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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业的历史学家眼中，我们该怎么看待“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这样的历史观？面对记忆和遗忘的竞争，还有权力和真相纠葛，历史学家又该如何进行选择和书写？ 7月1日，北京大学教授罗新在彼岸书店与我们探讨了这些问题。 “历史是胜利者所书写的”？“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专业的历史学家眼里，我们该怎么看待这种在权力笼罩下所滋生出的历史观？历史学家身处权力与记忆编织的罗网中，面对权力和真相、记忆和遗忘的竞争，他们又该如何选择和书写？ 7月1日，在由《经济观察报》书评和理想国在彼岸书店举办的“建构还是遗忘”新书讲座中，北京大学中国古代研究中心暨历史系教授罗新与大家谈了谈这门纠缠在权力和真相之间，与记忆和遗忘有关的学问。  《有所不为的反叛者》 作者: 罗新 版本: 上海三联书店|理想国 2019年5月 专业的历史学家的专业性， 在于其思维方式 罗新认为，历史学的业余爱好者和专业的历史学家之间，的确是存在着很大落差。罗新回想起他读大学的时候，他本科念得是中文系。但他在上大学期间也读了好多历史书，所以他当时认为，自己与学历史的学生的差距并不多。 后来，在罗新读研究生期间，他才发现自己与历史专业学生的差距很大。直到他上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他的导师给他们开了一门课，一起读《三国志》，他才有一种眼前突然开阔的感觉。“我当时就跟自己说，我现在入门了。我知道我进入了这个专业领域。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历史了。” 业余的历史爱好者也许和专业的历史学家读的书或文献都是一样的，甚至许多业余的历史爱好者比专业的研究者读的书还多，但是他们不一定能像历史学家那样提问题。而“什么叫专业，专业就是以一种专业的眼光思考问题和提问题”，要有历史的思想、历史的思维。  罗新 罗新举了三国史的例子。大家普遍都熟悉的中国古代史就是三国史。历史爱好者也许会喜欢三国的历史人物，但是对于专业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只是这个复杂的社会里的一种力量而已。专业的历史学家也许会问，为什么汉帝国这样一个完整的政治结构会在那时变成了一个破碎的结构？而且这个破碎的结构差不多延续了将近400年。而400年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就是全部的历史。 若是大家读《三国演义》，也许会得到“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的答案。但是罗新认为，这种简单的历史哲学没有意义，它会把我们的思维堵死。专业的历史学家会探究分裂背后的社会、文化、政治、以及地理方面基础。他们还会注意这些分裂的因素到底是如何慢慢积累起来的，以及当时为什么却没有人注意到。 “一切史学皆史料” 抑或“一切史料皆史学”？ 傅斯年曾说，“一切史学皆史料”，而罗新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里却说，“一切史料皆史学”，这该如何理解呢？罗新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耍小聪明而已”，他们只是把话说得简洁一点，让大家都比较好记住。傅斯年那一辈学人提“一切史学皆史料”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因为他们要建立中国的现代历史学。传统的历史学没有分清楚史学分析与史料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先对史料进行鉴别和分析。  傅斯年 而如今，这百年来的史学发展已经在那一代学者的基础上推进了很多。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当代的学者都受过基本的训练，知道怎么去鉴别史料，如何进行史学分析。那么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是什么呢？罗新认为，“我觉得我们到了一个把我们的史料都能看得很清楚的时代，但我们却忘记了这个史料本身的叙述对象。” “所以我说，我们要把所有的材料，包括那些文字型材料和非文字型材料，都当作一本书来阅读。我们把它们当做史学来分析。这样我们就能认识到这个材料的深刻性。我们眼前的史料，就不再只是简单的对或错、真或假的问题，而还有背后的历史逻辑。哪怕我们眼前的史料是一个谎言，那这个谎言也是一部历史。”罗新说，其实这样的想法也跟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所主张的史料批判的思想是一致的。 “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 那么我们该如何通过历史看到真相？ 罗新认为，虽然《二十四史》中有许多都是官方编撰的，官方有一套自己的编写原则和审查体系，这当然反映了当权者的意志，但是，我们不能说那里面都是谎言。因为这个行业就是以记录真事为其特征的。当然，在记录的时候，写作者可以上下其手，玩弄手段。而且，写作者也有其人性的各种特点和倾向。但是，不管在哪个国家，我们都会发现有历史学工作者冒着危险去对抗权力，去写下一些对当权者不利的历史，这都是让人尊重的地方。 此外，作为研究者，我们要具备基本的读历史的态度，那就是怀疑。我们还要有批判精神。“我能够用批判性的思维来思考这个问题，最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够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是需要想象力的。而提出一个过去人从没有去思考的问题，再用自己的经得起历史学的检验的办法来论证、回答这个问题，这是作为一个现代史学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品质。” “完美的记忆是对历史的谋杀” 我们要看到遗忘的价值，以及记忆与遗忘的竞争 罗新提到《权力的游戏》里面，有一只三眼乌鸦，能够专门替大家记忆。它能回去看历史当中发生了什么。“如果我们的记忆当中有一个最终的裁决者，那就太可怕了。他拥有的这个权力是绝对的，所以三眼乌鸦后来不仅当了国王，还拥有解释历史的权力。这相当于它又做了教皇又做了皇帝。