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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北京旧书业曾经屹立着双雄——来薰阁、文奎堂。琉璃厂的来薰阁主人陈杭（字济川）从1931年起担任北平书业同业公会的会长，与胡适、郑振铎等名人交好，以他为主角的文章，计有黄裳《琉璃厂故事》、吉川幸次郎《来薰阁琴书店》、徐雁《一代坊贾陈济川》等十余篇。相比之下，陈济川拜师的隆福寺老店——文奎堂，不仅从未有一篇文章述其历史，张寿彭、赵殿成这样频繁出现在日本学人笔下的掌柜名字，亦从未见诸中国学者的笔端。 文奎堂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开设，店主王云瑞“当年资本甚微，逾年，即大发迹，今则内外城书肆以文奎为冠矣”（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1930年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游燕所见，来薰阁尚未崛起，文奎堂则地位稳健，“文奎堂在隆福寺路南路北都有铺面，和琉璃厂的文友堂并称北平两大书肆，四部书籍无所不备，尤其是有很多满文、蒙文的书”（《中华民国书林一瞥》）。文奎堂曾经是北平藏书最为丰富的旧书店，大藏书家傅增湘的《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与《藏园群书经眼录》二书所记即有24种古本珍籍，或是“收/得于文奎堂”，或是“文奎堂送阅”“见于文奎堂”。这些中国旧式书目记述所旁及的文奎堂，只具有“版本学意义”，文奎堂始终面目模糊——它的经营者是谁？经营状况如何？坊友与文人学者之间有着怎样的交往？这些历史细节，恰恰只有在日本学人的中国访书记中，才能渐次浮出历史的水面。 店大欺客与宾至如归 民国时期北京旧书业的竞争异常激烈，1928—1932年每年到北京访书的长泽规矩也说，“有些店面一年间的盛衰状况令人惊诧，有些店面一年间就销声匿迹了”（长泽规矩也《收书遍历十一》）。民国时期的隆福寺街上曾经共存30多家书店，只有文奎堂一家，从光绪年间至1958年公私合营一直屹立不倒。文奎堂保持长久竞争力的秘诀之一是牢牢抓住日本买卖。 “北京现在穷极，尝询书店近日买卖如何，据云有些日本买卖可做云云。然则北京书行买卖，现在亦靠几个日本人支持也，可哀已。”（《陈垣来往书信集》）辅仁大学校长陈垣1926年11月8日写给胡适的信函如此总结当时的北京书市。相对于中国客人的赊账习惯，日本顾客在旧书买卖时不太拖欠付款，可能是导致书店“靠几个日本人支持”的首要原因。民国旧书业习惯是五月五日、八月十五日和年终的“三节”结算，平时允许客人长期赊账，这种经营模式带来的后果就是，旧账多，回本慢，资金周转不畅，导致死账越来越多，直至压垮书店的生意。但是日本学人到书店购书都是现金结账，长泽规矩也认为，“经营者重视外国顾客，大概是看重外国客人确定无疑的支付能力这一点”（《中华民国书林一瞥》）。 张中行1930年代在北京大学上学，常到隆福寺一带溜达，“印象深的只有三家，两家大，一是路北的文奎堂，一是路南的修绠堂，书多，气派大，也许由于店大欺客吧，连是否从那里买过书也不记得了”（《负暄续话·隆福寺》）。这正如当代那些国际奢侈品名店在买不起他家牌子的顾客眼里可能是“店大欺客”，而对于目标顾客群来说，这些大店给主顾带来的可是“宾至如归”的贵客享受。1920—1940年代到北京游历的日本客人往往出手大方，文奎堂自然对他们更加地躬出揖入，一味周旋。于是在日本学人的燕京访书记中，频繁地看到文奎堂店员殷勤迎送的身影。 1919年留学北京的那波利贞，“进到最可体味隆福寺书肆空气的文奎堂之内，在微暗的书室里，啜饮一碗香茗，听伙计说，常常有日本学者来访”（《燕吴载笔》，京都同文馆1925年版）。仓石武四郎在1928—1930年留学北平，在《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来薰阁出现28次，文奎堂则有24次。