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孝堂山自汉代以来就倍受世人关注，原因有二，一是它承载的儒家孝道精神传之百世而不衰。二是郭氏墓石祠的重要文物价值，其建筑、画像、题记是研究汉代历史和艺术的宝贵实物资料，堪称国之瑰宝。近些年，学界除对画像内容解读以外，其余研究并没有突破性进展。为进一步探索孝堂山，本文以石祠东汉题记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考察，新发现阳嘉、本初、建宁三处有纪年题记，和三处无纪年题记，并对前人收录的二目早期题记进行了断代和订正。因而，理清了现有汉代题记的整体面貌，剖析了孝堂山汉代题记的艺术特征和书法价值，为深入综合研究孝堂山增添了重要的研究资料。 关键词：孝堂山 汉代题记 石刻文字 新发现  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是全国现存最早的地面房屋建筑，台基、山墙、屋面均用巨大石板雕筑而成。按屋檐悬伸，其屋顶为单檐悬山式，起脊、出檐等构造趋于完善，标志着我国建筑在汉代以前就有了很高的成就。祠内壁镌刻有精美的画像，描绘了丰富的汉代社会生活。画面物象之余留有大量的后人题记，具有较高的书法和文献价值。石祠的文物价值主要体现于建筑、画像、题记三个方面，由于文字信息的直接性，石祠题记曾倍受历代金石家所关注。 石祠自古被称为『郭巨祠』，传说是郭巨或其家族墓地用于祭祀的享堂。郭巨之美名，吸引历代过往文人专诚拜谒，并题刻留念，日积月累，墙壁字迹星罗棋布。『题名之风，始石祠于汉而胜于宋』，而石祠的题记始于汉魏，两晋增广，至题记的著录北魏最繁，隋唐渐衰，宋以后寥寥无几。因孝堂山东连泰岱余脉，西邻古济水，山水间原有一条古代从齐地通往中原的官道，南宋迁都临安后，山下官道交通优势渐弱。石祠早期题记字形朴拙敦厚，章法气韵如简牍墨迹，以刀代笔，走线沉稳，笔法苍劲洒脱，异于汉魏碑刻文字之中正均匀。 清乾嘉时期，金石风靡，士人派遣拓工，广搜天下金石文字，孝堂山石祠题记被争相著录，所录文考据者，多以早期文字视为珍贵，但石祠壁间题字蛛丝累累，千头万绪，早期文字或被繁密划痕淹没，或因年久溶蚀风化而脱落，或因历代锤拓磨损殆尽。除残损外，早期题记中含有较多的异体字和通假字等，辨识这些文字尤为耗时，且极易出现错误，此前所获汉代文字甚少。为求得精准，笔者屡登孝堂山实地摹写，广泛对比，逐字校准，获汉代题记六目，并订正二目，录于文，以粗鄙之语，求教于同仁。  前人的著录和研究 石祠题刻大致可分榜题和后人题记两类，榜题即画像内容的标题，应于图像一时刻制，是融入画像构图整体设计的标题文字。题记是后来游历过往的人添加的题名、题字。 1. 榜题的著录 目前发现和著录过的榜题文字有八处，共计十五字，分别为『成王』『大王车』『胡王』『相』『令』『孔子』『二千石』『汜』。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桂馥《札朴》，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黄易《小蓬莱阁金石目》、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均著录了『成王』『大王车』『胡王』『相』四处。黄易在《小蓬莱阁金石目》中将『汜』字收入为原画像原题。翁方纲及桂馥认为榜题风格似《礼器碑》；阮元等、冯云鹏认为近似《曹全碑》。其余『令』『孔子』『二千石』三处为建国后当代学者陆续发现。孝堂山画像榜题文字与武氏祠榜题不同，乃是画像镌刻完毕后，再择其空闲添加的，而不是镌刻画像之前预留的，有些是否为原画像榜题，也曾引起过不少金石家的争议。 2. 题记的著录 前人著录的汉代题名共有三处，分别是永建四年邵善君题名、建安二年高令春题名、永康元年高令明题名。邵善君题名位于石祠三角石梁西壁，通篇为『平原湿阴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来过此堂，叩头，谢贤明』。