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旭：《民间笑话的民族志研究：以万荣笑话为例》 笑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领。婴儿刚出生已能在睡梦中露出微笑，还不会说话却能拍手大笑。此后的一生中不仅自己会发出各种笑，同时也将领受他人的各种笑。笑能够表达情感上的满足，也可以宣泄内心的压抑与冲突；能够表达赞美，更可成为讽刺他人和社会的武器。由于笑具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和意义，因而人类从古至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笑的文化，比如通过绘画、雕塑、文学和影视创作等方式，来描绘美好的笑或者丑恶的笑。美国艺术史研究者安格斯·特鲁贝尔（AngusTrumble）所著《笑的历史》（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中，便列举出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不同性质和功能的笑，涉及礼仪、淫荡、欲望、欢愉、智慧、欺骗等等。而笑话（joke），便是人类创造的笑文化中璀璨茁壮的一支。 笑话是引人发笑的综合性语言艺术，其中那些为人民大众广泛传承的笑话，被称作“民间笑话”。从古至今，笑话流播不断，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就中国的情形而言，早在先秦时代，诸子散文中就记录了诸多笑话,比如《刻舟求剑》《郑人买履》等，以后更有专门辑录笑话的《笑林》《应谐录》《笑府》《广笑府》《古今谭概》等专门的笑话集出现，充分体现了古代中国人的幽默和智慧。直到今天，笑话依然同人们的生活相伴相生，从消遣娱乐场合比如友朋相聚、睡前闲谈直至正式的外交、授课以及商业谈判等场合，都可以发现笑话的踪影，特别是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兴电子媒介,笑话（如今常被称为“段子”）更被迅速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此外，笑话的内容、致笑的方法以及讲述方式等，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鲜明的地方性。比如机智人物笑话以及种族笑话，便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不过与此同时，讲述者以谁为笑的对象、为何以之为对象、讲述笑话的动机和方式等，则因地因人而异，从而使笑话与特定地域、特定人群的生活和表达需求密切关联。 然而，尽管笑话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出现且具有重要位置，相关研究却一直相对薄弱，与神话、传说、故事、民歌等文类相比，对笑话的研究显然偏少。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如同本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一是由于笑话往往篇幅简短，人物和结构简单,讲述过程短暂,因此不仅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忽视和轻视，也使对它的研究具有较大困难；第二是由于笑话的讽刺性强,而且嘲讽的话题百无禁忌，有时不免与现实世界的道德、伦理、政治或学术评判标准格格不入,因此导致了它“难登大雅之堂”，一直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位。在中国，对于民间笑话的有限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文艺学领域，而且迄今为止，相关探讨大多局限在静态的、大范围内的文本比较和分析，很少聚焦于笑话如何在特定地域的日常生活中被人们作为表达资源而生动鲜活地加以运用，因而未能在学术研究中有力彰显出笑话的地方属性和生活属性，而后者，恰好是笑话生命力的关键。 在这样的背景中来看王旭博士的新著《民间笑话的民族志研究：以万荣笑话为例》，其学术价值便显而易见。该书是近年来中国民间笑话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之一，作者通过民族志式田野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讨了山西万荣笑话与当地社会之间的多种关联，为民间笑话的语境研究提供了一个出色范例。该书致力于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为何讲笑话会成为一种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当地的笑话讲述群体有哪些,他们如何讲笑话,日常行为与笑话讲述之间有什么关系?笑话作为一种表达资源是如何被使用的,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心态?作为一种地方性的口头传统,笑话的传承和演变与地方社会之间有何关联?”作者希望通过万荣笑话的个案研究,“一方面推动民间笑话的理论建设和个案剖析,另一方面从那些笑中带泪的笑话里通向人们美好、真实的生活世界。”（绪论）从目前出版的情形看，作者为自己确立的这些任务基本上都较好地完成了。 首先，该书比较深刻地揭示了笑话与地方社会之间的密切联系。该著的一大特色和成就，就是将对笑话的考察置于一个特定的时空和文化场域中，生动、细致、深入地考察了作为地方文化传统的笑话,如何在山西万荣这片土地上产生、传承和变迁，指出万荣笑话是万荣地方社会中不断传承的口头艺术和生活传统（结论）。万荣笑话在产生之初被当地人称为“谢村Zeng”,是邻村人讲述的有关谢村的傻人傻事。改革开放以后，万荣笑话逐渐被打造为当地的标志性文化,成为“万荣精神”的象征；在当下的文化产品生产、遗产旅游、公务交往等非日常生活语境中,万荣笑话也被讲述、挪用和重构,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功利作用。因此，笑话不仅仅是民众日常生活的表达资源,还是区域经济文化建设的地方资源,是联系谢村与周边城乡之间的重要纽带。本书生动地描绘了笑话在万荣人的日常生活中所发挥的多种功能,以及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资源,在地方文化复兴和重建过程中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突显了笑话的地方属性和生活属性， 其次，该书为民间笑话的语境研究提供了出色范例。