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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中国的阐释学运用到世界史研究领域,对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同仁来说,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研究世界史,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史。它的根基、它的依靠,其实还是中国的历史学。中国的历史学在世界上是最完备、最好、也最有传统的,这里面有理论、有方法、有资源,是一座发掘不尽的世界宝库。 一、中国历史学的方法和功能 中国的历史学是求真的历史学,追求实证,有错必纠。中国的历史学也是考证的历史学,它敢于求善,敢于修正一切谬误。中国的历史学更是创新的历史学,它通古今之变,根据不同的场景随时调整史学研究的对象。中国的历史学是重视垂训的历史学,它搞资治通鉴,总结历史之得失,有效参与到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之中。中国的历史学是有体系的历史学,小学功底姑且不论,但重史料、重实证、重理论是有目共睹的。最后,中国的历史学是高情感、高境界的历史学,之所以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目的是要实现世界大同。这样,中国的历史学具有能够帮助我们构建中国世界史阐释学的一些功能,如纠错、修正、促进和谐、根据需要随时调整研究对象、重实用、重垂训、重参政等。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真、善、美、用、通五个中国字。这些都可以运用到世界史的研究中去。 纠错功能可以帮助我们纠正世界史上的一些错误,破除西方史学中的某些强制阐释。例如:“近代早期世界文明”这个概念,就是西方学者根据欧洲的经验制造出来的一种强制阐释。“近代早期”,最早出现于西方历史学家的著作之中,被用来描述1400—1800年间或1500—1750年间的欧洲历史。这样阐释欧洲文明是没有问题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连同地理大发现和民族国家兴起,奠定了欧洲向近代过渡的方向。 20世纪中期,这一概念被西方学者引入世界史的研究之中,出现了麻烦,因为原生于欧洲的这个历史分期并不适用于分析整个世界。西方学者讲近代早期,无非是在讲欧洲的经验。但西方人写世界史,却想把欧洲的经验推向一般,具体的做法就是把与此同期的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都算作近代早期文明。更成问题的是,在他们笔下,欧洲是一枝独秀,是西方文明在影响世界。与西方相比,其他的文明,不是落后,就是都衰落了。 但在中国人看来,这种观点当然是名不符实的。一是各国的近代性是多元的;二是各国的近代性主要还是靠其内部的驱动力来触动的,尽管横向联系在增强,但在当时,诸多的变革主要依靠的还是内部的驱动力,而不完全是来自外部的横向压力;三是涉及历史分期的重新认定。例如:明清之际中国的国力很强,是否应当有中国自己的近代早期,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所以,打破西方的强制阐释,会涉及对这段世界史的改写,这会引发出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另一种强制阐释是宣扬宗教改革失败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杰拉德·斯特劳斯(Gerald Strauss)教授提出了宗教改革失败论。斯特劳斯认为,新教的传播基本上是失败的,因为“新教徒传递的信息主要是针对城里的富裕市民说的……然而,对大多数的男女来说,却在新教的教义中找不到任何什么有利于生存的价值,因为新教教义并未尝试将其训诫与普通人的实际需要和意愿结合起来。”①斯特劳斯认为:路德宣扬的理念是迎合城市贵族而不是针对平民的,因此平民对新教思想普遍冷淡。此论一出,就有人宣称意大利的宗教改革也是失败的,加尔文的改革在法国也是失败的。这种解释完全不符合事实。因为路德的阐释对象是民众,结果是形成了社会共识和新教共同体。 中国的史学除了有错必纠之外,还具有修正的功能,这能够帮助我们修正世界史上一些概念。例如:西方人谈“近代民族国家”,主要是从国家结构的变化来论述的。欧洲中世纪政治分裂、地方割据、政权掌握在私人手里,军队的大部分也通过契约被掌握在私人手里。至15、16世纪,欧洲出现了近代国家:国家统一了,主权完整了,还建立了常备军、官僚政治和统一的司法,被认为是与中世纪很不相同的近代民族国家。这种观念,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来看,是需要修正的。 主权国家和完备的政府机构在中国出现得很早,秦皇汉武时代大致就已经具备了。我认为:要阐释清楚近代民族国家的性质,仅从国家结构变化来分析是不够的。这里至少要有五条线索。一是如上所述的结构变化;二是“民”这条线,如民生、民意、民愿、民权、民主,乃至于林肯所说的民治、民有、民享(“by the people,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三是民族的发展,需要有大的民族文化认同,如产生出中华民族、德意志民族这样的大民族概念;四是民族文化的发展,就是与民族国家兴起相配套的民族文化兴起,具有人民的需要、知识精英的创作和国家政府的扶植三个要素。