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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两大工程，“夏商周断代工程”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索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夏，包括夏代存在与否、年代与范围、标志性遗存等。项目结果公布之后，中外知识界与大众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是热度类似。最近孙庆伟《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一书出版，又为夏问题的讨论添了几分热度，网络上下都在发表对夏问题的看法。同在考古学界内，我并非治商周考古之学的专家，没有资格参与专门的学术讨论。我所能做的是考察知识生产的背景关联（c o n t e x t）以及有关夏问题考古学研究的理论前提，以期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旁观者清”。 考古学家从事的研究工作是一种知识生产，由此，它必定涉及两种背景关联：一种是外部的，一种是内部的。前者主要指与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和相关科学进展的关联，后者主要是指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之间的互动。还记得多年前，在斯坦福大学工作的刘莉教授给我发来一份电子邮件，针对某些西方学者的指控，她想调查中国学者是否认为自己是在民族主义的指导下从事考古学研究。对这个指控我很惊讶，按我的理解，民族主义相对的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殖民主义的话，哪里来的民族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才有反抗！单方面指控中国考古学者的民族主义，而不去反思自身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是有失公允的。将肯定夏的存在就视为民族主义的“愚妄”，那么否定夏的所谓“科学态度”难道就不是帝国主义的话语霸权吗？ 我在学校教授考古学史课程，相对熟悉考古学的渊源。回顾考古学史的发展历程，近代考古学兴起的标志就是丹麦人克里斯蒂安·汤姆森提出的“三代论”。其背景正是拿破仑入侵丹麦，同为近代考古学先驱、汤姆森的同侪詹斯·沃尔塞在他一八四三年出版的《丹麦原始古物》一书开篇就写道：“没有关注独立与自身存在的国家会忽视其所立足的过去。”考古学本身是一个跟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学科，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这就是考古学知识生产的背景关联。如今当我们进行知识生产的时候，可能会带着它，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决定的，因为我们可能还处在文化帝国主义的霸权下。 《人类的起源》作者理查德·利基曾经注意到学术界有关人类进化的解释与时代背景的关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流行雷蒙德·达特“人—凶杀者的猿”的假说，其背景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人类自相残杀，血流漂橹。六十年代强调狩猎的重要性，流行“人—狩猎者”的概念以及狩猎采集者与环境的协调关系，当时正值第三次技术浪潮时期，同时环保主义开始流行。之后，强调女性采集经济对人类生计的重要性，“女性—采集者”假说大行其道，而此时正是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 无独有偶，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九四九年以前，我们讲很多东西都是持“外来说”。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中详细罗列了有关中国人外来的诸种说法，有外国人所提，也有中国学者提出的。不仅中国人外来，中国文化也是外来的，其中就有彩陶。李济先生早期的田野考古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想证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一九四九年以后，有一段时间因为遭到帝国主义的封锁，民粹盛行，此时多流行“本土说”。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现在，通常的说法是“外来+ 本土创新”。这样的耦合很有意思，它并不是说学者们都在迎合时代的需要，而是说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是无法摆脱时代的影响的。时代的关联让学者们更关注某些现象、某些问题。我们对夏问题的关注正值中国作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进入世界体系之时，这是我们对自身文化定位的需要。 我们应该清楚，一个失去历史的民族是不能成其为一个民族的，就像一个没有过去的人，我们无法对他进行定位一样，历史渊源是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夏之所以成为问题是与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同步的，一方面我们需要重新审定自己的文化历史身份；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份也在为主导这个体系的西方世界所审定。正是在这样的外部背景关联中夏成为一个问题：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夏代？两种话语权力在相互较量，过去百年中，绝大多数时候，西方的话语是占主导地位的，受过西方话语影响的中国人也借鉴这种话语来进行自我审定。二十世纪初的疑古思潮首先解构了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夏之存在的文献载体遭到了颠覆，于是夏本身也就成了问题。而此时，中国考古学还在幼年时期，还不能提供什么有说服力的证据。 