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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前包括金国时期形成的各种簿册，康（熙）乾（隆）以降，统称为《无圈点档》。清朝入关时，将其运至北京，庋藏于内阁大库。当时这种档册形成多少，运来多少，俱无从稽考。至乾隆六年（1741），大学士鄂尔泰等奉旨编纂《无圈点字书》时，因此项档册年久残破，故奏准逐页裱褙，重新装订，凡 37 册。其中 36 册在裱褙之前按千字文逐页编号；1 册为太祖时期各种簿册的残页、残片，裱褙后合成一册，未予编号。乾隆三十七年，经大学士舒赫德奏准，音写、照写若干部，庋藏于内阁、盛京（今沈阳）崇谟阁、上书房，以便查阅而保存原档。是为《加圈点字档》和《无圈点字档》，各 26 函，180 册。内阁本今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崇谟阁本今藏辽宁省档案馆，上书房仅藏音写本，今去向不明。民国时期，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又发现原档 3 册，合前 37 册，共 40 册，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1969 年，该院将其影印出版，装订 10 册，题名曰《旧满洲档》。2005 年，该院再度影印出版，亦分 10 册，题名曰《满文原档》。 该档册内容丰富，弥足珍贵，中外治清史及满学者莫不视如珍宝，各种译本陆续问世。 1929 年，中国学者金梁组织满汉文学士十余人，择要摘译崇谟阁本《加圈点字档》，出版《满洲老档秘录》，分上下两编（册）。1933 年，金梁删减《满洲老档秘录》上编之“定七项课税”和下编之“太宗读金世宗史”二则，增加“大福晋遗命同殉”一则，并合上下两册为一册，出版 《满洲秘档》。1935 年 6 月－ 1936 年 6 月，《故宫周刊》第 245 期－第 459 期，总共 215 期，连续摘要刊登金梁旧藏译稿内未及刊布者，题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1937 年，《史学研究》第 9 卷第 l 号刊登日本学者鸳渊一、户田茂喜所译《满文老档邦文译稿》（太祖第一册）。1939 年，岩波书店胶印日本学者藤冈胜二译《满文老档译稿》。1942 年，中国学者金毓黻移录《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译本》，收入东北文献丛书。1943 年 11 月－ 1944 年 12 月，日本学者今西春秋译《满 和对照满文老档》（太祖朝），连载于《书香》杂志第 15 卷第 11 号至第 16 卷第 2 号，至清太祖第 10 册而止。1955—1963 年，日本学者以拉丁字母转写、日文对译、翻译崇谟阁所藏《加圈点字档》，出版《满文老档》。1955—1964 年，羽田亨的《〈太祖老档〉译注》分期刊载于《亚洲原始史料的研究》《立命馆文学》。1968 年，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选取《满洲秘档》一书中努尔哈赤（清太祖）及皇太极（清太宗）与明臣李永芳、毛文龙、袁崇焕、祖大寿、张春、陈杜明等往还书信，编辑出版《满洲密档选辑》。1970 年，中国台湾学者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一册荒字老满文档册）》出版。1972 年，广禄、李学智译注《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第二册仄字老满文档册）》出版。1972、1975 年，日本学者神田信夫、松村润、冈田英弘译注《旧满洲档—天聪九年》出版，凡二册。其正文内容有原文之罗马字母转写、日文对译、日文译文，书后附有注释、索引等。1977 年，中国台湾学者张葳译注《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一）》出版。内容包括天聪元年（1627）正月至四年二月各项政务。1978 年 9 月至 1979 年 5 月，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崇谟阁本《加圈点字档》清太祖朝部分，刊行《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1979 年，辽宁大学历史系根据日译本《旧满洲档—天聪九年》，刊行《汉译〈满文旧档〉》。1980 年，张葳、潘淑碧译注《旧满洲档译注·清太宗朝（二）》出版，内容包括天聪四年正月至五年十月各项政务。1987 年，关嘉禄、佟永功、关照宏将日译本《旧满洲档·天聪九年》译为汉文，出版《天聪九年档》，并与《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对照比较，将不同之处附于书后，以备研究参考；此外，撰写《天聪九年档与清太宗实录对比研究》一文，附于书后。1990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根据内阁本《加圈点字档》译注，出版《满文老档》分上下两册，该书正文只有汉文译文、注释，书后附有人名、地名索引。1992 年，关孝廉选取《旧满洲档》中被删除的整段文句进行汉译，计有 163 段，以《〈旧满洲档〉谕删秘要全译》为题，发表于《满学研究》第一辑。2009 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内阁本《加圈点字档》扫描，修订先前出版的《满文老档》汉译文，彩色套印，出版发行，题名曰《dorgi yamun asaraha manju hergen i fe dangse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a，凡 20 册。其中，第 1—16 册为原文影印，第 17、18 册为罗马字母转写，第 19、20 册为汉文译文。b除此之外，尚有诸多零星译作，恕不列举。这些音写本及译本便于释读，便于利用，然而与原档相比较，均有各自的缺陷。 残存《无圈点档》的记事时间，上起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下至清崇德元年（1636）。所用文字，除无圈点满文、过渡期满文和加圈点满文外，间有蒙古文以及汉文，释读不易。由于语言文字等方面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迄今未有完整译本，使大多数研究清史及满学者无从窥其全豹，甚至缺乏比较全面、系统的认识，遑论用以研究。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撰此短文，继续探讨此项档案的性质、形成时间及其学术价值。不当之处，请大方之家不吝赐教。 一、《无圈点档》的性质 现存 40 册《无圈点档》中，记载太祖、太宗朝政务的簿册各有 20 册。这些簿册，若细加区分，则其中既有原始记录，即档案，也有档案的重抄件，甚至还有一部分印刷品和图书底稿。特别是太祖朝的 20 册中，只有一半属于原始记录，另一半属于重抄件和图书底稿。