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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在于文化自信，其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中华文化自信、民族文化自信为基本内容，内涵历史、情感、道路三重逻辑。具体讲就是构筑平等互助、团结进步的新型民族关系，彰显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追求与价值认同，尊重、保护、传承与创新民族文化多样性，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民族团结进步。应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断推进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迈入新阶段，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作出贡献。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民族团结进步 作者简介：邓玉函，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云南 昆明，650091）。 一、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在于文化自信 新的时代如何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紧迫的理论与现实课题。近年来，学术界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的提出。如彭南生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对民族认同的建构，把辛亥革命看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新开端。麻国庆以记忆的多层性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形成的基础。平维彬等从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脉络，探寻古代文化族类观向现代国家民族观的演变历程，并试图从传统的儒家族类观、近代以来西方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三个方面，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来源。（2）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民族关系的形成。如王文光等提出了西南民族的早期文化起源、地理环境以及汉民族和各个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的互动关系对西南民族内部多元一体的形成影响，探讨了西南民族内部多元一体逐步形成、发展的过程。（3）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意识。王文光等梳理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关凯把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看作是一种文化政治理论，提出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超越性关怀出发，定义中华民族人类共同体的概念。（4）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践建构。朱碧波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纵深推进，从历史-命运纽带、政治-法律纽带、精神-文化纽带、经济-利益纽带、社会-情感等多方面，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维建构。扈红英等从“一带一路”倡议的视角，探讨了西部边疆地区社会结构变迁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正如王文光等人所论，笔者也认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根本上表现为文化问题，其本身就是一个中华文化自信的过程与表现，这就需要我们从文化自觉走向文化自信。1997年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首次提出“文化自觉”概念，本意是为了应对全球一体化的趋势而倡导的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方法，指的是人生活在特定的历史文化圈内，对自己的文化及其文化的发展历程和未来方向有充分的认知。对一个个体而言，可阐述为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对一个群体或民族整体而言，就是在尊重不同群体文化的同时，又能够自觉维护共同文化的统一性。具体而言，就是深刻认识到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的作用、正确地把握好文化的发展规律以及能够主动地去担当发展文化的历史责任。进一步，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是主体在对文化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基础上，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肯定和坚守。即在不同类型文化的互动中稳住根基，获得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继而增强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力。具体说，就是对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习俗、制度等方面自觉地传承与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也表明，正是因为这么一种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共同体才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及独特的东方文明体系，直到今天依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根本所在。 那么在新时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自信？其核心正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具体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文化，革命传统文化，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文化，等等。因此，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 要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立足于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解决现实问题，助推社会发展。 从中也可看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统领，中华文化自信、民族文化自信为基本内容。在此基础上，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体化为构筑新型民族关系，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民族团结进步，即历史、情感、道路等三重逻辑。 二、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逻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新型民族关系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通常采取“因俗而治”政策来处理中央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晚清以来，随着近现代社会的民主转型，如何正确处理各民族关系又一次成为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问题。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较长时期内主张用民族自决、联邦制等来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才逐渐转向民族区域自治，并于1947年5月在内蒙古建立了第一个省级自治区，迈开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伟大实践。民族区域自治指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宪政制度中，以少数民族的聚居区为基础，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一系列法令、规范、措施、方法等的总称。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实践中具体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过程，也是对国家与少数民族地区政治权力规范的一种建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7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这是适合中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的重要的国家治理形式，其保障了各民族的平等的政治权利，实现了各民族平等的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促进了各民族的团结、繁荣和进步，因而构成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制度保障。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依靠强大的向心力和持久的凝聚力，才能保持住自己的发展动力，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这种向心力和凝聚力是取决于国家和民族内在的整合力量，这个整合的过程包括政治整合、经济整合以及文化整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56个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是在完全平等意义上的一种政治整合。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使得中国56个民族经由经济整合的过程逐步走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之路。新时代，面对“一带一路”倡议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的56个民族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引领下，通过文化整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理想。从政治整合、经济整合到文化整合，这一历史逻辑的过程中，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构成了从中央到民族地区的平衡结和平衡链。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央赋予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权利和利益才能得以实现。