一九四九年到改革开放前，有关夏的问题消失了。当然，按照另一种话语来解读，质疑夏可能是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行为。这是话语体系本身的问题。回到知识生产的背景上来看，此时夏的问题其实根本不成立。按照中国人对自身历史的理解，我们是炎黄子孙难道还需要证明吗？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商的存在已经证明疑古思潮走过了头，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已经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夏的存在。只是我们有必要证明给自己看吗？此时中国学者想到的不是去质疑夏，而是如何去更准确地丰富有关夏的认识。 夏又成为一个问题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重新进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之时。夏就像一种历史身份证需要接受重新审定，在新的体系中，中国需要这样一张历史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个话语体系的一个维度叫作“科学”。夏的存在需要接受科学的审定，即必须有充分的资料来证明。这里需要排除对历史文化的理解，需要排除“民族中心论的偏见”，让我们对夏的历史追溯回到元叙事。作为处在历史情境的中国人，实际是不可能做到的。于是，质疑远远要好于肯定。这样既符合科学，也无须承担新话语体系的任何指控。 从考古学的内部背景关联来看，说到夏，我们首先要问的是，它是否成其为一个问题（学术议题）？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史前考古，自然我偏重从长时段的角度入手。从中国文明诞生的整个背景来看，夏问题涉及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中国文明起源究竟在什么时候形成的？是怎么形成的？跟其他的文明有什么差异？这些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也是中国人所关心的，也是世界所关心的，至于它叫不叫夏那是另一个问题。我曾在《读书》（二○一六年第十期）上撰文溯源中国文明的经济基础，距今一万年前后，中国就产生了华北（旱作农业）与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两个起源中心，历经五千多年的发展，中国文明形成。这绝非学界曾经以为的中国文明是“早熟型”文明，而是正相反。中国文明正是因为有极其深厚与宽广的农业根基，才保证了后来五千多年绵延不绝，形成了世界上极其罕见的完整的农业文化系统。不久前结项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大的贡献是理清了夏之前或同时期文明的发展脉络，辽西的红山、浙江的良渚、陕西的石峁、山西的陶寺、湖北的石家河等，其发展水平无不可以称之为文明，尤其是其中的良渚，大型的城址、复杂的水利工程、明显的等级制度等，都已经为王朝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夏这样的大型学术议题往往是需要多学科合作研究的，不可能由一个学科独立解决。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最早的美洲人的研究。当年留学的时候，作为最早美洲人研究三大权威之一的戴维·梅尔茨教授开了一门课，专门讲这个问题。综合学术史、环境、语言、考古材料、年代、DNA 等许多学科的研究来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有成百上千的学者研究最早美洲人问题，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不过，通过多学科的研究，学术界对该问题获得了较为充分的理解，这种理解不是仅凭考古学一个学科所能获得的。 当前有关夏问题的焦点是夏王朝的确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很多时候是受到确认商王朝模式的影响，也就是需要有文字，有明确的纪年，有得到甲骨文与历史文献二重证据确认的先王世系。大家认为必须按照这个模式，才能够确认夏，否则的话，都不能叫确认。这种模式的简化版就是，文明必须有文字，如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古希腊等，一个例外是印加文明。我们是否有可能满足这个模式呢？应该说是有可能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已经有一些类似文字的符号，商朝的文字已经比较成熟，处在中间的夏王朝是可能有文字的。早期王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质的，多与祭祀相关，而考古遗存中祭祀遗存是相对保存比较好的（因为不实用以及对神灵的畏惧），所以，找到夏王朝的文字是有可能的。 二重证据法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一种规范，认为考古与文献证据相互印证，能最好地解决问题。其实，二重证据中，物质遗存（考古材料）本身并没有发言权，它需要接受文献资料的审定，否则仍不足以说得到证明。说到这里，禁不住想起艺术史中的图像分析法，作为大师的潘洛夫斯基运用这一方法可以去分析许多问题，但是有趣的是，他还是要不断地引用文献来证明他的图像分析法的合法性。面对文献材料，以物质遗存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在证明夏问题的时候，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样有说服力。换句话说，即便考古学上找到了夏代的遗存（很可能已经找到了），仍有可能得不到确认。这也正是当前夏问题研究的纠结所在。 许多人，尤其是学科之外的人，认为夏就是一个神话传说—而非历史。这让我想起考古学上一位传奇人物，一个被天上掉下的馅饼反复砸中的人，德国人海因里希·谢里曼（或译为施里曼）。他从小就迷信荷马史诗，虽然别人都觉得这只是神话，他却字斟句酌地按照其中的记载去寻找特洛伊古城。最后，他真的找到了特洛伊遗址，只不过地层找错了，但这是技术方法的问题。他还找到了“阿伽门农”的墓（其实是时代更早的青铜时代酋邦首领的墓），并且差一点就找到米诺斯王宫，只是因为他不愿多赔几个橄榄树的钱，以至于失之交臂。