20世纪后半叶，世界民俗学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从以“文本为中心”到以“表演为中心”的转向，对语境、过程和表演者的关注成为晚近盛行的学术取向，这一转向的发生与表演理论（performance theory）的推动有直接关系。语境并非指泛泛的社会背景。在表演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理查德•鲍曼（Richard Bauman）看来，尽管“民俗学一直是语境主义者的事业，因为民俗学者总是认为民俗文本与其他某些事物相关，尽管这相关的事物千差万别：同源的文本，特殊的社会构成，某一群体的集体精神，进化发展的某个阶段”等等，对于表演取向的民俗学者来说，其语境观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注意力聚焦于“实践的情境性语境”（situational contexts of use），即由地方性所规定的情境、事件、现场（scenes），民俗形式和实践在其中作为“生存的必需品”资源而引导社会生活（理查德•鲍曼著、杨利慧译《表演中的文本与语境：文本化与语境化》，《西北民族研究》2015年第4期）。前文已指出，由于笑话篇幅短小、人物和结构简单，讲述过程又十分短暂,往往稍纵即逝，因此对它的语境研究具有很大困难。王旭博士却不畏艰难，敢于勇敢接受挑战！她认真汲取了表演理论的主要思想，将万荣笑话理解为一种表演模式,即以交流实践为基础、在表演者和观众之间形成的话语生产和接受的框架(或模式),考察万荣笑话在日常生活(第二章)、乡村舞台(第四章)和旅游景区(第五章)等多种语境中的生产和表演过程，进而分析不同语境中笑话的讲述者与听众、演员与观众、导游与游客之间形成的不同类型的笑话表演模式。这一成果对民间笑话的语境研究提供了富有创造性的范例，展现了笑话如何被富有创造性的个人所传承并变异的一个个鲜活灵动的瞬间，不仅有力凸显了笑话作为交流资源的活泼生机，也为表演理论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可贵的新成果。 第三，有力推进了笑话本体论的建设。前文曾说过，笑话研究相对薄弱，有针对性的专门理论较少，许多有关笑话本体的基本问题，比如笑话的界定、笑话与民间故事的关系、笑话与幽默的关系、笑话的文类特征等，都缺乏充分讨论，所以不少学者在谈到笑话时不免将一般民间故事的理论套用在笑话之上,这更造成了对笑话特殊文类属性以及本体特征的深入探讨的缺乏。王旭的探究没有满足于对地方社会中笑话生存状态的描述，而是在描摹事实的基础上，进一步条分缕析，提出了一些富于创见的理论观点。比如，她借鉴“传说圈”和“故事圈”理论，提出了“笑话圈”这一概念，并划分出笑话圈辨识的四个维度：区域基础、主体基础、语言基础、本体基础，通过这四个维度来划定一个笑话圈的大致范围,进而与其他笑话圈进行区分,以突显笑话的地方特性（第一章、结论）。笑话圈概念的提出，对于研究者认识笑话的传播特点及其地方性特征，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书中还提出了其他富有启示性的观点，比如笑话具有艺术性和生活性双重属性（第二章）、在继承中变异的“动态的文类观”（第四章）等等。 总之，该著有诸多创新之处，观点鲜明，逻辑清晰，论证严密，文笔流畅，分析也较为深入，对现有笑话研究是一个重要推进。2016年初夏，王旭以这篇论著作为博士学位论文成果答辩时，得到答辩委员会的充分肯定，认为“该论文的选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突破了过去以‘文本为中心’的静态的笑话研究范式，使笑话从具体的语言文本走向广阔的地域社会和生活传统，有助于深刻理解笑话与地方文化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决议书）。最终该论文获得了“优”的成绩。 当然，本书也存在诸多不足，对于一些重要问题，缺乏应有的探讨。比如，本书倡导用民族志方法来研究和书写笑话，可是，这样做的优势和潜力到底在哪里？书中并未予以有力讨论。另外，如同答辩时一些评委指出的，笑话的时代性很强，对万荣笑话的研究也应该注意其中反映出的时代感，以便通过相关研究达到对时代的理解。这些不足，有待作者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思索并做出回应。 最后，作为王旭的博士生导师，我在这里由衷祝贺她的博士论文顺利出版之际，也想对读者诸君稍稍介绍一下我所认识的作者，也许能增加些许大家对本书的理解。王旭硕士阶段就读于山西大学民俗学专业，师从段友文教授。2013年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师大民间文学专业，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由此师生相伴三年。她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比较腼腆，话不多，但是一旦问到对具体问题的看法，她立刻侃侃而谈，逻辑清晰，思路敏捷，论述严谨，常让我刮目相看。在其他很多事情上也是如此。记得有一年毕业季，“杨家将”（我门下弟子对自己的戏称）们相约去唱卡拉OK。唱歌期间，王旭一直默默为大家照相，直到有人起哄让她唱一首，她便唱了一首粤语歌曲，结果开口便让大家惊呆了：简直像是原唱！我从此认识到王旭的谦虚内敛与多才多艺。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是非常艰苦的，我常对学生开玩笑说：不掉几斤肉、脱几层皮，写不出博士论文来。王旭写论文期间，压力很大，以至于有段时间身体状况不好，但是她从不叫苦和抱怨，也并不放松对自己的学术要求，这不由让我心生敬意。王旭是山西太原人，对万荣县、特别是谢村原本并不熟悉，为了做好田野调查，她克服了很多困难，甚至春节期间还去村里租房，以便随时随地捕捉村民们的笑话讲述活动。由于她的用心和努力，尽管万荣笑话的讲述在实际生活中即来即去，倏忽短暂，但是最终得以经由她的敏锐观察，在我们面前展现出丰富鲜活的绮丽风景。 王旭的名字有“初升的阳光”之意，显然寄予了父母对她的美好期望。欧美学者在给青年学生写推荐信时，常用的赞誉性表述也是“a rising star”。我在阅读王旭的这第一部著作时，打心里由衷欣喜地感受到一颗新星的升起。希望年轻的作者在未来的岁月中能继续不折不挠，勤勉奋进，为包括笑话在内的中国民间文艺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是为序。 2019年5月4日于北师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