所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是这一历史逻辑过程的主线，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又是维系着中华各民族紧密联系的重要纽带。因而我们党从民主革命时期就重视民族区域自治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一直致力于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社会发展实践，实现中国化的民族区域自治理论。从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就逐步实践创新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并一直贯彻执行到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实践之中。 70余年来实行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不仅正确处理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中的各种关系，有效地解决了各种民族问题，而且在实践中逐步法制化，逐步走向完善、成熟。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中国有56个民族，还有十几种未识别人群，且每个民族里还有众多支系或群体区分。尤其是在文化上，每个民族或者群体，都有自己的价值准则、风俗习惯、精神信仰。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一步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使各民族拧成一股绳，团结一心去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则需要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及价值来凝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既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要求与道德底线，同时又充分地借鉴、吸收人类文明优秀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治国理政理念的积累与升华。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当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新型民族关系，其在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基础上，突显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追求与价值认同，这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选择结果。落到实处就是在中华文化自信基础上，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三、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情感逻辑：以中华文化自信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一）文化自信是多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表征 精神家园指的是建立在理性思维和理想信念基础之上的文化自信和精神寄托。既可以指一个人的精神归宿，也可以用来指一定群体和一定民族的精神世界。对个人而言，精神家园也就是其精神世界与心灵归宿，是对其生活世界中间那些具有价值与意义的东西的认识与追寻；对一个民族而言，则与其民族文化内在关联，是一个民族在文化自信基础上产生的文化寄托和精神归宿，包含了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历史积淀所形成的特有的传统、习惯、风俗、精神、心理、情感等。具体讲：（1）从生成看，共有精神家园是每个民族成员超越了自己的原始自然属性，在自己生存的自然、社会经济环境中生成的一种精神文化，同时包括着对自身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反思，承载着各民族的生存智慧、文化创造及其精神追求。（2）从历史演进看，不同时期的共有精神家园有不同的发展程度，有不同的具体内涵，但也有一些以一贯之的核心内容为全体成员所高度认同。如中华文化里“和而不同”“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庸”“和谐”等精神。（3）从现实功能看，共有精神家园是各地域、各层次成员所认同的文化体系，能为全体成员提供一种心灵的归宿和情感的寄托，同时也成为民族凝聚力增强和民族进步的精神支撑。 于此类推，文化自信也构成多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本表征，其涵括了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意志）和民族行为等方面。文化自信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提炼出各个民族文化的精髓，然后进一步整合升华为新的精神文明。各个民族的向往和追求共同的精神文明的过程之中，对国家认同的情感也逐步得到了升华，以此就形成了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例如，中华各个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和社会实践中总结和提炼出的一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爱好和平、团结统一、勤劳勇敢等等，这些精神财富通过不断习得、传承与创新，也使每个民族自然生发出对祖国的崇敬和热爱之情。 （二）以中华文化自信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什么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能延绵不绝，历久弥新，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进一步讲，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千百年来，王朝更迭，但中华各民族始终能够紧密团结、荣辱与共，正是因为有着对中华文化的强烈认同，拥有这样一个超越各民族之上的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自信通往中华民族认同。文化是一种软实力，它既构成了共同体持续保持自身活力的精神来源，也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使其他共同体成员能够接受和认可本共同体。共同体的文化价值就在于能够凝聚共同体成员的认同意识，所以文化自信构成了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文化底蕴、文化根基。中国各民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各成员之间的文化接触、交流与碰撞，有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只有汉族认同少数民族文化为中华文化、少数民族认同汉族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并相互尊重、相互接纳，才能形成情感共识，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价值的相通才能真正凝聚人心，实现认同相一。而在一切的认同价值范畴中，最深层次的认同就是文化自信，这种同宗同源的文化和价值渊源，是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构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丰厚土壤。 （三）中华文化自信是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不竭动力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树立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传承创新的灵魂。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地沦为了半殖民半封建社会，导致这一结果的根源，被认为是在农耕文化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由此开始，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成为了压倒性的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要以城市化、工业化作为一个重要途径向西方学习。同时开始改造以农耕文明为基本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思维主导了当时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进程，但是也导致出现了诸多不良的社会后果，使中华文化在西方文化面前越发丧失自信。因而与此同时，很多有识之士也指出，对现代西方文明、工业文明的矫枉过正，即人类文明的新出路在于重拾中华文化。如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就认为，中国的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21世纪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资源。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并一直发展至今的“新儒家”学派，更是力图在当代中国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重建儒家的价值系统并以此为基础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中华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 当下中国社会已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党中央适时提出了认同和尊崇中国的文化自信，从民族、国家以及政党的角度出发，充分地肯定文化自信并积极践行，并对其文化的生命力持有坚定信心。事实也的确如此，没有强盛的国力，没有中华各民族团结一心，中国的文化不可能真正自信；反过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只有树立和延续文化自信，才能把中国各民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换言之，中华文化自信才是塑造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不竭动力，这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情感所依。落到实处就是依托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四、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道路逻辑：以民族文化自信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一）民族团结进步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命线 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一项准则。