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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18年10月13-14日，主题为“新领域、新问题、新方法与历史学科的发展”的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学部2018年会在浙江大学举办。与会学者就当前中国史学在新的研究领域的拓展、新的研究问题的提出、新的研究方法的使用等方面的情况展开广泛研讨。通过讨论可以看到，在研究范围上，中国的历史研究正在把中国史研究和世界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研究方法上，史学家尝试把考古学、科技方法、文献学结合在一起研究；此外，概念史、城市史、环境史、科技史、妇女史、公众史学等新领域的研究都有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正如北京大学教授马克垚在会上所指出的，我们对现有的研究成就和研究现状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不断进行着深刻地反思，在反思中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历史学以及整个人文学科究竟贡献了什么。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我们是否作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成就。中国学术过去受西学和东(日本)学之冲击，当今天我们试图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时，梳理学术概念的发展理路，究竟是应该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去还原古人，还是以今人之是非为是非去评判古人。这里发表几位学者在此次年会上的发言，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上述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 键 词：历史学科/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技术原理/科技方法/概念史/妇女史/中国史学史 作者简介：李帆(1961- )，男，辽宁抚顺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学术史、文化史研究。 近年来，清季民国时期所编纂的历史教科书颇为学术界所重视，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似已成为一个“显学”。但从研究现状分析，恐怕是量的累加较为突出，质的深入颇不理想，平面化的讨论总体较多，即除个别成果外①，主要成果是关于教科书内容本身的探讨以及该内容和时代变迁、学术发展之关系的考察，多见重复劳动，这表明研究进入了一个平台期。如何深入下去，使研究水准再上一个新台阶，成为一个颇值得关注的问题。从教科书文本的特性考察，引入概念史视角，借助概念史理论资源和方法手段来完善其研究，可能是下一步需做的关键工作。 众所周知，基础教育教科书特别是历史这类人文学科的教科书不同于普通文本，它是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的特殊载体，也是学校历史教育的专门工具，承担着传播正统历史观、价值观以引导民众的功能。故而其内容既表达了编写者的立场，也反映了国家政权对待历史的态度。作为编写者与国家政权“共谋”的产物，教科书编写过程往往是学术界与国家政权共同制造知识的过程，而且基于教科书的特殊身份，学术界与政权实际上是以它为载体在生产一种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的知识，并使之成为“常识”。当然，生产过程也是一个双方博弈的过程，可谓知识与权力的双重实践与表达的范本，“知识考古”的最佳材料。对于概念史研究而言，文本的选择至关重要。因概念史研究依托于两个前提：“一是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二是这些概念本身有着自己的历史，走过不同的历史时期。概念史研究的雄心是，借助被考察的概念，重构社会史的色彩缤纷的截面并以此呈现(整个)社会历史，为史学研究提供一种范式。”[1](P8)如此意义的概念史研究，当然需要对不同历史时期涉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关键文本所体现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进行分析，以达成自己的研究目标。历史教科书恰恰就是这样的文本，是概念史研究的最佳素材之一。 作为制造“常识”的文本，教科书运用什么样的词语来结构，自是关键所在。而从词语到概念的过程，在教科书的变迁中可看得非常清晰。从清季到民国，借助于“新史学”的大潮和持续影响，历史教科书中的新词语不断出现，与中国“旧史学”的切割颇为明显。在这些词语演变为概念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不同情形，概念化程度有异。若依一般的概括，“一定的社会、政治经验和意义积淀在特定的词语里并被表述出来后，该词语就成为概念。”[2](P7)那些能被这样表述出来的词语，大体都是教科书编者与国家政权皆想让阅读者所接受的词语，其概念化程度相对较高，成为反映时代的“主导概念”或“基本概念”，而有些词语则没有如此的际遇。词语的概念化过程以及概念在不同语境下的转化，自然是概念史研究的本体，而这些都能在历史教科书文本中被充分展现。如“中华民族”一词，从现有资料看，清末率先使用者可能为梁启超。1902年，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并运用了“中华民族”这个词汇，但其内涵与我们今天熟知的“中华民族”有很大差异。从梁文整体来看，其所谓“中华民族”系指华夏族或汉族。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本国之部》开始使用“中华民族”一词，书中既强调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也说明其他各族与汉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实体。这一情形表明，“中华民族”一词在历史教科书中的首次使用，其含义即与梁氏所言有根本区别，反而与今日众所周知的“中华民族”概念大体一致，反映出中华民国建立后新的时代语境下概念的转化。民国年间，“中华民族”概念在历史教科书中频繁出现，并与“中国民族”等词汇竞争。