那样的社会挺恐怖的。”  罗新希望将解释历史的权利交给大众，让我们自己来记忆想记下来的历史。毫无疑问，我们的记忆是有缺点的，这也是历史学的特点。每一代人的记忆都是残缺的，我们都会遗忘很多东西。但是这并没有关系。 “所以我写那篇《遗忘的竞争》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是提醒大家，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我们总在说记忆的时候，其实历史是遗忘的。因为未来不需要那么多记忆。什么都记住了，那就没有历史了。完美的记忆是对历史的谋杀。历史就是要忘记好多东西的，然后抽出一些有意思的东西说出来，那就叫历史。我们只需要我们每一个时代里，我们的思维和精神关怀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此刻关心什么，就去思考什么，就去过去寻找一些素材、一些养分，这才叫历史。” 我们每一代人关心的问题是不同的，我们每一代人对同一个问题会寻求不同的解答。这也是遗忘的重要之处。此外，我们也应该要看到，有些遗忘并不是自然的。有些发生过的事情会被禁止研究甚至提及，这就会造成遗忘。这是权力制造的遗忘。而研究历史的人在心中要时时刻刻警惕这一点。 罗新还认为，遗忘与记忆一样，是一种竞争。有的人想让你遗忘，有的人不想让你遗忘。所以，这是不同叙述之间的一种对抗。我们要意识到这一场竞争是很重要的，对抗遗忘的方法就是将它写下来。 罗新举了《心史》的例子。《心史》的作者是郑思肖，他是元朝的南宋遗民。他对南宋被元灭了不服气，所以就写了很多东西，然后他把这本书埋到井里。“因为读书人都知道将来总是会变的，将来总会有一天他们会完蛋”。当然，这事有可能是明朝人编的，但不管此事是真是假，这就是一种对抗权力，对抗遗忘的方式，更不用说，有很多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或敢于承担的。 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建构？ “我们知道中亚从19世纪中期以后，就是沙皇俄国的统治区，到了十月革命之后，就完全成为苏联的一部分。所以过去，中亚的历史论述当然是要放在苏联的历史学说当中来叙述，所以他们对于中亚过去的历代的统治者，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但是，到1991年之后，这些国家都独立了。这些国家都不能再讲苏联的历史了，而且要故意跟苏联撇开关系，要把苏联统治时期和俄罗斯统治时期要看作是一个外族入侵的时期。那么讲自己民族的历史就变成一个有趣的问题。” 罗新说，塔吉克斯坦把萨曼王朝的创立者索莫尼当成了自己的民族英雄。在塔吉克斯坦，不管哪座城市，都有索莫尼的巨大雕像，塔吉克斯坦的货币单位名称也叫索莫尼，即使索莫尼从今天塔吉克斯坦的领土上起家，但其中心建立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里。而在乌兹别克斯坦，他们则把曾被苏联描绘成“恶魔”的帖木儿当成自己的民族英雄，即使其实是乌兹别克人把帖木儿帝国赶到印度去。  帖木儿 哈萨克斯坦则比较好办，他们找来了自己历史上的几个可汗当民族英雄。吉尔吉斯斯坦则比较难办，他们就找了传说中的玛纳斯来当英雄。土库曼斯坦则更加困难，他们民族出现的时间比较晚，连英雄传说都没有，就干脆找了西部突厥人共有的一个传说里面的乌古斯来当民族英雄。这些都是历史的建构。在塔什干的帖木儿广场的帖木儿雕像上，刻有一段文字，写着“权力在正义之中”。“但是对于我们学历史的人来说，我们都很清楚，权力不在正义之中，正义在权力之中。” 而对于中国这样有着丰富历史的国家来说，我们该怎么看待历史建构呢？罗新认为，中国有着举世无双的历史叙述传统，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皇帝，历朝历代对编历史书都有着极高的热情。“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连续编写历史的文明体”。前一个政权为后一个政权编写一个规定的历史，这相当于对过去若干历史问题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一旦出来，大家就得照着这个说法来，不然就成了“史案”。 因此，古代中国同时有着一套非常复杂的编写历史的机构和制度，我们要用史学思维来理解这个现象。我们经常说，“中国有世界上最好的政史传统，换句话说，中国有政权持续的、连续的干预历史写作的传统，这是全世界唯一的，所以这才是政史的传统。” 罗新认为，这是由于历史总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对于一个政权来说，隐含了某种不安全感。为了去除这种不安全感，我们就应该把历史说得清晰简单一点，所以权力就会去干预这事。有时候权力干预的历史叙述，不一定就威胁到现政权的任何利益，但是它还要去干预。此外，中国还有正统论的传统。不管有多少个政权，我们只认一个正统。这也是中国最有特点的一个地方。 我们该如何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 罗新认为，若我们要写海淀区的历史，许多海淀居民也许会发现，他们并没有参与进这个历史里，而他们参与进的历史并不是这样叙述的。这是因为他们的历史被排除、覆盖了。“但是我们也可以换一句话说，就是你的历史被超越了。这也就是说，你很在乎的某个东西，可能在今后的编写当中不会再编写了。” “我很喜欢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那个是我认为在纪念碑里面做的最好的。它表面上看很抽象，就是一个向地下延伸的隧道，然后在黑大理石上写满了战死者的名字。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很重要，因为他们真的是死在这个事件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很多学者都赞赏。但是，我想问一个简单的问题，越战发生在越南，上面却没有一个越南人民的名字。因此，美国的越战纪念碑仍然纪念的是美国的越战，那个历史是美国的越战史，不是真实的越战史。真实的越战史应该包括越南的人民，越南的南方、北方，所有死掉的人，那些人都应该在这个碑上。”  华盛顿的越战纪念碑 罗新认为，我们现在编写的历史应该要涵盖掉另外一面同样见证历史的参与者，不管他们怎么评价这段历史，他们都参与了历史的进程。历史学家研究历史应该站在这样的高度去关心每一个个体，这样的历史才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