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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天下得人则治，失人则乱。其故何哉？盖不患无治法，而特患无治人也。有治人以行治法，而天下事无不举矣，岂特区区富强之效而已哉！试观古今来天下列国有盛必有衰，有强必有弱，其或由衰而盛，由弱而强，岂尽出于天命哉？亦视人事何如耳！ 今我中国与泰西各国立约通商历有年矣……中国亦尝讲求富强之术矣，然而卒不见富强之效者，以未达于富强之先务耳。 何为先务？曰莫先于选拔人才。人才既得，然后可以振作士气，澄叙官方，肃清吏治，宣明廉耻，敦厚风俗。先治其内，后治其外；先治其本，后治其末。若夫制造战舶，讲演枪炮，操练海军，振顿营制，开凿五矿，建筑铁路，是皆富强之要道也，然委任非人，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徒见其更张而未得其裨益，则以为之者非其人也。 夫古之人无不朝夕专于其业，故物勒工铭，以昭其实。且也，良窳有别，勤惰有程，人皆兢兢焉一心于厥事，而罔或有懈。即西国之人，其于各事皆有专门名家，幼而学之，壮而行之，故能精益求精，而蒸蒸日见其上也。今我中国耗其心思才力，以从事于无补之学，及其任之以事，然后责之以天下国家之用，欲求其才之有为，宜乎不可得矣。 朝廷取士以时文诗赋，此所谓帖括饾饤之学，士人侥幸，一获科第，即视为无用之物，故俗谓之“敲门砖”，则彼自视之已甚轻，而朝廷反以为重……如是欲求天下之治，岂可得乎？ 今者，朝廷于科第之中亦以算学取士，其优者亦得预中式，于科第之外则设武备学堂，延西师为之教导，岁加甄拔，俾入营伍诚所以先事而储材也，法非不善也。况乎算学为西法之入门，制器造物无不由此。然皆具文而已，曷足恃哉？或者谓时文之中亦有真才，岂容轻视？不知此乃真才之不囿于时文，非时文之能出真才也。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徒令人才汨没于时文中，岂计之得哉？ 呜呼，今之人才不振也久矣，振之之道必自上始…… 方今天下之所患者多矣，而可一言以蔽之曰：“人才不足，则天下不得而治。”有治法尤贵有治人，即如火器有施放之人，战舶有驾驶之人，营垒有战阵之人，皆人才也。欲求富强先在得人，谓非当今之急务哉？ （《申报》1889年10月13日） 点评：地大物博、物产丰盈、人口众多、美丽富饶的中国，之所以屡遭列强欺凌，日陷于贫弱之境域，在作者看来，关键原因在于人才建设出了问题。首先是学不能致用，其次是士风败坏。这两者又是互相联系的，正如作者所言：朝廷以时文诗赋取士，这些贴括饾饤之学，都是读书人为了跻身官场的“敲门砖”，人皆知道其为无用之物；他们不得不为之耗费精力，是因为朝廷将之作为选才之途。以毫无实际意义的“无补之学”为内容的科举考试，使“人才汨没于时文中”，消磨了国人无量的心力与才智，可谓巨大的人才与智慧内伤。 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各类官员，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长，不仅科技水平不高，而且行政能力极低，不得不将有关政事委托胥吏操作。因为所学与所务皆虚，士人的良心与道德无法受到激励，士气与官风每况愈下，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与行政质量，凡此二者又莫不极大地制约了中国“自强”运动的绩效。 所以作者认为，“人才不振”是中国积弱积贫的关键原因。那么振兴人才之道何在？文中指出，其法“必自上始”。即朝廷通过提倡奖励，对士林导以实学，责以实效，俾官风端正，士气振作，人才兴盛，庶几既有“治法”更有“治人”，斯乃国家富强之先务。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