因此，我们对传世文献应该更宽容一点，迷信也好，怀疑也好，可能都不一定绝对正确，保持一点开放头脑，可能会更好。 《鼏宅禹迹》开头引用邹衡先生的话：“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这里涉及一个考古学理论的核心问题：通过物质遗存研究能否确定族属。物质遗存本身不会讲话，它不会告诉我们它属于夏。之所以有夏，是因为有历史文献的记载。这里的“夏”，可以是夏王朝，也可以是夏族或夏人，还可以指夏代。我们通过物质遗存能够进行怎样的回答呢？物质遗存与族群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极其困难的，相当于考古学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而夏问题不是，因为通过文字的发现是可能解决夏问题的（媒体称夏问题是哥德巴赫猜想，这是一个误解）。 考古学中物质遗存与族群之间关系的问题由来已久，六十年代末，先师路易斯·宾福德与法国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博尔德就石器组合的意义进行论战，博尔德认为石器组合可以代表人群，宾福德认为可能代表不同的活动。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研究者常用“考古学文化”（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物质遗存特征组合）来指代族群，但这个理论前提是未经证明的。物质遗存跟族群之间究竟有没有关系呢？有！但是我们知道族群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历史过程的产物，不同文化背景，甚至不同社会情境中，它的表现方式也不同。民族志的研究告诉我们，不同的族群标志族群身份的物质遗存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用刀子，有的用罐子，有的用文身，有的用祭祀来表示，方式多种多样，并不是每个族群在任何时候都用同样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族群身份。除非我们知道具体文化历史背景、社会情境，否则我们难以做出准确判断。用物质遗存研究来界定族群问题，这触及了考古学研究的边界。 如果我们从当代来看族群，就会发现它是一个多层次的、具有相对性的存在，可以按国家、民族、宗教、语言、部落等不同标准来划分，而且在不同情境，人们所强调的族群范围是不一样的。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族群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存在，而是一个历史构建的过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还会经历分裂、离散、融合、归化等过程，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族群概念。因此，我们也许需要反思，我们是不是在寻找一个标准的“夏”？有没有一个标准的“夏”在那里等着我们去发现？如果夏是一个文化构建的过程，这意味着它可能是一个扩展、交融、再创造的过程，其中可能充满着杂糅、混合，我们很难找到一个“血统纯正”的夏。由此考古学研究通过物质遗存的特征分析去识别夏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很可能已经走出了考古学的边界。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考古学的边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研究范式的更替与拓展，考古学的边界也在扩充。比如说，如果我们把夏当成一个文明起源的问题来研究，它就是一个国家政权构建的过程，我们就需要去研究国家组织下的经济生产、权力运作、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及意识形态的表达等。我们就可以解释世袭的夏王朝为什么能够取代之前非世袭的“古国”（苏秉琦先生语）或“神王”（张忠培先生语）社会。这种视角让考古学家更多关注复杂社会组织的运作机制，解释文明起源的原因。即便我们不能肯定夏的存在，但我们就这个时代的认识也会非常扎实深入。 夏是青铜文明之始，取代了一个以玉器及其他非金属器物为表征的时代。青铜适合用于制作礼器与兵器，另外就是经济交易的通货。因为昂贵，还很难大规模用于农业生产。这样的政权是立足于政治与军事权力之上的，相比之前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古国阶段，它拓展了军事权力。这种侧重物质性的研究属于一种新的理论范畴，它再一次拓展了考古学的边界。这里夏不仅仅是一个族属的问题，我们可以从物质性、能动性、景观、性别、阶级、惯习等角度去阐释，由此我们将可能看到一个宛在万花筒中的夏。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已悄然转型，从以文化历史重建为中心逐渐向社会功能重建为中心，也就是更强调理解社会如何运作。就像良渚文明的研究所展示的一样，从大墓追溯到城墙，从古城到外围的支撑聚落与稻田，从城墙的构筑到几十公里开外的水利系统工程，一环一环地解开一个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这里我们已然不需要再争论它的“身份”，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就已经充分地进行了证明。 简言之，为什么夏是一个问题？这是由知识生产的外部与内部背景关联所决定的。它曾经不是问题，在二十世纪里也不一直都是问题。当前夏的问题，从学科外部背景关联来说，是中国重新进入世界体系的历史身份证。回到学科内部的背景关联，夏的问题涉及作为考古材料的物质遗存需要得到文献、传说的确认；在学理（考古学理论）层面上，需要解决物质遗存与族群的对应条件问题，其难度很大。但夏问题本身并非不可能解决，通过多学科的工作，尤其是文字的发现，是可能做出回答的。考古学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考古学可以从其他方面为夏问题贡献更丰富的内涵。 （《鼏宅禹迹：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孙庆伟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八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