当时受京都大学和东方文化学院的委托，仓石在文奎堂购买了大量书籍，今天这两个机构还藏有文奎堂开出的收据。作为仓石个人收藏史的得意藏品——《红楼梦》程乙本（现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特别贵重书），便是从文奎堂购入的。1930年6月6日，文奎堂为即将归国的仓石饯行，设宴民国八大楼之首的东兴楼饭庄。仓石日记中，在京城最豪华的东兴楼吃饭只有这一次。6月14日，仓石离燕时，前来送行的朋友，除了熟识的学者，“并陈（济川）、赵（殿成）、刘三书友也”。这里提到的赵殿成，就是吉川幸次郎《琉璃厂后记》里那位“年轻文雅的掌柜赵君”。 战后担任庆应大学教授的奧野信太郎，1936—1938年在北平留学之时，受到文奎堂热情接待：“文奎堂其中的一位掌柜名叫张寿彭，河北交河人，是北平书店里最能够抓住日本人的商贾。张掌柜就像拿着善本好书来钓鱼的渔夫，能够时不时拿出一些客人最希望得到的书籍，这样不知不觉就和你结成了长久的关系。我喜欢到文奎堂去坐一坐，就算不买书，只是看到这里那里散落的善本，就已经知足了。”（《北京襍记》，二见书房，1944年） 由日本学人的访燕记录之中可见，1937年北平沦陷之后，文奎堂的生意似未受到大影响。薄井恭一在1941年春天抵平，见到文奎堂和来薰阁的店面各有十几间房子，藏书之多，可称为北京的双雄。他惊叹道，全东京的汉籍书店全部藏书加起来，都不如双雄中的一家多。“文奎堂老板王氏的儿子王文华还很年轻，好几次骑单车到5分钟车程的住所给我送书。经理赵君，为人开朗。”（《访燕襍记》，《中国文学月报》第75号） 发给日本学者的催债信 早在光绪末年，文奎堂与日本书店就有了生意来往，1905年之后频繁到北京搜求善本珍籍的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其与书肆交易最密者，琉璃厂文友堂、隆福寺文奎堂”（孙殿起《琉璃厂小志》）。琉璃厂的文友堂到处搜求《永乐大典》，以每册现金一百银元的价格卖给田中庆太郎，因而激起了文化界的公愤。文奎堂与文求堂在中国的生意往来，几无文献可稽，相对文友堂来说，文奎堂的日本生意往来较为低调。作为交换，文求堂帮助文奎堂在日本寻找古书买家、通过邮购的方式向文奎堂购书，这方面的记载仍存有不少。田中庆太郎的女婿、金泽大学教授增井经夫，专门写有一篇《文奎堂的来信》（收入《線香の火》，研文社1987年版）记录两家书店的业务往来。1954年3月，文求堂歇业之前的专场拍卖会上，就出现多封来自文奎堂的信件。“在红框的长方形账本之上，列着数十个日本学者的名字，旁边仔细地标注他们所买的书名和价格。” 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古城 贞 吉（1866—1949），常 年 通过东京文求堂向文奎堂邮购书籍。在1986年东方学会组织的座谈会上，其后人出示了不少文奎堂、来薰阁的售书来信，其 中有一封是文奎堂寄给古城贞吉的邮购书籍收据，共193.3日元。这在1930年代是相当大额的古书订单了。 文奎堂得以开拓跨国邮购业务，得益于1923年1月1日起实施的 《中日互换邮件协定》。按照协定，中日两国互寄邮件彼此都按国内资例收费。1936年发行的《来薰阁书目》详载：“国内及日本寄书邮费，册数约在十册以下者，二角三分，多还少补，款项可由邮局或银行汇下。”中国的邮费本来就较日本低廉，按照中国邮费标准来收取寄日本邮费，十分有利于来薰阁、文奎堂这类常年拥有大宗日本邮购业务的书店。 跨国的书籍邮购交易，存在着买方不能及时还款的大风险。增井经夫回忆：“有一年，我到文求堂去，文求堂主人说，‘北京的文奎堂来信了呢，说日本的学者老师们长年以来光临北京的鄙店，积压了相当多的赊账，现特来信催促。如能成功催款，我们将向贵店奉上一半的款项作为回报。信上附了不少人的名字呢，不过上面没有你的名字，安心吧！’” 借助文求堂主人的威望在日本催款，这一建议出于中日两家书店之间长期以来建立的良好关系。不过，对此提议，文求堂主人并未配合，文奎堂只好逐一给日本学者写信催促。增井评论道：“信里提到那些日本的先生们，一边厌烦着文奎堂强行推销的经商方式，回过头来又赖人家的账，不难想象这其中的滑稽吧。”