2018年新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任，中国共产党适时、准确地确立“民族团结进步”的民族政策，表达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关系的新定位、新愿景。与以往相比较，其更强调各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强调团结基础上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和进步，是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命线。 （二）民族文化自信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根本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在实践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改革开放40年来民族发展事业表明，民族文化自信是根本，必须坚持民族文化自信。 首先，民族文化自信是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的基本抓手。 从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到20世纪80年代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始的民族团结进步先进表彰活动，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地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节日、州庆、县庆等特殊节点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活动，到兵地共建、多级联创、典型示范等各种形式的创新发展；从民族自治地方局部发起，到全国层面大力推进，创建活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形式与内涵不断丰富完善。 从1988年始，国务院先后召开了六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并在2005年，把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正式确定为国家的一项法定活动。从2010年开始，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的意见》，根据此意见，一些边疆民族省份例如云南省开始建设民族团结进步边疆繁荣稳定示范区。自此，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全面铺开。这些创建活动充分表明，民族文化如节庆、仪式等是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的基本抓手。如杨秀芝认为，应以传统节日的时间要素促进建立民族团结进步的常态机制；以传统节日的空间要素给力营造民族团结进步的良好氛围；以传统节日的符号要素助力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的文化基础；以传统节日的形式要素推动落实民族团结进步的具体行动。正如有些学者如冉红芳、田敏等认为，民族文化是民族团结进步的和谐因子，是民族认同中最能体现民族自我认同和他者认同、标识民族边界的文化因素。这些民族文化蕴藏的团结和谐因子在日常生活中，已久远地构成了各民族相处的一种生活方式。 其次，民族地区发展的基本动力是民族文化自信。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东部与西部、内地与边疆、城市与乡村等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尤其是在西部民族地区，尽管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等战略，但仍然贫困人口多，贫困层次深，精准扶贫任务重，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到民族团结进步。由于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也不可能走东部地区大规模城镇化、工业化的路子。正是在这种情势下，21世纪初以来，文化资本化、产业化 即通过民族文化来推动民族地区发展，已得到广泛认可与依循，集中表现在民族旅游对民族地区乡村振兴、城镇化、民族文化遗产保护、民族工业等的带动与促进作用上。典型的如云南的“茶马古道”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已逐渐发展成为妇孺皆知的一个云南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符号资源和文化遗产。极大地带动了西南边疆边境民族地区的发展。而且，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以自然生态、农业景观、民族风情、民族艺术等为主题的民族旅游业，更是产生了整体效益，势必大大提升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第三，以民族文化自信来保护和传承文化多样性，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保护、传承民族文化多样性是维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内容，但是文化保护不是一句空话，不只是把文化放在博物馆里记忆或观赏，或者如美国、加拿大等建立原住民居留地，更重要的是让民族文化用起来、活起来，让它真正融入到人民群众的现代生活中。这就需要我们在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实践中，真正充分运用民族文化，发挥出其特有价值，从而收到一举多赢、事半功倍效果。事实也的确如此，比如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在民族团结进步州的创建中运用，民族文化的元素建立出民族文化的机制，也保护和抢救了民族文化。 （三）民族人才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表现，是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关键 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为世界银行所倡导的全员参与、文化优先、赋权等“参与式发展”理念，如今已在各个发展领域得到充分响应与实践。但是，在强调全员发展主体的同时，绝不可忽视精英群体的带头、领导作用。“‘民族人物榜样’不仅影响着本民族文化的存续与发展，也是向‘他族’传递本族文化的典范。”民族人才由于在语言文字、历史文化、民族沟通、工作习惯等方面，与民族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是民族文化自信的集中表现。因此，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中，我们既要调动每一个成员的能动性，也要注重对民族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把对民族人才的培养、选拔、使用等工作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就开始建立专门培养民族人才的各类专业学校，特别是建立了相当数量的高等院校，为党的民族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加大了民族人才培养的力度，形成了完整的民族人才教育体系和完备的人才政策。比如高校民族班、预科班、“加分录取”、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等高等教育政策；内地民族班、双语教育等基础教育政策；还有“春蕾计划”等少数民族女童教育特殊政策，对口支援、加大投入，等等，培养了大量德才兼备的民族人才，为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我们应清醒认识到，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肩负着更多、更重要的历史使命，这些都需要加大对民族人才的培养、使用力度，为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团结进步提供充足的人力支撑。 五、结语：以文化自信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综上所述，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核心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其既反映出中华民族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与状态，也是中华民族进一步繁衍生息、团结进步的依存与载体。因之，在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程中，以文化自信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其应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承继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继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吸取了古今中外优秀文明成果的积极因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文化。二是先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在提升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境界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促进家庭幸福和社会进步，进而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强盛。三是包容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从民族平等理念出发建构的各民族共享共建的中华文化自信观，是对“有的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忽略少数民族文化；有的把本民族文化自外于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缺乏认同”等错误观点、做法的克服与纠正，是对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尊重、保护、传承与创新。 总起来讲，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基础上的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三重逻辑，其关系是互为关联、有机统一的。没有深厚的历史，就很难有强烈的中华文化自信；没有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再丰厚的历史也会被分割成一盘散沙，塑造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民族团结进步更是无从谈起；再者，无论是历史的经验承继还是当下治理方式的创新，民族团结进步始终是一条生命线。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实践中自觉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入，发挥各民族团结互助的精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觉性、自信力，进一步推进新时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做出贡献。 （为阅读方便，参考文献从略。图片来源于网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