翁方纲认为：『来过此堂叩头谢贤明者，似是宜人故吏，过儿感诵之』，此论清人多认同。桂复跋曰：『隶法朴拙，大类蜀中阁道诸刻，此吾山左诸刻之变体也』[2]。阮元认为：『题云来过此堂，则堂之建立已久矣。桥下右题八分书『安吉』二字，笔意同上，亦一时所刻』[3]；北壁东间建安二年高令春题名，最早是黄易发现（后文有详述）；永康元年高令明题名通篇为：『泰山高令明，永康元年七月廿一日，故来观，记之，不后生。』下左又有『泰山高令明』五字，应一时所刻。罗哲文先生认为：『永康为汉桓帝年号，是仅晚于永建四年的题刻。』[4]阮元认为：『颇有《褒斜道碑》笔意，如长戟快刀，互相撑拄也』[5]。阮元以此对应汉碑题字比较，并夸赞其题名，按其言，也应将此收为汉代题记。另有法伟堂《山左访碑录》、王昶《金石萃编》、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崇恩《香南精舍金石契》、王懿荣《汉石存目》均认定为东汉题记。历史上使用『永康』为年号有两次，东汉皇帝汉桓帝刘志，使用时间共记六个月，即公元一六七年六月至十二月。另为晋惠帝司马衷，使用该年号为二年（三〇〇—三〇一）。清代判断其年代为东汉，无疑依据的是书法风格，该题记字体为古隶兼篆。三角石梁西壁有『申上龙，以永康二年二月二日，来此堂，感斯人孝至』，字体也是古隶兼篆，文辞结构相仿，字体、字形接近，但永康二年显然是西晋刻字。另外，笔者还在西壁发现有『泰山陈世疆，永康元年十月二日顾来之』题名，与以上永康纪年题记近似，但实不敢冒然收为东汉。清人著录孝堂山历代题名总计约三十目，似乎为众多文人所熟知，如清末吴重憙的诗句：『至今迹相不得见，孝堂郭巨三十留题名』。 新发现汉代题记 新发现汉代题记六目，其中有纪年为三目，其余三目余字模糊，尚不得辨认。 1. 阳嘉四年东成鄙题名 该题记位于石祠北壁，文字为竖刻三行，共十九字可辨认，字径50px不等。释文如下： 泰山赢县东成鄙，以阳嘉四年十月七日，四人过…… 阳嘉，东汉顺帝刘保时期年号，阳嘉四年即公元一三五年。泰山，即泰山郡。赢县，故址在今莱芜西北羊里镇城子县村。 题记整体大气舒朗，笔势开张，其『泰』字写法如《王基碑》，『东』字起笔为京字头，字法如《张迁碑》、唐颜真卿《东方画赞碑》及清伊秉绶。 2. 本初元年刘升高题名两段 第一段题名位于石祠东壁右上角，文字竖刻，共一行，十七字可识读，末端余字残损，已不能辨识。字径20px左右。释文如下： 刘升高、但石，以本初元年十一月廿六日，来…… 刘升高、但石，或为刘升、高但石，人名无考。本初，为东汉质帝刘缵时期的年号，本初元年即公元一四六年。 题记字体秀美，书写流畅，笔势变化自然，整体收放及间架多近《石门颂》，其『本』字结体同《史晨碑》字，『初』字写法同《魏司空穆泰墓志》字。题记刻法娴熟，『以』『本』字捺画双勾，技法等同『大王车』等榜题，汉隶其双勾技法如济宁《桓孨食堂题记》、肥城《张文思画像石题记》等。 第二段题名位于石祠北壁东侧，文字为竖刻，共十字，字径25px左右。释文如下： 刘升高、但石，来观此堂□。 题名书体同石祠东壁，两段应一时所刻。『刘』字残损，据上题推断。末端字似『俳』字，因右侧部首残损，不易辨识。 孝堂山石祠壁间，一人留有多处题名较多见，如魏嗣宗题名，西壁有『永隆元年九月廿日，魏嗣宗于郭巨碑文，永世记之』，三角石梁东壁有『魏嗣宗记名，令长命富贵』。第一段题名位置特殊，距东壁南端转角62.5px，其空间不足以满足操刀镌刻，由此可判定，刻字之当时，石祠南立面东侧雕刻青龙的墀头立石不在此位置，应是后期加固石祠时添加，这对研究石祠初建原貌有着一定的意义。  3. 建宁三年题记 该题名位于石祠三角石梁东壁，文字为竖刻二行，共二十三个字，字径62.5px左右，有三字难以辨识。释文如下： □州□龙□乎舜子记，吾以建宁三年七月廿五日过此祠。 建宁，为东汉灵帝刘宏时期年号，建宁三年即公元一七〇年。题记地名、人名字迹较难辨识，『龙』『乎』两字均有此姓氏。