（《文奎堂的来信》） 跨国运书的大能量 跨国邮购业务蓬勃开展的前提是拥有相应的跨国书籍运输能力。仓石武四郎在1930年4月至6月之间，将留学两年之内所购书籍分为9批邮寄回日本，每一批均是文奎堂掌柜赵殿成带着伙计到仓石的宿舍打包、拉书，每批寄书包数均为三位数。6月13日，“文奎堂来取书，九次而成。赵君之功，可铭录也”（《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次年4月，吉川幸次郎回国，也是赵殿成帮他把所有书籍打包成300多个邮政包裹邮寄到日本。 在中日书籍运输史上，有一桩文奎堂充当主角的往事值得特别一提，那就是现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人文研”）的“中江文库”藏书从北平运到日本的曲折过程。日本著名哲学家中江兆民先生的儿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江丑吉，旅居北京30年，1942年8月去世。遵照中江氏的遗嘱，其北京寓所的6000多册汉籍、800册洋书，捐给京都大学人文研。时任华北农村惯行调查员的内田智雄，被师友推举负责此事。 1944年初，日军为了军事调配，严格限制民间的大批货物输送，京都大学通过日本大使馆联系日伪政府开办的华北交通公司，被严辞拒绝，称无法从北平运出大批书籍。在官方、军方那里碰壁之后，通盘考虑经济性、快捷性、安全性，内田智雄最后只能动用和文奎堂掌柜张寿彭的私人关系，全部由文奎堂负责。 从日军严控下的北平抢运出总重量3520斤、近7000册书籍，平安抵达京都，这在1944年的中国，得是多么大的能量。内田智雄在1965年专门撰文《关于中江文库搬入一事》（《同志社法学》16卷第6号），详述此番惊险。由于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出于保护对方的考虑，内田把张寿彭的名字全部写为“张寿凤”（注：日语“彭”“凤”同音），他说，“尤其应该特笔的是文奎堂的张寿风，希望将此文遥送给张氏以表谢意”。 邮寄小包需要把书包装在函套里，外面再层层捆扎。内田寻遍北平的所有日本商店，一时间找不齐这么多的纸箱、绳子，好在张寿彭拍板，启用文奎堂所有的库存，又在3个月之内赶制340个纸箱（按一个14元收费）。京都大学坚持全部收到书籍之后再统一结账，而且3月中旬当这批书已经邮寄到一半的时候，内田智雄给京都打电话，得到的回复是，大藏省尚未批准中江藏书的输送费，批准时间未定。1944年春天，北平物价上涨速度惊人，几乎是一天一个价，两个半月的运输期间，纸箱、人工费已经上涨了近一倍，而京都方面打的一万元预算却还是按照1944年1月的物价基数。 天天坐立不安的内田智雄向张寿彭诉说此中难处，张氏安慰他：“文奎堂的存货是以前价格还比较便宜的时候存下来的，你就按原价付款行了。”内田1940年6月才来华工作，两人认识不到4年时间，而且张只是文奎堂的掌柜之一，还不是店主，却如此大方快诺。1965年内田智雄写道：“当时听到这句承诺时的感动与感激，就算过了二十一年，现在仍然无法忘却。由此不仅看到张寿凤安抚我的苦衷与体贴，更显现了中国人重然诺、守信义的普遍心性。” 截至1944年4月底，3个月之间，文奎堂共向京都挂号邮寄了1700个小包，每个含邮费共3.4元，共花去5780元，再加上纸箱等原料及包装费，京都大学最后向文奎堂支付10540元。木村英一《关于中江文库的报告》提到文奎堂的“义侠之举”，“输送的状态虽然受到很多限制，经文奎堂之手，一册书未损，安全到达京都”（《中江丑吉という人:その生活と思想と学問》，大和书房，1979年版）。 在文奎堂读懂中国 内田智雄自1944年之后未再踏足中国，1956年他在一次学术会议上遇到同在北京留学的福井康顺（早稻田大学教授）、江上波夫（东京大学教授），二人皆受过张寿彭恩惠。说起当年张掌柜的种种义行，三人约定，在日本的报纸杂志上撰文称扬张氏。江上波夫直至1985年出版《江上波夫著作集》，才在第七卷的自序《农耕民族不死论》一文中兑现这次约定。