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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形成粟麦并重局面 小麦作为起源于西亚黎凡特地区的外来作物，在龙山时期开始出现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区域。其中，山东赵家庄遗址中出土的小麦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最早的经过碳十四直接测年的小麦，但数量非常少。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无论中原地区还是属于岳石文化的海岱地区，在进行过浮选的多数遗址中都发现了小麦遗存，但数目都很有限，一般不超过10粒。这种局面到二里岗时期发生了变化，显示出明显的区域性差别：中原地区进入二里岗时期后，无论何种等级的遗址，小麦的重要性都得到了明显提升；而黄河下游地区直到商代晚期，小麦的重要性依然相当有限。 到了西周时期，小麦在胶东地区和中原地区的遗存中的重要性便已相当突出（重要性普遍超过黍，甚至有些遗址与粟相当），这种粟麦并重的农业结构也维持到东周时期（胶东地区暂时未发现东周时期遗存）。在黄河中下游的其他区域，尽管小麦的接纳时间略晚，但到了东周时期，小麦也最终加入了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农业系统之中。 在小麦传入黄河中下游的过程中，尽管最早的发现地点位于今天的山东地区，使学者们对于小麦的传播路线有了不同的解读，但无论是海岱地区，还是中原地区，从龙山时期到二里头时期的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小麦的发现都很零星，直到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才有了明显的转变。 我们推测，二里岗文化时期，嵩山地区是商王都的所在，该地区更多体现出都邑性遗址及其周边农作物种植和饮食结构的特点，有着很强的区域性特点：如小麦这种需要大量劳力和灌溉系统支撑的作物，只有通过强有力的中央控制才能较大范围种植，而高产的小麦可以供给更多的战士出征，这也许已为当时的商代王族所知。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小麦在嵩山地区商文化早期遗址中受到重视，可能也与其种植时间有别于传统农作物时间有关。虽然目前我们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确认这一时期的小麦是否为冬小麦，或至少有一部分为冬小麦，但不能排除小麦在商文化早期的嵩山地区重要性的提升，得益于其对单位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的贡献。不过，无论如何，小麦地位提升只是表象，其动因还是该地区生产力发展、人口数量和遗址规模的提升等原因造成的粮食需求量的增加，迫使人们通过劳力、灌溉等技术的投入，来满足这一需求。 由稻米和小麦这两种作物传入中华文明核心区域的情况来看，稻米的传入时间远早于小麦，但在其后的几千年中都只是很有限的发现，真正被接纳发生在仰韶晚期，并在龙山时期达到峰值，随后便只在大型都邑性遗址中有所发现，重要性大大渐弱。小麦的传入虽然也经历了零星发现阶段，但在几百年后便被当地人所接受，地位逐渐提升，影响范围也日渐扩大，以至在两周时期，形成了“粟麦并重”的局面，极大影响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传统的旱作农业结构。 稻米和小麦这两种相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而言的外来作物，尽管在传入时间、传播方式和影响程度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但二者都极大影响了本地原有的生业模式，对粟、黍类旱作农业传统进行了有益的补充，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