以英国为例,莎士比亚的戏剧反映出了人民的需要和知识精英的创作,而英国政府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也加以扶植,在剧场兴建、审查制度方面给予了大力协助;五是“近代”的含义,这要看政府是否大力推动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人民的意愿能否通过议会得到认可。这样,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才能算是比较完整的了。 中国史学强调通古今之变,要根据时局的发展随时调整历史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我们世界史的研究对象,也应当根据我们国家的发展和需要随时进行调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世界史发展经历了规律探寻、知识型世界史、研究型世界史三个阶段,现在进入第四个阶段,就是中国的世界史阐释学。第一个阶段,在中国建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史体系; 第二个阶段,改革开放要求对每个国家都要有所了解,出现了填补空白的知识型世界史;第三个阶段,是研究型的世界史出现,特点是学术性增强、有了“命题意识”、根据需要开辟世界史研究新领域、注重发现,旨在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推向世界;第四个阶段,就是今天在这里讨论的中国世界史阐释学,特点是要成一家之言,要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谈对世界的认识,最后形成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学派。上述进步,体现出了我国世界史研究的与时俱进。 中国史学分析国家的兴衰存亡,最终目的却是要实现世界大同。从这个角度去看,当今的世界,其实也是在朝着世界和谐这个目标发展。何谓现代国家?我认为,就是实现了6种和谐的国家,即国家与社会的和谐、国家与民族的和谐、国家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国内与国际的和谐、政治精英与专业精英的和谐,以及最后,中央与地方的和谐。这种现代国家的理念,是从中国史学的历史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对现代世界的发展却有借鉴意义。 二、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相结合 我国的社会科学,可以分为基础研究和决策研究两种。由于分工的原因,基础研究在大学里进行,决策研究在政府部门进行。但是,基础研究如果不与决策研究结合,就会脱离现实;而决策研究如果不与基础研究相结合,其研究的深度也将受到制约。目前,这两部分并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有必要建立直属于政府的、对基础研究进行再研究的机构,这有利于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文化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紧密结合。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不知道怎么对付日本人,于是就请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去写个报告,告诉美国政府怎么对付战败的日本人。露丝·本尼迪克特写了一本《菊与刀》,却是专门研究日本民族性的专著。美国政府很高兴,把这本书送到一个再研究机构去,再研究机构得出一个实际的决策,说天皇制度不能废除,还应该按照日本的国民性与日本沟通,这是再研究机构给出的研究结论。可见有必要建立起对基础研究进行再研究的机构或机制。这样基础研究将变得非常有用,决策研究也将变得非常深刻。 撰写建立在基础研究上的决策研究的世界史著作是当务之急。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相结合,就能够写出冲击力很大的、建立在基础研究上的决策研究著作。②我国世界史工作者厚积薄发,已经具备了撰写这种类型著作的能力。如果能够根据中国的需要,对世界上各个大国和中国的周边国家撰写这样的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兼顾的作品,那么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必定会上一个台阶。以目前中国世界史研究者的能力,这项工作是完全可以胜任的。我们国家非常需要这样的著作,这是摆在每个世界史工作者面前的光荣使命。 中国的世界史研究,也要重视史学的垂训功能。中国古代的史官,要么本人就是皇帝的近臣,如司马迁;或者本人就是国家高官,如司马光。史官的参政功能是很强的。古代的史官,应该是国家的高级智库。