『舜子』似刻者之名，或虞舜之别称，似感念舜之孝行之意。 题记笔法多近《石门颂》，其中『乎』字，字法同魏《郑义碑》。『宁』字字法如晋《好太王碑》。字迹排列间隔较远，两排刻字相隔一个画像人物，应是当时墙壁上题记较少，作者选择画像空余的空间多，早期题记多有其特点。 4. 平原湿阴公题记 题记位于石祠三角石梁西壁，文字为竖刻，共六行，字径25px左右，仅有七字可辨，其余字迹因石壁剥蚀风化和多年捶拓等损毁。释文如下： 平原湿阴公□□□，以□□四年…… 平原，即平原郡，汉高祖从齐郡分置，治所在今山东平原县西南二十五里张官店。湿，为湿水，出平原高唐，从东郡东武阳入海。湿阴，即今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南。公，敬称或爵位。 题记字体汉风纯熟，近同『大王车』诸榜题，其『平』字下横出长波，尾处作双勾。字形扁方，结体严谨，字法规范，笔画瘦劲刚健，简洁朴实，端庄而不失灵动，如曲阜《礼器碑》碑阴字体风格。 该题记左为永建四年邵善君题名，学界认为是石祠最早的题记，清代金石家凡著孝堂山者，无一不录。最早著录该题名的是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湿阴误考证为『漯』阴。新发现与题记与邵善君题名距离很近，且上下相当，字数及排列类同，应互有一定关系。按石祠题记位置优劣的选择规律来看，应早于邵善君题记。 5. 李平林题名 该题名位于石祠东壁，文字竖刻，残存可辨字为一行，共九字，字径50px左右。释文如下： ……候从事，李平林来过也…… 候，爵位。从事，官职，为汉刺史的佐吏，两汉刺史权重，各种从事均有刺史自行辟任。北魏曾罢诸州从事，依军府之例，置参军，但未全面推行。北齐仍并置从事与参军。隋罢地方官自辟僚属，遂于开皇十二年（五九二），将诸州从事一律改为参军。李平林，其人无考，应为某一郡侯的佐吏。 题名整体近济宁《陶洛残汉碑》，字形扁方，上下收紧，左右舒展。其『候』字不写左侧人部，首画夸张，字法同《曹全碑》。 6. 济北诸侯题记 题记位于石祠西壁，隶书体，文字为竖刻，共二行，字径25px左右，共有十字，余处没有发现与相关其他字迹。释文如下： 济北诸侯，居山茌北十里。 济北，初由秦设郡，其治所先在博阳（现泰安东），辖八县。东汉为济北国，治所为卢（现长清归德镇），后为谷城（今平阴），所辖区域同秦制济北郡。三国，两晋，南北朝，十六国均沿此例。山茌，东汉设立山茌县，属泰山郡，在今长清区张夏镇。山茌县北十里，是今长清崮山镇，未曾发现有汉代城址。东汉济北国治所在卢，城址尚存，在孝堂山北十余里。 题记多字呈扁方形，简洁朴实。其『济』字，上紧下松，捺画出长波，尾处作双勾，如简牍书。阮元《山左金石志》卷七有『最左有「北十里」』句。  订正前人著录 1. 建安二年高令春题名 该题名位于石祠东间北壁，隶书体，文字为竖刻，共二行，通篇二十六个字，字径30px左右。释文如下： 泰山山茌高令春，以建安二年五月十一日来至石堂中，孝大无至。 泰山山茌，即泰山郡山茌县。高令春，人名无考。建安，东汉献帝年号，建安二年即公元一九七年。石堂，即指郭氏墓石祠。孝大无至，意指小孝，则大德无极。 该题记最早著录见阮元《山左金石志》：『此书编纂已毕，将付刊矣丁巳三月得钱塘黄司马易书云，「郭巨石室尚有建安二年高令春……」题刻，郎未见者』。该题记最早发现者应为黄易，嘉庆二年（一七九七）十二月廿三日，黄易派遣拓工至孝堂山，将祠内郭巨及其母等塑像移出，细拓石祠北壁上部所得，并及时函告同仁，『易遣工细拓郭巨石室画象，又多出建安二年高令春题名、武定二年南青州刺史郑伯猷题名、天保九年刘章题名，已钩出欲付梓也』[6]。虽『露室后石壁』，但黄易未『得全拓诸刻』，一九五三年重建罩室之前，紧靠石祠北壁垒砌有神台，高两尺余，阔至东西墙壁，上置郭巨及家人塑像。黄易所得该题记录于《小蓬莱阁金石目》，曰『泰山山人高令春题字』，山茌误为『山人』。文献对该题记著录均有误，及未发现文末有『孝大无至』四字。