现在分别论述如下。  a 本文内出现的满文，均依 P.G.von Möllendorff（穆麟德）氏 A Manchu Grammar（《满文语法》）转写法，以拉丁字母转写。所用老满文材料，亦按新满文读音及书写方式转写，未保留老满文和过渡期满文的书写特点。 b 以上内容，详见拙文《清入关前满文档案概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史论丛》2010 年号。 （一）原始记录 《无圈点档》中的原始记录是清太祖、太宗时期在政务活动中形成的最初记载，是真正的档册。这种档册分为两种，一种是编年体形式的记载，一种是某类事务的专门记录。 编年体形式的记载是指以时间为中心，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例如：辰字档，以时间为中心，记述了天命七年（1622）六月值得记述的事情。腾字档，以时间为中心，记述了天聪四年（1630）三月至五月应该记录的事情。在《无圈点档》中，此类档册多以老满文记录，档内没有后人选取史料的标记，有些档册内略有删改，当为笔误所致。所用纸张，太祖朝多用明代旧公文纸，高丽笺纸用之较少，太宗朝均用高丽笺纸。 在《无圈点档》中，有些簿册是专门记载某类事务的专档，主要有： 1. 黄字档，是记载天命年间颁发八旗官员敕书的档簿。 2. 宙字档，是记载天命七、八、九、十、十一年机密事项的档簿。 3. 往字档，是记载天命年间八旗官员誓书与颁发敕书的档簿。 4. 宿字档，是记载天命年间八旗官员誓词的档簿。 5. 藏字档，是记载天命八年为投降汉官颁发敕书的档簿。 6. 岁字档，是记载天聪二年正月至四月金明交涉事宜的档簿。 7. 成字档，是记载天聪三年至五年金明往来书信的档簿。 8. 阳字档，是记载天聪三年正月、二月及闰四月间丧葬事宜的档簿。 9. 云字档，是记载天聪四年蒙古阿鲁等部书信及誓书的档簿。 此类专档均以老满文书写，档内没有选择史料的标记，没有删改的痕迹。 在《无圈点档》中，原始记录特别是编年体形式的记录较少。究其原因，盖天命、天聪年间的档册，至乾隆初年，已经百有余年，纸张难免糟朽。且太祖创业之际，纸张紧缺，不得已而使用明代旧公文纸记录政事，这种旧纸更不可能长期保存。乾隆六年（1741）十一月十一日，大学士鄂尔泰等奏称：ere dangse aniya goidara jakade, umesi manahabi（意为：此档册因年久，着实敝坏）a，并逐页裱褙，装订成册。当时，太祖朝有些档簿已破烂不堪，遂将大小碎片酌情裱褙，钉成一册，计二十二页。其中无一页完整，往往需将不是同页的残片裱为一页。该项档簿年久糟朽的实际状况，由此可见一斑。 （二）重抄本 在《无圈点档》中，有些档簿不是原始记录，而是原始记录的重抄本。由于年代久远，有些原始记录已不存在，因此重抄本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至于重抄的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种：其一，为了以新换旧，保存记录。有清一代，重视档案，年久糟朽者定期派人重抄，以便长期保存。早在太祖时期，已将这种做法付诸实践。据《无圈点档》天命六年（1621）七月以老满文所作的记载：juwan uyun de, emu nirui juwanta niyalma tucibufi dangse araha.b意为：“十九日，派每牛录之人各十名，写档册矣。”在此，araha 为动词 arambi（做、写）的一般过去时形式，表示“做了”“写了”之意。另据记载，截至天命六年闰二月，清太祖麾下已有 230 个牛录。c每牛录派出十人，则共计 2300 人，为数过多，似不可信。故疑原文之 juwanta 为 juwete（各二）之误。此两者老满文字形相近，前者仅多一字牙即辅音 -n-。若每牛录派出 2 人，则 230 牛录，共计 460人，分头抄写、校对、装订，足以应付。又据《无圈点档》天命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记载：nikasa be,d bucehe niyalma be gemu dasame encu dangse araha. 意为：“将汉人们，已死之人，都重新另写档册了。”显然，在太祖时期，定期缮写档案，保存记录，已成为一项制度。  a 北京市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无圈点字书》卷首，1990 年，第 3 页。 b 《满文原档·张字档》，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本，2005 年，第 158 页。以下只注书名及页码。 c 《满文原档·张字档》第 24-26 页。 d 《满文原档·张字档》第 108-109 页。 其二，便于选择史料，编纂图书。依据历史档案编纂图书，乃中华传统，清朝亦全盘继承。然而，历史档案需要保护，不能直接在原本上作编辑记录。当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先抄原档，然后在抄件上勾勾划划，最终编辑成书。《无圈点档》中许多簿册就是这样流传下来的，计有太祖朝的张字档、列字档、盈字档、宙字档、洪字档，太宗朝的天字档、闰字档、秋字档、月字档、调字档、雨字档、吕字档、暑字档、地字档、日字档、宇字档等。这些重抄本的最大特点就是档内有各种史料选取的标记和编辑提示文字，还有许多勾画涂抹的墨迹。以张字档为例，该档簿共 560 页，记载天命六年二月至天命七年四月政务，其中每一段起首处多有以新满文书写的 ume arara（勿写）、erebe arambi（将此写），共 75 处，以老满文书写的ūme arara （勿写）87 处、ere be ume arara（将此勿写）1 处。这些都是选取史料的标记。再以列字档为例，第 175 页只写两行老满文，记载天命八年正月十四日一件事，其文曰：tere inenggi monggo guruni kalkai labsihib taiji ini harangga dehi / boigon adun ulha be gajime ubašame jihe:（是日，蒙古国喀尔喀台吉拉卜希席布叛，携其所属四十户、畜群来归。）第 176 页原有 han i bithe tofohon de wasimbuha（汗之书，于十五日颁发）一段记事。第 176-177 页原有 dutan i bithe wasimbuha（都堂之书，颁发）一段记事。第 177 页原有 juwan ninggun de han amba yamun de tucifi amba sarin sarilaha（十六日，汗御大衙门，设大宴），han i bithe juwan nadan de wasimbuha（汗之书，十七日颁发）两段记事。第 178 页前九行以老满文记载，其文曰：tere inenggi labashib taiji ……（那天，台吉拉卜希席布……），乃十七日赏赐台吉拉卜希席布等人事。后来在第 175 页记录第一行文字左边，增加以老满文书写的 ere be ara ede buhengge be erei sirame ara（将此写。其所赐者，写于其后）之言。在第 176 页记录前面增加一句用老满文书写的 ere be ume（将此勿 [ 写 ]）之言，并将第 176、177 页全部圈划。