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会产生一系列世界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例如:各个国家的接受模式、反应模式、行为模式。建议出版一批建立在基础研究上的决策研究的书,对世界大国和中国周边国家进行一番研究,不仅要谈各国的特点和要素,还要分析各国的国民性、思维方式、文化表象、价值观念、社会伦理、反应模式、思考模式、行动模式、自我修补能力等。这样的世界史著作,是非常有用的。 提出命题和解释命题,是世界史学术含金量的一种公认的标志,也是中国世界史阐释学的必要构成。所谓命题,实际上就是对某种关系的认识,或是对某种性质的确认。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这样的命题并不稀少,如“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拉伯雷不可能不信教”;“意大利是近代欧洲社会的第一个产儿”;“封建主义是政府的一种类型”;“马基雅维里开创了近代政治学”。遗憾的是,这样的命题大多是外国学者提出来的,由我国学者提出来的命题却不多。中国的世界史阐释学要发展,一定要有提出命题的意识。中国学者是有这个能力的。近年来,在中国的世界史研究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的阐释就很值得注意。例如:“在封建主义薄弱、人民力量强大的地方,有可能直接建立共和国,如瑞士、荷兰模式”;“德国农民战争的革命性不仅在于反封建,更在于创建新体制,即自下而上地建立人民共和国”;“宗教改革的革命性,在于建立近代的制度”;“民族国家的建立由国家结构、民意、大的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发展近代工商业五个元素互动产生”;“现代国家的要素在于实现六个和谐,即国家与民族、社会与国际、中央与地方、专业精英与政治精英、国家与生态之间的和谐”;“西方文明底座不稳,却高精尖。它的制度变化是替代性的,每一次变革,都对旧有制度摧毁得很彻底,当然付出的代价很大”;“西方文明的运动方式是稳定阶段、焦虑阶段、争论和批判阶段、做实验阶段、革命阶段、整合阶段、制度建设阶段”;等等。 建立中国世界史阐释学的目的之一,是增进世界史研究的学术性、有用性、前沿性和中国特色。我们怎么能够走向前沿?一是不在国际学术分工链的中低端做学问;二是需要提出原创性的重大理论,解决瓶颈问题;三是建立世界领先的新学科,扬长避短,调动资源,出其不意,做我们擅长的学问。当然,最重要的是坚持中国特色。如何在世界上具有发言权,最重要的是要拥有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科研成果。在科技方面,“青蒿素”的发现、“超级水稻”的培育,都是极具中国特色、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世界史研究方面,我们也要做出世界公认的学术成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与其他国家一起制订学术规则。我们要有让世界学习的中国成果,特别是在学科、方法论、理论建设方面的成果。过去我们倡导与世界接轨,现在我们还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规则的制定。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做好了,其他国家就会向中国学习。这样,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动、双赢、多赢局面,也就容易形成了。 三、区域文明、欧洲研究和学术话语权 重视世界史研究中的文化要素,就是寻找当下中国世界史研究新的突破点。一个需要重点加强的领域是区域史(区域文明)研究。当前的世界,是在民族国家、区域文明和全球化三级单位中运行的。以中国学者的研究而论,国别史研究得较好,全球史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对区域文明研究显得很不够。此外,我们对世界各国发展内部驱动力的研究也有待加强,对国与国之间的横向联系研究得也不够。这些都需要调整。 让我们以研究欧洲区域文明为例:第一步,可以考虑选择五个具有代表性的欧洲国家,每个国家分撰一卷,成书五卷,专门探讨该国的要素、特点、反应机制、自我修补能力等。第二步,选择欧洲的几大板块,每个板块撰写一卷,共成书四卷:第一卷,原属罗马帝国的板块,包括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第二卷,非原罗马帝国属地的板块,主要是德国和奥地利。第三卷,俄罗斯和东欧的板块。第四卷,土耳其及其他国家的板块。这四卷书研究的重点是各个板块的特点、板块之间的关系及碰撞。第三步,撰书一卷,论述欧洲整体文明的特点、要素、强势所在、弱点所在、行事模式、反应模式、自我调节能力等。第四步,撰书一卷,论述欧洲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关系(主要是与中华文明、亚洲文明、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的关系,以及与全球化的关系)。第五步,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成书一卷,专门论述研究区域文明的解释体系、方法论、规律,及关于区域文明的理论。