如桂馥《札朴》误识为『泰山宴凤何令春以建立』；冯云鹏、冯云鹓《金石索》误录为『泰山山阳高令春以』；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一文录为『泰山山阳高令春以』。该题记可证东汉建安二年前已设立山茌县，属泰山郡。道光十四年《长清县志》：『魏初济北为郡，太和六年复为国，改茌为山茌县。』著录错误，错误原因似直接抄录《水经注》及《路史》所致。 2. 河间中水县题记两段 第一段该题名位于石祠西间北壁，文字竖刻一行，共十七字，字径37.5px左右。释文如下： 河间中水县军吏尹，□□穾从□，顾造向之。 河间，指河间郡。中水县，现位于河间市龙华店乡。军吏，军衔，职位高于士卒，低于军将。尹，官职。第九、十字难以辨识，第十三字似『鹃』或『鸼』字。向，归向，仰慕。 第二段该题名也在祠西间北壁，隶书体，文字竖刻一行，共六字，字径37.5px左右。释文如下： 河间郡中水县。 两题应一时所刻，均刻在北壁建筑画像的柱子上，字迹匀称平正但不失风雅，隶法兼篆，似将小篆部首线条变为平直，字取方形，转角出棱，再融入隶书间架结构，撇捺平直不出挑波，结构简劲，意味古雅。书写仿简牍文书格式，将建筑画像中刻出的两柱边代替简牍的竖向界格，颇似《萊子侯刻石》。该题记书体汉碑中鲜见，近似东汉任城王陵题记和汉砖刻字，清代吴廷康、伊秉绶、金农隶书风格取法应为该类。 汉高祖七年（前二〇〇）建中水侯国，三国魏时属冀州河间郡。西晋属冀州河间国，属涿郡。故此，该题记应为三国魏时期。两题记文献著录错误较多，桂馥《札朴》误识为『此间象路军吏任倅，中平六年，乏䲽顾遐向之。』并跋：『汉灵帝中平六年己巳，石刻隶法，细如毫发而平淡神奇，有飞、行绝跡之妙者，僅见此耳』；《金石索》为『河间郡泵县』；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一文录为『河间汞县军』。  题记的书法艺术价值 宋人著录题记多重视其文献价值，清乾嘉时期金石家在利用题记来证史之实和补史之缺外，对题记的书法更是钟爱有加，这也是隶书发展自汉以后清代再次走向高峰的其中原因。清叶昌炽认为：『吾人搜访著录，究以书为主，文为宾。』[7]可见金石文字对当世书法产生的影响之巨大。本次新发现的几处题记，就书法价值而言，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 1. 再现了当时的民间书写风貌 东汉时期，书写材料主要以碑版、简牍、帛书为大类。汉碑显然是上流社会礼仪文化的产物，记载重大事件或为权贵歌功颂德，立于庙堂或陵地，其字体大小匀称、排列规矩、肃穆工整，如《礼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再看简牍帛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考古学日益繁荣，各地陆续发现种数繁多的秦汉简牍帛书，总数达十万余，书目有《诗经》《礼仪》儒家经典，《老子》《易经》《孙子》诸子名著，以及方术、天文、医药类等。但这些书目，都是当时的规范性书籍，多是由书吏来完成，书写有官方严格的规范要求，如同明代之『台阁体』和清代之『官阁体』。这些书籍均出土于达官显贵的墓葬，极少见平民墓葬出土。与上述不同的是，来石祠并留下题记的到访者多为社会中、下层人士，他们亲自操刀，一气呵成于碑石上，刻前并不书丹。其字迹质朴、率真，直接呈现了他们的日常书写的状态，反应了这个群体对字体的审美要求。如阮元著《山左金石志》里赞永康元年髙令明题名曰：『颇有褒斜道碑笔意，如长戟快刀，互相撑拄也』。笔者认为，书法同其他艺术一样，也是源自于民间的实用过程，不能以书者的社会阶层、行业来归类到官方书法、文人书法、民间书法中，比如齐白石，其身份为木匠出身，经历的是最为普通平民的生活，同样成为书画大家。倘若要分出伯仲，只能用已形成共识的美学标准来鉴别高低。