在第 178 页记录前面增加一句用老满文书写的 ere be erei jihe inenggi bade ara（将此写于其来日处）之言。a 于是，两天发生的两件事情就变成同一天发生的两件事情，即天命八年正月十四日蒙古国喀尔喀台吉拉卜希席布来归，至十七日得到赏赐，其间相隔二日。经过一番删改后，就变成天命八年正月十四日蒙古国喀尔喀台吉拉卜希席布来归，并得到赏赐，乾隆抄本《无圈点字档》《加圈点字档》即如此。b 过去，有学者认为《无圈点档》中原档与原档亦有重复者，并对此多有疑惑。其实，原档与原档并不重复，而是原档与重抄者重复。有些重复的档簿都是不同时期的抄本，其原档已不存在（关于这一点，另文专论）。 （三）印刷品 在这里，所谓印刷品，是指使用刻板印刷技术制作的档簿。这种印刷品虽然不是原始记录，但与原始记录具有同等价值。 在《无圈点档》中，印刷品并不多见，成册者仅有一册，即宿字档。该档簿以老满文书写刻板后，用明代旧公文纸印刷而成，凡 43 张（共编号 42，第 18 号重复出现），从中间对折，成 86 页。其内容为清太祖时期八旗大小官员的誓词，c所涉官员计有副将 1 员、代副将 1 员、游击 20 员、参将 1 员、备御 20 员。誓词每人一张，折成两页。该档簿中，凡出现发誓人名字之处，刻板时均留空，印刷之后，用墨笔填写发誓人之名。又，每件誓词的起首处，用墨笔书写发誓  a 《满文原档·列字档》第 175-178 页。 b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编译：《dorgi yamun asaraha manju hergen i fe dangse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 43 册，第 25 页，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年，第 1931 页。以下只注汉文书名及页码。 c 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年报》第 4 期，1965 年）等文谓之“敕书”，误。 人的职衔和名字。详见图 1、2 所示。a 图 1 中，第一行老满文 fujan baduhū（副将巴都虎）为发誓人的职名、第二行第四词 baduhū （巴都虎）为发誓人之名，均以墨笔书写，其余文字都是刻板印刷的（图 2 最后一行 uwesihun banjikini 二词，台湾影印本不甚清楚）。 此外，洪字档内还有一页刻板印刷品，详见图 3、图 4。图 3 是一件颁布新满文“十二字头”的告示，其文曰：juwan juwe uju dade tongkin fuka akū, dergi fejergi / hergen ilgan akū, ta da te de ja je ya ye fakcan / akū gemu emu adali ofi, bai gisun hese bithe ohode / mudan ici be tuwame uthai ulhimbi ja, niyalma i / gebu, ba na i gebu ohode tašarame ojorahū ofi, aisin / gurun i sure han i ningguci aniya niyengniyeri uju biya de / han i hese i dahai baksi tongkin fuka sindame temgetulehe / da uju beinu uthai fe kemuni uju de arahabi. / amaga mergese tuwafi ilgahangge tumen de emu niyececun / bicib wajiha, murishūn waka oci fe uju getuken bi. 意为：“十二字头，向无圈点，上下字无别，塔达特德、扎哲雅叶雷同不分，皆为一体。故寻常语文，视其音义，即可知晓，易也。若系人名、地名，则致错误，不可。是以，金国天聪六年春正月，巴克什达海奉旨加圈点标示矣。原字头亦即依旧首先书写，后之贤者阅览，所区分者有补于万一则已，若乖戾不合，则旧字头昭然在也。”颁布新满文十二字头无疑是当年文字改革的大事，需要人人知晓。因此刻板印刷，以广泛宣传。 按：图 3 页眉之 ara（写），是编书者书写的选取史料的标记。图 4 一行文字即 tere inenggi juwan juwe uju arafi wasimbuha（是日，缮写十二字头颁发）之言，显然是编书者所加之言。 图 1.《宿字档》第 363 页 图 2.《宿字档》第 364 页 图 3.《洪字档》第 139 页 图 4.《洪字档》140 页  （四）图书底稿 在《无圈点档》中，也有一些图书底稿。最典型者，当属太祖朝的《荒字档》与《昃字档》。稽此两本档簿，实乃清太祖实录之稿本。其记载方式不同于其他编年体档簿，采用纪事本末体的记录较多。观其行文，叙述中回忆语气较重，显然不是当时记录。许多记事没有明确日期，甚至根本就没有时间。凡此种种，前人均已言之，本文不再赘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档簿前后皆残缺不全。档中有一部分互相重复，即《荒字档》后半部与《昃字档》前半部内容重复，仅行文略异。例如：《荒字档》第 55 页，有老满文 halbuha nirui niyalmade inu uile（容留之牛录之人，亦罪之），《昃字档》第 117 页文字中，遗漏此言。  a 《满文原档·宿字档》第 363-364 页。 b 《满文原档·洪字档》第 139-140 页。文中 tongkin 或为 tongki（点）之误，或当时言之如此也。又，《清太宗实录》之文曰：“是日，上谕巴克什达海曰：国书十二头字，向无圈点，上下字雷同无别。幼学习之，遇书中寻常语言，视其文义，易于通晓。若至人名、地名，必致错误。尔可酌加圈点以分析之，则音义明晓，于字学更有裨益矣。”此行文与《满文原档》记载不同，当系几经修改而成者。 再如：《荒字档》第 59 页，有老满文 niyalmai gūnihakū jaka be gūnime ini gūnihade isibuha（想人之所未想，满足其所想）之言，《昃字档》第 121 页行文中遗漏 gūnihade isibuha，使语句不 通，遂将整个句子即 aisin menggun sele be gemu urebume baha: niyalmai gūnihakū jakabe gūnime ini [gūnihade isibuha] deribuhekū jakabe deribuhe: tuwahakū jaka be tuwabuha 之言统统删除。又如：《荒字档》第 66 页有老满文 ambasa ambula oci meni meni afaha baita be: meni meni mutebuci musede tusa kai: ere amba guruni doro dasara de: ere geren cooha be kadalara de: amban komso oci abide isinambi（大臣众多，各自成就各自委任之事，则有益于我也。治此大国之政，统此众多之兵，大臣少则何所能及？）