这项研究的最后的成果,是一套十二卷的研究欧洲区域文明的丛书。 世界史阐释学为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我们回答下面的十四个问题。第一,什么是我们最大的特点?第二,什么是我们的不可取代性?第三,什么是我们的弱势和我们的瓶颈?第四,什么是我们最大的优势?第五,当前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在哪里?最优秀的管理模式、教育模式在哪里?第六,什么是国家、社会、部门、读者、学生的需要?什么是他们最需要的产品?第七,什么是我们的资源所在,包括潜在的资源和潜在的能力?第八,什么是我们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九,什么是我们的交流能力?第十,什么是我们对于学科发展、社会发展的整体的认识?第十一,什么是新的增长点?第十二,什么是我们的综合实力(综合国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态度和决断能力?第十三,什么是我们的发展战略?第十四,什么是我们的快速反应机制?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其实质,也就是文化的问题。 剖析西方文明的特性、成败和兴衰,对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具有现实意义。希腊、罗马、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传承下来的西方文明,是一个与东方文明相对应的强势文明。近现代,又融入了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元素,发展成为在当今世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区域文明。西方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为人类作出许多贡献,但也走过弯路,存在不少失误和教训。就西方文明的研究而言,国内外都出版过许多世界史、欧洲史、专题史、国别史的专著,但唯独缺少全面剖析其特性、得失、成败、兴衰、经验、教训的专门性著作。 这种研究难度很大,但我们愿意知难而进,以历史为依据,以现实需要为动力,以专题分析为手段,开拓出这一个研究领域。首先,要对西方文明形成、要素和特色进行研究,包括西方文明形成的基础、西方文明形成的过程、西方文明的要素和特性、西方文明的运动方式、近现代元素的加入、西方主要国家在文化上、制度上的差异性等。其次,要对西方文明影响力进行研究,包括对西方文明的结构、张力、造就西方强势文明的原因、西方的理性化、科学化、工业化进程、政府和政治制度的影响力、经济的影响力、文化的影响力、军事的影响力、科学技术的影响力、资源配备和应用等。还要对西方文明的要素、动力、整合能力、自我修补能力、克服危机能力进行研究,只有从静态结构和动态演变多个层面上进行立体分析,才能对西方文明的整体实力进行估算和分析。最后,要对西方文明兴衰、得失、经验、教训、后果进行分析,探讨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之处和失败之处,从经验、教训、启示三个方面对西方文明进行辨析,尤其是要阐明在哪些方面西方是在世界上领先的;哪些方面,西方是停滞的、落后的、甚至是造成恶果的。我相信,这样的研究对我们国家是有用的,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从战略高度看,总结西方文明的经验教训,并且总结中国国家发展的要素,将有助于加速我们国家高速发展,能够为增强中华文明的综合国力提供理论、实践和历史依据。 我们可以从欧洲治乱兴衰中总结出一些具有价值的东西。例如:文化是怎么让希腊统一的?中世纪的日耳曼王国是如何消亡的?英国是如何治理雾霾的?英国的政治是如何获得平衡的?西方国家是如何通过开放获得资源的?果断的决策为何能够为一些国家赢得先机?家族统治如何让位于国家统治?现代国家如何获得六个和谐要素?文艺复兴运动爆发的文化原因是什么?政治和道德为什么都是政治学的要素?如何认识大国重心转移的原因?“知识就是力量”如何改变欧洲命运?中央和地方之间应当如何获得和谐?国内与国际之间如何相处?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共赢?为什么“民族”一词也能够叫“国家”?国家与自然生态之间如何和谐?传统精英与专业精英之间应当如何协调?如何理解政府功能的扩大?德国历史发展的要素是什么?法国、英国、德国等不同的国家在民族性上有何不同,有何各自的思维定式?国家的创新能力指的是什么?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是“两面神”(批判与创新兼具)?亚历山大的远征为什么无法成功?为什么要突出文化的引领性?社会发展有何顺序?“先文化、再政治、再经济”的发展顺序是否合理?什么是欧洲文明的运动方式?为什么说最好的投资是对人的投资?为什么德国的自然科学力求各个方面同步发展,没有“攻关工程”那样的作为?哪些欧洲国家是后发制人,其迅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应当如何发展?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只是限于篇幅,这里只能择要论之。 