刘升高题名整体极近似王升所撰《汉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八分书，字势左倾，跌宕起伏，飘逸灵动；河间中水县题记，隶法兼篆，结构简劲，意味古雅，颇似《萊子侯刻石》；建安二年高令春题名，隶法兼楷，笔画瘦劲刚健，简洁朴实。这些题字的笔法、结构、章法古意盎然，原汁原味，是东汉民间隶书的真实面貌。 2. 代表了一种特殊的书法表现形式 东汉已能熟练使用『百炼钢』制作各种刀具，锋利的刻刀，促使刻碑工艺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根据目前出土汉代石刻文字来看，较小的文字一般采用两种刻法，双刀刻或单刀刻，双刀刻是从丹迹笔画轮廓双面分别走刀，再把字沟剔除干净。单刀刻是顺丹迹走势直接走刀，一画一刀，效果近似印章边款刻法，这种刻法相对少见。石祠汉代题记不用书丹，刻法多为单刀或单双混合。所谓单双混合是长横和捺画挑波用双刀，呈双勾状。其余部分走单刀，似笔之中锋。但与线条粗细均匀的线雕不同，而是笔画有起有收，有提有按，尽显『蚕头燕尾』、『一波三折』，且线条苍劲、流畅，与其说刻出来，不如说写出来。与碑刻工艺相比，刻手后期逐字修饰，难免会改变笔迹细微的表现，必然折损字之神韵和书者的情感流露。再看简牍，书者左手执简，右手悬腕执笔，因简册卷起后呈圆柱状，每遇到长横或捺画，简书会不便着墨，书者左手会自然适当左向转动，自然的出现了丰腴夸张的捺画和波挑。本初元年刘升高题名中『以』『本』字捺画双勾，以及『大王车』榜题的长横，末端顿笔并加以夸张，这与实用性书写无关，而是在校方简牍墨迹隶书的效果，对装饰效果的追求。与距离孝堂山三十公里的肥城滦镇出土《张文思画像石题记》同样用此技法。与简牍墨迹相比，毛笔书写，缺少了那种细健、拙气的金石趣味，但又保留了简牍墨迹的自然、率真以及章法气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艺术特色[7]，如果说书法讲求寻求源头求变的话，这些题记会给我们认知汉隶提供更深层次的信息。难怪清代隶书大家桂馥赞孝堂山题记道：『有极沉浑、朴拙者，有极苍劲、变化缥缈灵奇、细如毫发者，此皆汉隶中之奇品创见也。』[8] 孝堂山郭士墓石祠是研究汉代历史和社会生活的重要实物资料，新发现阳嘉、本初、建宁三处有纪年石刻文字，书写形式具有一定的独特性，是研究东汉普通劳动人民隶书书法的宝贵资料，具有较高的书法艺术价值。其中，本初元年刘升高题名是山东迄今发现最小的汉代纪年石刻文字。遗憾的是，这几目汉代题记字数较少，没有反映石祠主人的直接信息。 另外，笔者与几位同道总共整理孝堂山石祠题记一百二十余目，其中新发现各时代题记八十余目，大多含有姓名、年号、官职、地名等，可以证史之实和补史之缺。从书法方面，这些题记书体容纳有古隶、隶书、魏碑、楷书、草书、行书，近两千年来各时代的书写特点集于一石，无疑也是研究汉字书法演替的宝贵实物资料。 注释： [1]朱剑心.金石学[ M ] .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5:195. [2]容媛.秦汉石刻题跋辑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465. [3][5]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卷七[M].影印本.嘉庆二年. [4]罗哲文.孝堂山郭氏墓石祠[J].文物，1961（4）：44-55 . [6]秦明.故宫藏黄易尺牍中的金石碑帖[J].中国书画：2016（4）: 25-33. [7]陈振濂.东汉〈张文思画像石题记〉与隶书八分的双钩波挑[N].杭州日报.2017.017. [8]容媛.秦汉石刻题跋辑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465. 作者单位：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