之言，《昃字档》第 129 页行文遗漏其中 ambula oci: meni meni afaha baita be meni meni mutebuci: musede tusa kai: ere amba 之言，遂使句子不通顺。a从这些差异之处可知《荒字档》成稿在《昃字档》之前。 《荒字档》《昃字档》初纂于何时？编者为何人？对此，《荒字档》老满文有明确记载：sure amba genggiyen han i ilibuha eiten hacin i sain doro be: erdeni baksi ejeme bitheleme gaiha: an i bithe ere inu.（聪睿大汗所立各项善政，巴克什额尔德尼记录成册，寻常之书是也。）b此言之后，《昃 字档》增补老满文语句称：erdeni baksi kicebe ginggu{ji}[n] ejesu sure be amcaci ojorakū: ere bithe be (majige dababume arahabi: ūweri) mujilen i fukjin {araha bithe be adarame dasara seme: inu ambulac dasahakū: ineku gisun baba debi:} arahangge inu mangga: 意为：“巴克什额尔德尼勤敬聪慧，不可及也。此书之撰，{ 略微夸张。他人 } 用心创 { 制之书，如何修改耶？亦未大改。类似之言，处处有之。} 制者亦难。”此言当系太宗时修改者所加。由此可见，《荒字档》的初纂者是巴克什额尔德尼，太宗时期略加修改，重抄为《昃字档》。当此之时，尽管看出额尔德尼写得略微夸张，但考虑到他尽心竭虑，创制不易，所以没有大肆删改。这两本档簿的增删改动情况说明《清太祖实录》经过反复修改。例如：《荒字档》第 47 页之后，原本接第 52 页，后因增加第 48-51 页文字，遂将第 52 页第 1-2 行老满文 genggiyen oho: ilan biyade ilan erin i fucihi se: abkai {iowang} [iohūwang i ] mio uhereme nadan amban mio aramederibuhe: 之言涂抹掉，移补于第 47 页之末。又如：《荒字档》第 53 页增补老满文语句中，两次出现 manju（满洲）字样，d《昃字档》第 115 页老满文行文中，又多出一次 manju（满洲）。e这些都是天聪九年（1635）十月改族称以后进行的修改。关于这两册档簿，将另有专论。 《无圈点档》中诸多有史料选择标记和删划墨迹的档簿也是图书底稿，即太祖实录、太宗实录的稿本。以太祖朝的《张字档》为例，以往人们认为它是太祖时期最早的原始记录，并认为太祖时期最早的老满文记录始于该档。f实际上，《张字档》并非原始记录，而是原始记录的重抄本。为什么说它是重抄本呢？因为该档内既有各种史料选择的标记，亦有圈划涂抹的墨迹。试想，如果它是原始记录，能直接在上面如此删划涂写吗？此外，《张字档》与《来字档》部分内容重复，而行文略有差异，例如：《张字档》第 255 页第 5-6 行老满文为 nikan buci kadalaciacarakū: soktoho ai ai de dosi niyalma be endehei turgunde jergi hergenci wasibubi šang faitarabeg faitaha: ekihun burebe buhe: 《来字档》第 99 页老满文为 nikan bufi kadalaci acarakū: soktoho suihutu: jai ai ai de dosi tentke niyalmabe ilgafi: jergi hergenci wasimbufi šang burebe ekihun burebe  a 《满文原档·荒字档》第 55、59、66 页，《满文原档·昃字档》第 117、121、129 页。 b 《满文原档·荒字档》第 62 页。 c 《满文原档·昃字档》第 125 页。此段文字中，编者删除者，置于 { } 号内；编者增加者，置于 [ ] 号内。 d 《满文原档·荒字档》第 53 页。 e 《满文原档·昃字档》第 115 页。 f 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年报》第 4 期，1965 年。 g 《满文原档·荒字档》第 255 页。 a buhe: faitarebe faitaha: 在这里，《张字档》遗漏 suihutu: jai、tentke、ilgafi、burebe 之言，《来字档》遗漏 endehei turgunde 之言。又，《张字档》faitarabe faitaha: ekihun burebe buhe 之言与《来字档》 ekihun burebe buhe: faitarebe faitaha 之言相比，语序颠倒。此等情形，在这两本档簿中所见不鲜。这说明《张字档》与《来字档》之间并不存在互为母本与抄本的关系，它们都是重抄本，应该 有一个共同的母本。只因年湮代远，这个母本早已不存在了。关于这两册档簿，亦将专文论述。二、《无圈点档》的形成时间 大体而言，《无圈点档》形成于清入关前后。然而，我们所能看到的流传至今的《无圈点档》40 册并不是它的全部，且其中除了原始记录还有重抄本和图书底稿。因此，该项档簿的形成时间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论。该项档簿何时形成？这个问题还引出另外一个问题，即满洲（女真）人用老满文记录政事，始于何时？本人认为，这两个问题有密切关系，但不能混为一谈；女真人早在佛阿拉时期已有档册；用老满文记录政事，当始于文字创制之初。 （一）两个不能混为一谈的问题 满洲（女真）人用老满文记录政事始于何时？《无圈点档》形成于何时？毫无疑问，这两个问题有密切关系。满洲（女真）人在行政过程中，将各种各样的事件逐日记于档簿，或将某一事件、某类事件专门记载，日积月累，形成了完整的政务档案。这些档簿被长期保存，在行政过程中遇到问题可随时查阅。这些档簿原本各有其名，后来被统称为《无圈点档》。由此说来，满洲（女真）人开始用老满文记录政事的时间与《无圈点档》开始形成的时间是一致的。然而，由于《无圈点档》早已残缺不全，记事最早的《荒字档》《昃字档》又是经过后人修改的图书底稿，致使这两个问题在学术界尚无定论。 争论最为激烈者，当属台湾学者。譬如，广禄、李学智从记录方式、行文语气和使用纸张等方面考察，认为记事最早的《荒字档》（记载明万历三十五年三月至清天命四年三月政事）、《昃字档》（记载明万历四十三年六月至清天命五年九月政事）是后人追记的，现存《无圈点档》原始记录始于天命六年二月，故天命六年二月始有记录。b陈捷先则认为：“档册所用纸张，有明代公文纸和高丽笺纸两种……不过高丽笺纸用来写制档案，则不能一定说是要晚到天聪时代。”“清太祖时代满洲部族中就已经存有大量的高丽笺纸，用纸张的有无说明这些档案的制作年代显然有了问题。”“关于旧满洲档制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与其作危险的猜测，武断的结语，不如做些合理的叙述，等到证据确实了，再来推证。”c其争论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平心而论，双方观点都有合理成分，同时也存在不够客观之弊。 无论如何，天命六年（1621）二月始有记录的说法难以成立。