人文学者的研究至关重要,他们揭示出“文化兴,则国家强”的规律。人类通过“文字、城市、国家”告别了蛮荒,今天的人们通过“文化、科学、创新”建造现代世界。一部世界史就是文化的克敌制胜之道。数千年来强国必然都是文化大国,都是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综合国力的综合发展。文化是灵魂,是治乱兴衰、富民强国的根本。没有文化,哪有思想;没有思想,哪有创建;没有创建,哪有强邦富民之策。当今世界谁在文化上领先,谁就引领世界制高点,人文研究推动国脉昌盛,这是人文学者的责任。 文化是国家发展的大战略,把中国文化置于世界大文化的格局中看,能够知道为中国找到一个世界发展中的有利位置是何等重要。在世界大文化格局下,国家是按照规则逐步发展起来的,正如一个齿轮咬住另一个齿轮,却又在运动之中有规则地行进。从这种意义上看,文化代表了一种高层次的和谐、相容和包容。当今世界,谁具有文化上的引领性,谁就拥有建设现代国家的制高点。研究文化关乎国富民强并且触及国脉,对此又有谁能够不参与、不投入呢? 以中国史学为基础、为依靠而发展出来的中国世界史阐释学必定会走向世界。 所谓的世界史学术话语权问题,就是要在国际社会中建立学术、道德声望和诉求产生的全球号召力。为此,有必要在建立起全球视野的同时发展我们高水平的世界史研究体系。但是,在世界史某些研究领域里,仍然存在着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关键领域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突出矛盾,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将付出过高的经济成本(如内容重复的作品大量问世),更严重的是迫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在结构调整和研究升级中受制于人,甚至可能长期被锁定在国际研究分工链的末端。一方面,要克服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关键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弱点;另一方面,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使我们国家不仅在经济上、也在学术上担当起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责任。因此,阐释型世界史的发展,不在于它的范围之广,而是要在名符其实的情况下体现它的学术前沿性。我国当前世界史研究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发挥我们的优势,创作出一批优秀的、在世界上领先的成果。这样,如何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世界史评估体系,如何确保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在最前沿、最高端的平台上进行,如何解决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的接轨问题,成为现阶段提升我国世界史研究能力的三大要素。 现在,让我们回到阐释学这个名称上来。阐释学的“学”,不仅是指一门学问,还是指一个学科、一个学派、一种科学。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世界史,将会随着阐释型史学的兴起而发展。不论如何,建立世界领先的新学科,大力发扬世界史的创新意识,向世界学习,同时又以鲜明中国特色回馈世界,这正是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学者应当做的事情。今天,我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我们尚未把我国研究型世界史的全部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有望,是因为我们已经把一个日趋完美并已高度发展的现代中华文明奉献给了世界。作为世界史工作者,我们所能创造的,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研究型世界史体系:它历经考验,方兴未艾,接受挑战。当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中国是否已经拥有了高水平研究型世界史的问题,而仅仅是如何使之臻于完满。 注释: ①Gerald Strauss,Luther’s House of Learning:Indoctrination of the Young in the German Reformation,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p. 307. ②参见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1880—1936)的《西方的没落》;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不管其观点正确与否,都属于这种类型的著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