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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 李磊 整理 记者 徐蓓 日前，在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东方讲坛·思想点亮未来系列讲座”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李磊做了题为《唐朝制度与中华文明》的讲座，详细阐述了中国科举制度诞生的前前后后。 九品中正制形成了士族 汉朝分裂以后，因为战乱和天灾，大量人群离开故土，往其他地方迁徙。 中国早期的开发主要是在华北地区，其后经过三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南方地区得以渐次开发。这三次大迁徙的时间节点分别是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永嘉之乱，就是指西晋后期匈奴攻破晋都、俘虏晋帝、最终使西晋灭亡的历史事件。 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永嘉之乱被看作是第一次人口南迁的重要契机，但事实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口大迁徙始自汉魏之际。北方的世家大族与其乡党、宗族一起离开故土，往辽东、河西、益州、荆州、扬州等地迁徙。从制度层面来说，正是由于这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人才选拔制度才发生了重要变化——九品中正制得以诞生。 九品中正制正式形成于曹魏时期。所谓九品中正制，就是由朝廷选择贤德而有能力的中央官担任本籍地的“中正”，负责品评人物，将人才评为九品，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所谓“九品”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把人分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共九品；第二种说法是把人分作上中下，而上中下里又分别有上中下之分，合为九品。“中正”虽有权评定资品，但在实际运作中仍须以舆论和公共意见作为品评依据。所以，依托于九品中正制，渐渐形成了士族阶层。 与之相类，曹魏将官员定品，形成不同的等级，这就是我们通常所熟知的一品官、二品官、三品官直至九品官。一旦某人被“中正”评定了资品，便具有被授予相应官品的资格。同样，一旦某人被“中正”予以降品，其官品也会相应被降低。在西晋的制度中，官员根据官品高低可以占有10顷到50顷不等的土地，可以占有1户到15户不等的佃户，也可以占有1到3名的衣食客，还可以免除赋税与徭役。这一制度将经济权利与政治权力捆绑起来，更进一步促成了士族社会的形成。 在流离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其实是以世家大族为中心整合社会，并将社会纳入国家的治理体系中。然而，其弊端在于，因门阀士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门阀士族逐渐垄断了政府的重要官职，他们又通过大族之间互相联姻，在统治阶级内部构成了一个特权阶层。 考上进士堪称“登龙门” 到了隋唐，情况发生了变化。 隋唐大一统，结束了几百年的分裂局面，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告一段落。在原先动荡的社会中，门阀士族是社会的中坚力量，国家的统治方式是以门阀士族为中心整合社会。到了隋唐时期，士族作为社会组织者的功能逐渐退化。隋与唐前期的统治精神是将个体纳入国家的管理体制中，在一定程度上排斥有组织的社会势力。当国家的基石由社群转为个体的时候，一种更加具有普遍性的选官制度——科举制度便诞生了。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完善于唐朝。唐朝的科举制度分作两种：一种叫常举，一种叫制举。 常举，顾名思义就是按常例举办的选举。常举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诸科，士子择科而进。这些科目，就好像现在高考时你是选择文科、理科，还是选择艺术类。 《新唐书·选举志上》说，“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可见在常举诸科中，进士科是最为显贵的科目。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有一个变动的过程。唐朝初年考时务策五题，至唐高宗的时候，开始加试帖经和杂文，杂文指箴、铭、论、表等文体。到唐玄宗时代，则专用诗赋，并成为录取进士的最主要标准。唐朝时，每年参选进士的人数不少于八九百人，但实际上入选人数通常只有30人，所以难度非常大，当时就将考上进士比作“登龙门”。唐朝诗人孟郊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诗中表达了自己考上科举时春风得意的心情。 唐朝科举的另一大科目是明经科。明经科目以经书为考试内容，唐朝初年的时候依据经书试策，到了唐高宗时也开始加试帖经。 一般来讲，进士科和明经科的去向是不同的。因为进士科考的是诗和赋，所以进士的仕宦之途多与文字有关。中唐以后，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多用进士出身者。明经科主要考察参选者经学方面的成就，唐前期建立起完备的官学体系，州学博士常由及第明经出任。 除了常举以外，唐朝还经常推行制举。制举就是由皇帝根据临时所需来列定科目，以录取非常之才。制举的科目很多，包括孝悌淳笃、兼闲时务；儒术该通、可为师范；文辞秀美、才刊著述；明识政体、可委字人；志行修立、为乡闾所推者。 科举制度实行了几十年以后，到了武则天时代，其影响深入社会与政治结构之中。按照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唐朝初年的政治舞台上仍然由“关陇集团”扮演主角，所谓“关陇集团”，是指主要籍贯位于陕西关中和甘肃陇山周围的门阀军事势力。而武则天重视科举取士，以科举士人为其政权基础，由此彻底改变了唐朝统治阶级的构成。 科举制度的推行不仅意味着政权开放，保证统治阶级的新陈代谢，而且意味着中国的统治精英摆脱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域性与集团性，它成为维系唐朝统一的重要制度支撑。 统治阶层 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权势集团 可以说，科举制度既是对旧局面的一种终结，同时又开启了新的时代。 为什么这种制度它会有活力，它能够有积极性？那是因为唐朝的经济和社会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唐前期所推行的均田制、租用调制培养了与国家体制直接发生关联的众多小农，可以说唐朝制度对统治精英的素养提出了具有时代性的要求，科举制度正是实现这一制度要求的具体途径。宋朝人郑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写道，“自五季以来，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也就是说，自五代开始，无论是科举选拔人才还是婚姻交融，门第都不再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形态与社会观念中，科举制度得到了新的发展。到宋朝的时候，科举的种类就更多了，有贡举、制举、武举、童子举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贡举，也就是常科。 宋朝将科举考试的层级性规制化。比如，地方举行乡试，士子考试合格后方可获得赴京参加省试的资格。省试通过后，还须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 从唐朝到宋朝，再到明清，科举不断制度化、规则化，考试的层级日趋细化。到明清时期，秀才、举人等功名基本上是终身制的，除非因犯法而被革去功名，否则仍以前一阶段的身份参与更高层级的考试。 与考试的层级化相应的是，科举考试的科目不断削减。比如，唐朝的时候有秀才、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诸科；到了北宋前期，主要是进士科、明经科以及其他诸科；而到北宋中期以后，只剩下一科，那就是进士科。因此，后来科举考试又叫作考进士。这一制度基本上为后世所沿袭。 与推行科举制度相伴随的是官学体系的建立。唐前期在全国范围内设立有官学，除了中央的学校，还有各地的学校。中央的学校有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这个体制被北宋和南宋所继承，形成了丰富多样的官学体制。官学体制的兴衰取决于王朝的盛衰，比如在唐朝由盛转衰的玄宗时代，当时的官学体制趋于崩溃。但是无论如何，以朝廷的力量建立官学体系，这是唐宋时期出现的制度转向。 科举制度对于中华文明究竟有着怎样的影响？它基本上改变了最高统治阶层的来源，使统治阶层不再是一个封闭的权势集团，而是成为具有一定开放性的精英群体。 到宋朝的时候，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在政治上居于绝对的优势。比如，有人统计过，北宋一共开科69次，共取进士19000多人，平均每科达到280人之多。 就这样，从流离动荡的魏晋南北朝，到安定富足的唐朝，科举制度以其特有的人才选拔方式，将政权向社会开放，改善了用人制度，同时也使勤学上进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认可的价值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