根据《无圈点档》本身记载推断，女真人此前已有记录。例如，《张字档》天命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用老满文记载：orin ninggun de dangse be dasame tuwafi kitanggūr be sanjan obuha. nikasa be bucehe niyalma be gemuddasame encu dangse araha. 意为：“二十六日，复阅档册，以齐堂古尔为参将。将汉人们，已死  a 《满文原档·来字档》第 99 页。 b 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 c 陈捷先：《〈旧满洲档〉述略》第 7、8 页。台北“故宫博物院”《旧满洲档》，1969 年。 d 《满文原档·张字档》第 108-109 页。按，此段引文中的 dasame 一词，系副词，表示“再，再三，又，重新，复”（胡增益主编《新满汉大词典》，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72 页），“复；再；重；又；另外”（安双成主编：《满汉大辞典》（修订本），辽宁民族出版社，2018 年，第 690 页。）等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注：《满文老档》（上），中华书局，1990 年，第 206 页（以下只注书名及页码）就译为：“二十六日，重阅档册，命齐堂古尔为参将职，汉人及死者皆重录于另册。”而陈捷先《〈旧满洲档〉述略》（《旧满洲档》（一）第 8 页，台北“故宫博物院”， 1969 年）作为动词，对译、翻译均作“修改”，误。 之人，都重新另写档册了。”齐堂古尔何许人也？查阅现存《无圈点档》，其名凡见三处，除此一处外，天命七年正月初三日记事中见一次，a天命十一年五月敕书档内见一次。b当时，清太祖 “复阅”的档册一定是天命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前已有的档册，并且其中记载了齐堂古尔的事迹。只有这样，清太祖才能查阅这本档册，任命齐堂古尔为参将。按，现存《无圈点档》，天命六年五月以前的记事档只有《张字档》，所记之事自天命六年二月至天命七年四月。查其天命六年二月至五月的记事，并不见齐堂古尔之名。此外，《荒字档》《昃字档》以及《满洲实录》《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体）中亦不见其踪影。由此可见，清太祖当年“复阅”的档册，至迟在乾隆初年裱褙时已不存在了。 至于重新另造的汉人档、死者档，在现存《无圈点档》内也不存在。《藏字档》虽然是 nikan hafasai dangse（汉员册），c专门记载了颁给投降汉官的敕书，但时间不对，该档册应为天命八年或天命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的敕书档。此外，在现存《无圈点档》中并没有专门记载阵亡人员的档簿，也没有专门记载普通死亡人口的档簿。显然，天命六年五月二十六日重新另造的汉人档、死者档都没有流传下来。 从上可知，满洲（女真）人记录政事较早，档簿较多，而现存《无圈点档》中保存的档簿 数量较少，时间较晚。究其原因，无非是保管不善，年久朽烂了。因此，以现存《无圈点档》原始记录或其重抄本断定满洲（女真）人记录政事始于天命六年二月，实不够严谨。 （二）佛阿拉时期已有档册根据现存《无圈点档》的记载，可以肯定，天命四年七月金国已有档册。例如《昃字档》 以老满文记载：天命四年七月初八日，清太祖命群臣勤敏恪慎，殚心厥职，严守法度，严管部 下，并令发誓，最后谕曰：geren i ejenci fusihūn gašan bošokūci wesihun akdulaha gisumbe gemu: han de wesimbu: han tuwafi dangse de arame gaifi amaga inenggi suwe gūwaliyafi weile araci suweni d akdulaha gisun be tuwame beideki: 意为：“自总额真以下村拨什库以上发誓之言，皆奏于汗。汗 阅后，记取于档子，日后尔等变心犯罪，则视尔等所誓之言审讯。” 尽管《昃字档》是清太祖实录的稿本，不是原始记录，但从叙述方式等方面可以看出所记 之事多源自原始记录，而非追述。就此条记事而言，有具体颁发日期，即（天命四年）“nadan biyai ice jakūn”（七月初八日），行文语气也是当时而不是回忆语气，故应当为来自当时的原始记录，非常可靠。据此，可以再次证明金国至迟在天命四年七月已有档册。 若再根据《无圈点档》的记载追根溯源，则可以确定金国早在佛阿拉时期就已经有了档簿， 并且可能也建立了保存档案的制度。例如，在《来字档》天命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记事中，有一 件发放粮食的老满文记录。其文曰：orin jakūnde araha: hūcin de bisire jeku sunja minggan hule bi: niru de jun sindafi. gaijara jeku emu tumen juwe minggan hule bi: uhereme emu tumen nadan minggan hule bi: fe dangse fe alai alban i jeku emu tumen nadan minggan duin tanggū juwan nadan hule bihe: erebe bonio aniyai jakūn biyaci ebsi coko aniyai anagan i ilan biyaci casi ice anggala de buhengge ilan minggan ilan tanggū ninggun hule buhe: duin biyaci ebsi jakūn biyaci casi liodon i jekube monggo nikan i anggala nirui uksin i niyalmade buhengge juwe tumen sunja minggan susai ninggun hule ilan [sin] buhe: fe alban i jeku bisirengge emu tumen duin minggan emu tanggū juwan emu hule bi: liodon i jeku be jun sindahangge jakūn tanggū dehi emu hule: ere uhereme emu tumen duin minggan uyun tanggū  a 《满文原档·张字档》第 343 页。此页 kitanggūr之名，-gg- 残缺，但可以辨识。 b 《满文原档·黄字档》第 376 页。 c 《满文原档·藏字档》第 296 页。 d 《满文原档·昃字档》第 264 页。 a susai juwe hule bi. ice dangse: 意为：“二十八日写。在井之粮有五千仓石，借贷于牛录应征之粮一万二千仓石，旧档册佛阿拉官粮曾有一万七千四百一十七仓石，将此自申年八月至酉年闰三月，发给新人口者，已给三千三百零六仓石。