其最终胜出并定型，是在七七事变后严峻的民族危机情势下实现的，成为凝聚人心，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战的象征词汇②。此一个案足以说明，引入概念史视角和方法，无疑使得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不再停留于平面化的状态，而是会丰富和深刻许多。 既然是“常识”的载体，教科书的编纂也必须符合科学化、通俗化的准则，其结构文本的词语需依据这样的准则来选用。相类似的是，有概念史研究者曾提出衡量20世纪基础概念的几个标准，其中亦有“科学化”和“通俗化”。如“侵略”一词，清末之人使用时并非全用于贬义，宋教仁当时曾欲著《汉族侵略史》，其留下的《叙例》表明该书是要彰显汉族开疆拓土的历史，鼓舞立志排满兴汉的革命党人实现理想，“侵略”被用作褒义。而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教科书中，编者多用“侵略”一词揭露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犯，表达“国耻”和“亡国”话语。渐渐地，“侵略”一词的使用固定起来，成为今日耳熟能详的所谓“科学化”和“通俗化”的概念，这实与历史教科书对之所做的科学化、通俗化的工作分不开。即此而言，概念史的分析手段，用在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上同样十分有效。 不仅如此，作为一种特殊文本，历史教科书还受到时代语境和制度变迁的极大制约。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教科书除需传授基本的历史知识外，还承担着传播正统历史观、价值观以引导民众的功能，所以有“章程”、“标准”一类的官方文件予以规范，这是历史教科书不同于普通历史读物的最大特点与特征。如1904年初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其关于历史科目的规定中就有讲授“本朝”历史的要求。其中，《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规定，“中国历史”课“尤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历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3](P6)。《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历史”课“先讲中国史，当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3](P7)。基于此，清季的历史教科书多将“本朝”历史作为叙述重点，不仅所占篇幅超越前朝，而且还出于教学之需(中学堂第三年的历史课开设“中国本朝史及亚洲各国史”)，专门有汪荣宝编《中国历史教科书》(原名《本朝史讲义》)、沈恩膏编《本朝史》等专述有清一代历史的教科书问世。再如，1912年北京政府所发布的《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和《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对小学历史课程规定道：“本国历史要旨，在使儿童知国体之大要，兼养成国民之志操。本国历史宜略授黄帝开国之功绩，历代伟人之言行，亚东文化之渊源，民国之建设，与近百年来中外之关系。”[4](P64)对中学历史课程规定道：“历史要旨在使知历史上重要事迹，明于民族之进化、社会之变迁、邦国之盛衰，尤宜注意于政体之沿革，与民国建立之本。”[4](P69)相比清季学堂章程对历史课程的规定，知识性的要求没有本质变化，最明显的改变是希望学生通过学习历史，了解“国体之大要”、“政体之沿革”，把握“民国建立之本”，这显然是基于对新建立的共和国必须认同的现实需求，与清季学堂章程要求“多讲本朝仁政”的思路是一致的。相比清季中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民初教科书在叙述上的最大变化在于价值评判，其中认同问题是为关键，即民初教科书多在编写宗旨上注重民国认同，强调“民国肇造，五族一家。是编注重于统一国土，调和种族，务使以往之专制观念，不稍留存于后生心目之中”[5](《编辑大意》，P1)。如此表述，既表明在民族、国家认同方面，民初教科书完全认同于实行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又表明作为共和国的中华民国不同于此前的专制政体，教科书应将专制观念从学生头脑中祛除。从清季到民初短短数年间的这种变化，充分体现出时代语境和制度变迁对于历史教科书文本的制约力量，其意识形态属性亦显露无遗。就概念史而言，往往视语境、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为研究要件，所以选择历史教科书作为探讨的样本，在文化与政治的矛盾纠葛中，展示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诸般面相，当能极大充实概念史的研究空间。 总之，词语、概念、文本、语境、制度、意识形态等概念史研究最为核心的要素都在历史教科书中得以汇合，这是非常难得的标本。故而对于历史教科书史的研究而言，引入概念史视角，借助概念史的理论资源和方法手段，恐怕是开阔研究视野，拓展研究空间，进而提升研究水准、摆脱平面状态的关键所在。 注释： ①如沙培德、孙江、黄东兰等学者从知识生产、话语转换、制度规训等视角和跨中、西、日文化的特质出发，将历史教科书在建构民族认同和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引导近代中国出现新的社会、文化、政治取向等方面的作用，作为考察对象，所产生的系列研究成果，就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准。 ②参见杨梅《由“新名词”到“新概念”——民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华民族”一词的概念史解读》(《课程·教材·教法》2017年第8期)。 参考文献： [1]方维规.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A].黄兴涛.新史学(第3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C].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孙江.序：概念、概念史与中国语境[A].亚洲概念史研究：第1辑[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4]课程教材研究所.加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课程(教学)计划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