模式和知识模式；欧洲缩小及其重要性降低，苏美崛起形成压倒优势，亚洲和非洲的兴起；传统的自由民主体制解体以及与19世纪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出现；在这一形势下，西方历史学出现许多新趋向，其中就包括从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扩大到以亚、非、拉美以及整个第三世界作为研究对象、把世界视为整体从全球角度研究“世界社会”的宏观史学。(20)这个判断是合理的。正是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之中，西方全球史被中国学者纳入考察的视野，并与中国学者正在开展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世界通史编撰学研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共鸣。 1985年张宏毅在《世界历史》上发表的《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编写战后世界史教科书》一文，可能是国内最早出现“全球史”一词的论文。他提出，把编写战后世界史教科书当作世界史学科建设中一项刻不容缓的战略任务，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客观形势的发展逼迫我们非那样提出问题不可；最有效可靠的办法就是尽快编写出相应的教材或通史来；1983年出版的理查德·高非等人合写的《二十世纪——简明全球史》一直写到八十年代初期。(21)该文已经注意到美国的全球史著作关注现实的特点。中文的“全球史观”一词则出现于1987年中文版的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在这本书中，巴勒克拉夫1978年英文版里面的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被译为“全球的历史观”。(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