自四月至八月，将辽东之粮，发给蒙古、汉人口、牛录下披甲人者，已给二万五千五十六仓石三金斗。旧官粮现有者一万四千一百一十一仓石，辽东之粮已借贷者八百四十一仓石，此共有一万四千九百五十二仓石。新档册。” 此段记事亦见于《张字档》，b只是文中遗漏“uhereme emu tumen nadan minggan hule bi”（共有一万七千仓石）之言，并将此句前面的动词 bi（有）误作助词 be（将、把），使语句不通顺。 文末遗漏“susai juwe hule bi. ice dangse”（有五十二仓石。新档册）之言，致使句子表意不完整。 佛阿拉城（fe ala hoton），汉文又作费阿拉（城）。清太祖起兵以后，在硕里口、呼兰哈达东南嘉哈河之间的山岗上（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二道河子村境内，南距永陵镇18里）修筑三重之城，建成于万历十五年（1587），其中有衙署和楼、台。c佛阿拉城是清太祖建造的第一个城郭，是金国政权建设的策源地，也是当时金国的政治、军事中心。清太祖在此居住 15 年后，于万历三十一年迁至赫图阿拉城（hetu ala hoton）。由此观之，则至迟万历三十一年以前已有专门记载粮食收支的档簿。这一时期形成的档册，到天命六年（1621）八月，已有二十年之久，故时人已称之为“旧档册”。与之相对者，称之为“新档册”，显然指天命六年八月发放口粮后记录现存粮食数量的档簿。 此段记事中出现诸多数字，足以说明《来字档》《张字档》都是原始记录的抄录本，否则编纂之人何等博闻强记，时隔多年之后还能记得如此详细就匪夷所思了。据此而论，所谓“旧档册”之言是可信的，金国在佛阿拉时期已有档册，可能也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记录政事、保存档案的文书制度。 （三）创制文字与政事记录 金国至迟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以前已有档簿，当无可疑。问题在于当时这些档簿是用何种文字记录的，是用新创制的老满文吗？众所周知，老满文颁行于万历二十七年二月。d因此，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这两个时间仅相隔三、四年，完全可以说老满文创制之初，即用以记录政事了。 怎么知道老满文在创制之初就用于记录政事呢？从老满文创制的动机或目的即可明了。在老满文创制以前，女真人没有自己的文字，原有的女真文已失传，文移往来都用蒙古文或汉文。这给女真人造成了诸多不便，他们必须学习蒙古语文和汉语文，否则看不懂听不明白。于是，清太祖命巴克什额尔德尼、噶盖借用蒙古文字母拼写女真语言，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是为老满文。e有了自己的文字以后，用以缮写文书，女真人一听就懂，便于使用，有利于行政。既然老满文的创制就是为了使用，对女真人来说，老满文确实也方便使用，那么，当即用以记录政事也在情理之中。 老满文虽有诸多弊病，但对女真人而言，最大的好处就是完全可以按照女真语口语书写，甚至可以随心所欲，一个单词可以分开书写，两个单词也可以合并书写。例如：女真语谓二十为 orin，一为 emu，但二十一往往写成 orin nemu。在《无圈点档》中，这种书写形式屡见不鲜。这是因为老满文是按口语书写的缘故。例如，在女真语中，说“二十一”时，“二十”与“一” 连读，中间便增一 -n- 辅音。不知者认为女真语谓“一”曰 emu，亦曰 nemu，其实并非如此。  a 《满文原档·来字档》第 31-32 页。原档内，遗漏 sin（金斗）一词，据《张字档》同一记事补充。 b 《满文原档·张字档》第 184-185 页。 c 《满洲实录》卷 2。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 年，第 66 页。 d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体）第 2 卷，第 3 页。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 e 《满洲实录》卷 3。第 111-112 页。 老满文书写如此方便，岂有记录政事时弃之不用之理？ 老满文问世以后，在女真社会中较为普及。如前所述，天命六年（1621）七月，每牛录下派若干人缮写档册。老满文在八旗各牛录的普及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这为老满文的使用，特别是为用来记录政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无圈点档》的学术价值 现存《无圈点档》颇为珍贵，中外学者多有论述，特别是我国台湾的学者广禄、李学智、陈捷先、庄吉发等人先后论述最为详尽，足可采信。a在此，仅从原本与乾隆抄本、台湾“故宫博物院”两次影印本对比的角度，略陈管见，以资读者加深了解。 （一）原本的重要性无可替代 现存《无圈点档》原本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唯一的，具有无可替代性。清朝入关以前包括金国时期，因记录政务而形成的档册中，今天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数量最多而内容最丰富的档册，非《无圈点档》莫属。该档册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了满洲（女真）崛起、清朝建立初期的诸多史实，而所用语言文字也颇有特点，既可反映满语满文的发展历程，也能表现满洲（女真）文化的多样性。就此而言，没有其他文献资料能够替代该档册。 如前所述，清朝入关以前包括金国时期形成了多少档册，已无从得知。今所知者，除《无圈点档》外，尚有其他一些档案。譬如中国大陆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中有：（1）逃人档，计 19 条，记载天聪元年（1627）至天聪四年蒙古各部台吉归附后奖赏情况。（2）盛京五部满文档案，共计 110 件，记载崇德元年（1636）正月至崇德八年九月盛京吏、户、礼、兵、刑五部政务。（3）盛京满文战报，104 件，记载崇德元年至八年诸王、贝勒统军征明的战况。（4）满文木牌，凡 28 支，以杨、柳、松木削制而成，记载崇德元年武英郡王阿济格征明战绩。（5）庄妃册，系崇德元年七月初十日册封蒙古廓儿沁国（monggo i korcin gurun）之女本布泰（bumbutai）为永福宫庄妃之册，以满洲、蒙古、汉三种文字书写。（6）崇德七年奏事档，计 15 件，记载崇德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至闰十一月十三日清军攻占松山、锦州、杏山、塔山时俘获人口和缴获明军物资数目，以及清军攻打界岭口、黄崖口、蓟州的经过。（7）领取皮张档，1 册，用老满文记录宫廷各处领取皮张数目。又如台湾所藏满文档案中，有：（1）老满文档，3 册。其中一册 30 页，系清太祖朝“功绩簿”档册的一部分，即《无圈点档·寒字档》的一部分；一册 52 页，系天命四年（1619）的臣工誓词，也是从《无圈点档》中散落的；一册 19 页，可能是从《无圈点档》中摘录的史料。