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原称《太史公书》，以一百三十卷的篇幅，记述了从传说时代黄帝至汉武帝执政时期的历史。《史记》是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列为“二十四史”的第一种，被看作史学和文学共同的经典。《史记》开创的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记述历史的体例，形成了久远的影响。
    

《史记》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扬雄《法言·君子》说：“《太史公》，圣人将有取焉。”桓谭《新论》也写道：“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余皆丛残小论。”班彪曾经赞誉这部名著“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视前，圣人之耳目也”。《论衡·案书》又有这样的评说：“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河汉也，其余，泾渭也。”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也赞赏司马迁“博物洽闻”，其书则“驰骋古今”。历代评价之所谓“千古之至文”，“群史之领袖”，“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等，都体现出《史记》深刻宏远的文化影响。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在承受酷刑、身负屈辱的特殊情况下完成的。他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保留了社会历史记忆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对于殷商史事，少有其他文献提供相关信息，而千百年后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以及考古诸多实证，说明《史记》包括商王世系等有关记录大体是真实可信的。对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与外交，对于秦统一的历程，对于楚汉战争的演进，对于刘邦建国史、文景之治的实现以及汉武帝时代的诸多成就，《史记》也都有生动具体的描述。顾颉刚说，有关刘项竞争的记录，“笔力之健”，“震撼一时，叱咤千古”，而《史记》中另一“最精彩及价值最高部分”，即“武帝之世”。“武帝时事为迁所目睹，其史料为迁所搜集，精神贯注，光照千古”。司马迁写当代史，多有清醒的历史判断以及勇敢的历史批评发表。后来有以“谤史”相指责者，而多数读者通过《史记》则为史学的良心和史学家的骨气所感动。
    

李长之曾经评价司马迁《史记》：“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境，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因此，我们必须能把握《史记》中司马迁之主观的用意，才能理解这部书，才能欣赏这部书。”可能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文化个性，“所以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我们捧读《史记》，好像与这位文化伟人交谈，可以亲近他的文化人格，可以理解他的文化精神，可以体会他的文化智慧。
    

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书，对司马迁与他所处时代的另一代表性人物汉武帝进行过比较。他注意到这两位历史名人有共同之处：“汉武帝之求才若渴，欣赏奇才，司马迁便发挥在文字上。汉武帝之有时而幼稚，可笑，天真，不实际，好奇，好玩，好幻想，司马迁也以同样的内心生活而组织成了他的书。”《史记》成书，并成为史学史上的高峰，文化背景正是汉武帝时代的历史进步。然而，司马迁又超越了他生活的时代。“司马迁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到了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司马迁使可以和亚历山大相比的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显得平凡和黯然无光了！”“一方面，他们有许多相似处，而且太相似了！汉武帝之征服天下的雄心，司马迁表现在学术上。‘天人之际’，‘古今之变’，‘一家之言’，这同样是囊括一切的，征服一切的力量。武帝是亚历山大，司马迁就是亚里士多德。这同是一种时代精神的表现而已。”然而另一方面，“汉武帝在许多点上，似乎是司马迁的敌人，抑且是司马迁所瞧不起，而玩弄于狡猾的笔墨上的人”。司马迁与汉武帝共有彼此辉映的历史光芒，然而就文化高度而言，前者又压倒了后者。重要原因之一，是《史记》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平民立场、平民情感和平民理念。
    

对社会普通人群的关心，是《史记》最突出的文化特色。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写道：“（《史记》其书）常有国民思想，如项羽而列诸本纪，孔子、陈涉而列诸世家，儒林、游侠、刺客、货殖而为之列传，皆有深意存焉。”他关注司马迁此奇异之“深意”，于是感叹：“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翦伯赞也说，“《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不仅替皇帝写本纪，也替失败的英雄项羽写本纪；不仅替贵族写世家，也替叛乱的首领陈涉写家；不仅替官僚写列传，也替秦汉时代的哲学家、文学家、商人、地主以及社会的游浪之群如日者、游侠、滑稽写列传。他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的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而生动的描写。”他认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对社会低端“阶层”的关注，是《史记》作者独特的视角。
    

我们在对汉代的儿童劳动与劳动儿童进行考察时注意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追述自己早年经历，曾经回顾在“年十岁则诵古文”之前，有“耕牧河山之阳”的劳动实践。司马迁童年体验过“耕牧”劳动生活，使得他与社会下层劳动群众能够情感接近，心灵相通。《史记》关注社会底层人群的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也理解劳动阶级的身心体验，应当与这样的童年生活有关。《史记》于是并不仅仅瞩目帝王将相的历史表演，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说，能够“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
    

对一些历史名人早年贫困生活与劳动经历的关注，是《史记》独自的文化个性，因此超越诸多其他史书而显现出社会史观察的独特眼力。如刘盈兄妹幼时随吕后参与田间劳作的故事，见于《史记·高祖本纪》：“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所谓“两子”，就是刘邦帝业后来的继承人汉惠帝刘盈和嫁给张敖、成为赵国王后的鲁元公主。《汉书·高帝纪上》只说“吕后及两子居田”，缺写了“耨”的劳作细节。也许班固认为“耨”作为具体田间劳动形式并不重要，然而司马迁因为这一个字的使用，就表现出历史见识的高超。《论衡·骨相》从《汉书》说。《通志》卷五上《前汉纪·高祖》则认同《史记》的笔法。汉文帝窦皇后的弟弟窦少君幼年被拐卖从事苦役的故事，见于《史记·外戚列传》。窦少君“年四五岁时”，“为人所略卖”，“传十余家”，从事“入山作炭”劳作，曾经遭遇地质灾害，经历生死劫难，“岸崩，尽压杀卧者，少君独得脱，不死”。后来得与窦后相认，随后方跻身豪贵集团。又如《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大将军卫青私生子出身，“少时归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为兄弟数。”这位为汉帝国扩张创立显赫军功的名将，“少时”曾“牧羊”，经历过屈辱生活。《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述，汉武帝时名相公孙弘早年“家贫，牧豕海上”。据《史记·平准书》，卜式在得到汉武帝信用之前，“以田畜为事”。他后来回顾人生初年经历，自称“少牧”。司马迁对这些故事密切关心，认真写述，是有史家的深意的。我们由此也可以体会他以经历“耕牧”劳动生活为人生基点的“精神史，心灵史”。
    

司马迁童年曾经从事“耕牧”劳动，后来官任太史令，得以在帝王身边服务，然而如他自己所说，“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而经历人生悲剧，“诟莫大于宫刑。”如《报任安书》所说，“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他是在身处卑贱屈辱的社会下层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记》的撰写的。这当然可以使得他容易亲近平民的生活，理解平民的心思。
    

《史记》以平民精神表现出来的文化优势，超越“千古”“群史”，成就了中国史学公认的经典。
    

《老子》说：“强大处下。”“高以下为基。”“大者宜为下。”司马迁正是立足“为下”“处下”的立场，占据了史学学术的制高点。《史记》的平民精神，体现出对历史真实的看重，显示了历史判断的公正，也表现了史家的开明与智慧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