以提出“骑马民族征服说”而闻名的江上波夫自称，他之所以执着于比较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强调“农耕民族不死论”，直接来自他的留学经历。 1930年整一年，厂寺各大旧书肆的伙计每天用包袱布裹着各种古书，络绎不绝地送到江上波夫的宿舍供其选购，从不催促付款。其中有个掌柜说了一句“奇妙的话”：“像您这样还很年轻的人就这么读中国古书做研究，将来一定有大出息。所以付书款的话，十年、二十年之后也可以。”江上初以为对方说的是恭维话，没有放在心上，偶尔跟北京大学的钱稻孙说起，钱氏说，有的人前不久才将祖父在古书铺欠下的书款还清了，所以掌柜说那样的话，也不出奇。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汇率急变，日元暴落，江上的留学补助也到期了，必须回日本。这时他宿舍那些尚未结算的书籍堆积如山，手头的日元换算成中国元，已经完全无法支付书款。他和最常打交道的文奎堂“大人物”张寿彭商量，对方如此回答：“鄙店介绍的小书铺的书，建议您先结算和提货。只是鄙店的话，等汇率对您来说好转的时候再付款也可以。我们之间不存在十年、二十年的付款期限。”最后不仅小的店允许优惠结算，两家大店的书也全部包装好，邮寄到江上的日本家中。 有了以上经历，江上波夫认识到，中国人对于“民族不死/永生”的观念是生而有之的，不会因为国家的暂时灭亡而被扑灭。农耕民族的忍耐力、信用力，是农耕文明对抗野蛮暴力侵扰的基石之一。 从与旧书店的店员交往点滴经验中，日本学者可以提炼出如此宏大的理论，这样的升华，首先取决于异国学者将这些出身低下的“坊友”视为中国的象征，视作有价值的田野研究对象。 文奎堂的老店主王云瑞是河北束鹿人，他的十八弟子多数来自河北南宫、束鹿、冀县等地的穷苦人家。这是民国北京旧书业的一大特色，从业者大都是来自河北乡下的农民子弟，被称为“河北帮”。1940年到1943年，内田智雄在河北栾城县、昌黎县以及京津沿线铁路做“惯行调查”，他关注农村的“冥婚风俗”，于是带着问卷，问遍了北平旧书店的河北人，得到不少鲜活资料，尤其是“文奎堂的张寿彭氏跟我透露一些他的家乡交河县的冥婚风俗”（内田智雄《冥婚考》，《支那学》第11卷第3号）。 另外还有一个从未被中国学界提到的例子：吉川幸次郎留学北京住的宿舍是一个姓唐的官员家宅的一部分。唐先生虽然只是中等官员，豪宅的阔绰以及日常生活的奢侈，让吉川怀疑这只是表象的中国。文奎堂掌柜赵殿成向吉川详细讲述家乡河北南宫县、冀县农村闹灾荒的情景，那时候只能吃柳树叶做的团子，要是叶子都吃完，只好吃土。吉川被赵殿成讲述的中国农民现状所震撼，改变了之前只是从古书中、从文人交往中所了解的中国印象。1949年8月，吉川在著名知识分子杂志《世界》发表《两个中国——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此文是岩波书店主办的 “如何看待中国的现状”笔谈系列，代表着战后的中国研究者对中国的重新审视。吉川幸次郎说，如果没有文奎堂的赵殿成等等来自中国农村的底层人，他永远无法接触另一个中国。 追求利润是私营旧书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在民国旧书业的激烈竞争之中，文奎堂的日本生意并非独门生意，然而却在日本文献中留下了比其他几家旧书肆更为深刻的足迹。王钟翰《北京书肆记》概括民国旧书业的风气，“重行规、尚义气，目能鉴别，心有轻重”。文奎堂的第一代主人王云瑞“以信义为人重”，颇被士林嘉许，他之后的文奎堂各大掌柜及店伙，在日本学人的记叙中亦多有“信义”之举。然而这种对于敌国的“义”，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意味着对本国的“不义”。1936年在琉璃厂通学斋当学徒的雷梦水，后来曾有一句评价：“旧社会书商重利不重义，专门为外国服务的书商更可耻。”（《书林琐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作者著《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