（2）敕书，1件，系天命十一年（1626）闰六月晋封刘丰强为备御的敕书。（3）设立六部档，1 件，记载天聪五年七月设立六部及其编制，委任官员情况。尽管这些档案都有其学术研究价值，但为数不多，不能与《无圈点档》相媲美。 现存《无圈点档》虽有抄本和影印本，但就其资料的可信度和学术研究价值而言，《无圈点档》原本依然是最重要的，而其抄本和影印本都有瑕疵，不尽如人意。 （二）乾隆抄本及其译本之误 乾隆抄本《无圈点字档》和《加圈点字档》（以下简称《加档》）颇有伪误，学术价值远远不及原档。在《无圈点档》中，有许多圈划删除的文字，有些是笔误所致，有些则是故意删掉的，如清太祖杀其弟舒尔哈齐，杀其长子褚英的记录。这些圈划删除的文字，在乾隆抄本中一概不能反映出来。在《无圈点档》中，有许多残破之处，有些单词略有残缺，根据上下文尚可  a 详见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之比较研究》，《中国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年报》第 4 期，1965 年；陈捷先：《〈旧满洲档〉述略》，《旧满洲档》第 28-53 页，台北“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69 年；庄吉发：《文献足证—〈满文原档〉的由来及其史料价值》，《满文原档》第 10 册“附录”，2005 年，第 39-41 页。 辨识。乾隆抄本遇到此等残破处，均粘贴“原档残缺”黄纸签了事，使人无从得知残缺之处大概有多少文字。在《无圈点档》中，书写风格及所用文字“五花八门”a，满文音节字母在词首、词中、词尾的书写形式偶有混淆，某些单词的书写形式同时具备阳性和阴性两种形体，助词“i” （的）、“be”（将）、“de”（于）等常与前面的名词连写，甚至还有一些蒙古文的书写形式穿插其间。乾隆抄本都是按照当时的书写规范抄录，没有保留《无圈点档》书写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乾隆抄本还将原档中整段蒙古文记录改用满文书写，只在书眉粘签说明。总之，乾隆抄本整齐划一，书写规范，便于释读，但是原档中颇有研究价值的许多信息也因此消失殆尽。 最为不可理喻者，莫过于《加档》的音写错误。例如：《无圈点档》有 tere nikan cooha jase tucihebe jeceni tai niyalma safi bang duhe derhi lakiyaha be sabufi bang dume……b之言（意为：那明军出边，边台之人知之，击云版，挂席子。[ 邻台之人 ] 见之，击云版……），表意明确，其中 derhi lakiyaha be（sabufi）表示“（看到）挂了席子”之意。击云版、挂席子是当时墩台报警方式之一。c《加档》竟然抄录为 dergi lakiyaha ba（东边悬挂之处），d使文句不通。又如：《无圈点档》有 ice nadan i dobori han i hecen i dorgi irgen i juwe boo tuwa daha manggi, han hendume abka sabdame yubuci yebe dere gašan gemu tuwa dahade ai funcembi musei ere heceni dolo (ai aqu) emu boo e tuwa dahade gašan gūlhun de gemu latumbi seme booi elbembe gemu koolaha: 意为：“初七日夜，汗城内二处民居失火后，汗曰：‘天若降雨淋湿，想必还好。全村失火，何所剩耶？咱们这城里何所不有，一家失火，殃及整村。’遂将茅草屋顶尽揭之。”此言表意明确，其中 yubuci（若淋湿）为动词 yumbi（浸、淋湿）的使动态 yubumbi（使浸、使淋湿）的假设形式，《加档》居然抄成 joboci（若愁、若艰难），f使句子不通顺，属于误录。应该说，此等错误的存在是乾隆抄本的致命缺陷。 以乾隆抄本为蓝本的译注各具特色，都为《无圈点档》的流传及其学术影响的扩大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学术界尤其为清史、满学界利用该档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应给予充分肯定的。然而，无庸讳言，所有译注本也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将错就错，以讹传讹。中外译注者迷信乾隆抄本，遇到误录者不能辨别，强行翻译，导致译注错误。例如：前述《无圈点档》derhi lakiyaha be (sabufi)（[ 看到 ] 挂了席子）之言，《加档》误录为 dergi lakiyaha ba（东边悬挂之处），日本译注本对译为“東の 懸けた 處”，翻译为 “東の雲牌を懸けてある處”。g中华书局出版汉译本《满文老档》和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均译为“东方悬云版处”。h又如：前述《无圈点档》yubuci（若淋湿）之言，《加档》误录为 joboci（若愁、若艰难），日本译注本顺从乾隆抄本，转写为 joboci，对译为“苦しんでも”，翻译为“困つても”i。辽宁大学历史系译本，将该句译为“即使漏雨，有些困难，也没有大事”。j中华书局出版汉译本《满文老档》弃之不译。k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内阁藏本满  a 广禄、李学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译注〉序》，《满学研究》第 4 辑，民族出版社，1998 年，第 192 页。 b 《满文原档·荒字档》第 96 页。 c 详见拙文《清入关前的烽燧制度》，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编：《明清论丛》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 年。 d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 1 册，第 311 页。 e 《满文原档·昃字档》第 227 页。 f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 1 册，第 385 页。 g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 1），东洋文库，1955 年，第 109 页。 h 《满文老档》（上），第 67 页。《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 19 册，第 23 页。 i 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满文老档》（太祖 1）第 135 页。 j 辽宁大学历史系：《重译满文老档》（太祖朝），清初史料丛刊第一种，1978 年，第 65 页。 k 《满文老档》（上），第 82 页。 文老档》转写为 joboci，翻译时弃之不译。a诸如此类，显然都有问题。 