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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人本与伦理化传统悠久 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于晋南、豫西的“中原”一带，而“中原”在地形上是一组位于黄河中游的盆地群。这个盆地群的北面是以汾河河谷为主的临汾盆地，向南是以涑河河谷为主的运城盆地，再向南是包括黄河、伊河、洛河谷地在内的洛阳盆地，从洛阳盆地向西则是以渭河河谷为主的关中盆地，这些盆地中的河流都注入黄河，通过河道连接成一个盆地群。 将文献和考古相结合可以看到，文献中的尧都平阳和考古上的陶寺遗址，恰在临汾盆地，文献中的舜都蒲阪和考古上新近发现的周家庄遗址，正好位于运城盆地，文献中的禹都阳城、夏人之域和考古上的王城岗遗址、二里头遗址以及文献中的汤都西亳和考古上的偃师商城遗址都在洛阳盆地，文献中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以及考古上的周原、丰镐遗址都在关中盆地。即从尧、舜、禹到夏、商、周，中国早期国家的核心舞台都处于黄河中游的这个盆地群内。 与古埃及和古两河流域的早期国家起源于独立的封闭性很强的河谷不同，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于一个地形较破碎的由河道连接组成的盆地群。因此，中国的早期国家不像上述两个文明一样是在同一地域内连续地成长起来的，而是有一个明显的二次整合过程。中国早期国家前段的社会分化和复杂化是在各个盆地内分别完成的，各个盆地内的人群利用盆地的优越生产条件和盆地的相对封闭性，完成人口、财富的增殖和积累，实现初步的社会分化，进入国家的萌芽状态；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群的扩大，独立的盆地已经无法容纳，各盆地之间的交流、冲突和整合不断加剧，最终融合成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进入国家阶段。 因为不同盆地内的政治实体的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没有一方拥有压倒性的力量，谁也无法轻易征服对方，如果采取军事方式进行社会整合，则结果可能是两败俱伤且无法达成目的。所以，各方更倾向于采取和平协商的方式进行整合。例如禅让制即是地域国家向跨地域的中央王朝整合过程出现的首领承位方式。由此产生的和平合作、选贤任能思想影响深远，与其他文明夸耀武力崇尚征服有很大不同。这导致中国早期国家和思想中的军事性和征服性色彩十分淡薄。 同时，国家整合过程中必然涉及各方利益的博弈，在各方表达自己的诉求时，无法像在原政治实体中一样利用宗教的先发优势提供合理性，而是必须向他人证明诉求的可信性、可证性和可行性，这就使得纯信仰的、难以验证的宗教的作用下降，而可验证的人的行为和事的逻辑地位上升，最终形成以人为中心视角的思想。所以，中国早期国家的宗教色彩十分淡薄，而有明显的人本化特点，后世之所以能发展出儒家这种伦理化的价值体系，与早期国家形成中的人本化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祖先崇拜和注重历史成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重要特征，由此发展出独特的以祖先为主的信仰体系并很早就建立起发达的史官系统和构建出完整的史学体系，为社会提供阐释和合理性。祖先记忆和历史学成为当前行为合理性的重要来源，这与其他文明注重宗教提供合理性也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由于中国早期国家进行了重新整合，打破了宗教、军事本有的优势，所以没有发展出神权主导或军权主导的国家，而是发展出一种将宗教和军事糅合在内的政权主导型社会，其宗教色彩和军事色彩相对淡薄，而具有明显的人本化和伦理化特征。 （作者单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