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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建立起全党办报和全民参与的动员体制。列宁指出：“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延安《解放日报》社论《本报创刊一千期》里说：“我们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全党办报四个字。”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要有与党的生活与群众生活密切相联系的通讯员或特约撰稿员，要规定党政军民各方面的负责人经常为党报撰稿。在学校教育方面，建立广泛的小学网，推行识字小组、夜校、半日校、冬学运动等。在社会教育方面，建立民革室（民族革命室）、救亡室、俱乐部等。各俱乐部有报纸一份，每周至少读书报一次，1944年边区就有1万多群众加入读报组。 第四，充分发挥典型报道的特色动员作用。边区党政军在大生产运动中树立了吴满有、赵占魁、杨朝臣、郭凤英等典型，特别是在南泥湾实现生产自给的八路军359旅。1939年3月18日，毛泽东等在发给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的电报中指出，收集和宣传八路军、新四军民族英雄事迹，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的消息，并配发《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的社论。据方汉奇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统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出现的模范人物多达600名以上，有关南泥湾和南区合作社的新闻报道达40余条。1943年冬，召开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表彰了有关先进人员。 第五，在对外传播中善于讲述延安故事。中国共产党积极寻求外国记者到延安进行采访报道，精心讲述延安故事，传递延安声音。在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中指出，由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和封锁政策，把边区封锁得像铁桶似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同时在国外，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政策，很多人被蒙住了眼睛。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以坦诚的姿态迎接到访的外国记者，对于外国记者的提问，不设禁区，敢于回答，善于讲叙中国革命的核心元素，力争破除外国记者的错误认识，成效显著。 第六，建立有效的“在地”动员的媒介形态。在延安的抗战社会动员上，党因地制宜地使用版画、戏剧、歌曲等形式，同时也创造性地使用电影、广播等新兴媒体。1940年开播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被国民党统治区的听众称为“茫茫黑夜中的灯塔”，成为永不消逝的电波。1938年成立的延安电影团拍摄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3年春节，影片《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放映，边区军民称之为《南泥湾》。在延安电影团的推动下，免费观看电影成为延安民众的一大享受。延安版画家以刻刀为武器，创作了大量抗战版画作品。1939年3月，“鲁艺木刻工作团”成立，曾去吕梁山、太行山敌后根据地及八路军所在地举办木刻展览。1940年4月，“鲁艺木刻研究班”成立，主要活动是宣传全民抗战方针，曾举办“延安首届木刻展览会”。1943年4月25日，胡乔木在《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中指出，鲁艺的木刻以及许多美术工作者的街头画，都收到了很大的教育效果。在歌曲方面，如《黄河大合唱》《延安颂》等，铿锵战歌曾经响彻延安。此外，新秧歌《兄妹开荒》《组织起来》等都产生了良好的动员效果。 红色基因在新时代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社会动员目标固守根本，因时而变，甚至一事一策，达到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的有机统一、局部目标和整体目标的融会贯通，为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完成了舆论准备工作。中国共产党秉持辩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中的独立自主，争取和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特别激发民族国家意识，屡次提到不全面抗日就亡国亡种。同时不忘灌输阶级意识，通过唤醒人民的阶级意识，激活身份的边界，打破宿命的看法，争取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 延安独特的乡村抗战动员模式，充分实现了动员的目的，有效拓宽了抗战精神的内涵。随着媒介技术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今天社会动员的手段、方式、路径已与延安时期大为迥异，但延安抗战社会动员的优良传统并未过时。2014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中国人民将会创造更加伟大的辉煌，抗战社会动员的红色基因将会得到更好地继承和充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媒体的社会动员研究”（15BXW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