二是译注不慎，增添谬误。尽管新满文认读容易，但中外译注者在转写、对译、翻译过程 中，亦有失误，尤其是汉译本b出现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错误。例如：金梁的《满洲老档秘录》、 《满洲秘档》、《汉译满洲老档拾零》等颇有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嫌，其译文往往抄袭《东华录》《皇清开国方略》而成，甚至臆测为文，颇为海内外学者所诟病。金毓黻的《盛京崇谟阁满文老档译本》乃移录之作，人云亦云。辽宁大学历史系的《重译满文老档》制作不精，鲁鱼亥豕，不忍卒读。即使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汉译本中，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失误。例如：《加档》第一册第二页第一行 ula i tumen（乌拉之万）与 ujihe（养了）之间，粘贴“原档残缺”c之签。此残缺之处，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文体，应有 cooha: manju gurun i hūrgan hiyai juwe tanggū cooha alin i emte ergi de bakcilame ing ilifi deduhe: jai cimari manju gurun i juwe tanggū cooha de: ulai gurun i tumen cooha afanjiha manggi: manju gurun i coohai ing ci yangguri gebungge amban okdome tucifi juleri gaifi hūsutuleme afafi ulai coohai nadan niyalma be waha: manju gurun i emu niyalma wabuha: ulai cooha nadan niyalma wabure jakade: amasi bederefi bira be doofi alin de tafafi olhome latunjirakū juwe cooha bakcilame ing ilifi bisirede: manju gurun i amargi ilan beilei cooha tere inenggi honin erin de isinjifi ulai cooha be sabufi: hong baturu beile. daišan beile ahūn deo morin šusihalame jilidame hendume: babai dain be dailame dahabuha: han ama boo de tehebidere: han ama de banjiha juwe juse be jihebi: musei coohai niyalma suwe ume joboro: ere bujantai musede d dain genehe de muse jafafi monggon de sele futa hūwaitafi 一长段文字。中华书局出版的《满文老档》汉译本，根据《加档》第 74 册倒数第二段文字，补充此残缺之处，但补充的部分并不完整，只有上引文字后面一小部分，即加粗部分，并直接连在 ula i tumen（乌拉之万）后面，译为“乌拉之一万兵到来”。e实际上，中间还缺少上引文字前面的一大段，即没有加粗的部分。另外，该段补充部分，《加档》作：isinjifi ……hūwaitafi，前中后三处粘贴“原档残缺”f之签，中华书局出版的《满文老档》汉译本竟然将文前的“原档残缺”签置于“到来”之后，作：“到来。【原档残缺】见此到来之乌拉兵后……以铁索系颈【原档残缺】。”g又如：《加档》有 dobori oci emu holdon dulebu（夜则燃一烽火）之言，h中华书局出版的《满文老档》译为“夜间，则燃一号烟”，i误。自古墩台报警，昼则放烟，夜则点火。在满语中，烽与燧也是有区别的，烽曰 holdon，燧曰 šanggiyakū。j故该句应该译为“夜则燃一烽火”，否则夜间燃放号烟，数里之外岂能望见？k 诸如此类，都是乾隆抄本及其译本存在的谬误，利用者需加注意。  a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 17 册，第 53 页。第 19 册，第 28 页。 b 关于汉译本的异同，请参阅王千石、吴凡文：《〈满文老档〉汉译本比较研究—以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地区三个汉译本为研究对象》，《黑龙江史志》第 1 期，2015 年。 c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 1 册，第 6 页。 d 满文本《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 2 卷，第 20-21 页。中国第历史档案馆藏本。 e 《满文老档》（上），第 1 页。 f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7册，第3411-3413页。文中monggo han be dailara de与hanggūbai de banjiha之间所粘“原档残缺” 之签，据《无圈点档》记载，不应粘贴。在《无圈点档》中，isinjiha ……monggo han be dailara de 在 142 页，hanggūbai de banjiha……hūwaitafi 在 141 页，均完整无缺，只是两页顺序颠倒。 g 《满文老档》（上）第 720 页。 h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 29 册，第 1290 页。 i 《满文老档》（上）第 262 页。《内阁藏本满文老档》第 19 册，第 96 页，已改为“烽火”。 j 关于烽与燧，详见拙文《清入关前的烽燧制度》，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编：《明清论丛》第一辑，1999 年。 k 对于中华书局版汉译本《满文老档》的失误，李学智《〈老满文原档〉与〈满文老档〉的再研究》一文有专门评议，详见《满学研究》第 6 辑，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112-122 页。 （三）两次影印本存在的缺憾 台北“故宫博物院”两次影印《无圈点档》，加惠于学林，功莫大焉。令人遗憾的是，两次影印本均有瑕疵，不能完美地反映该档的原貌，甚至对学术研究产生消极影响。其中《旧满洲档》（以下简称《旧档》）制作不精，学者已提出严厉批评，斥以“没有达到‘真、善、美’的境界”“劳民伤财，一无所获，且罪大与（于）功”“印刷也一塌糊涂，使学者无法卒读”“错误百出，面目全非，使人不忍卒读”，又说印刷之恶劣，“可以说早失其‘保存史料’‘留传史料’ 之原义”“竟有许多空白无字之白页，而且均编有统一的页码”“常将许多原档上之老满文印失，甚而印失整行者比比皆是”“随意将原档中的汉文及满文弃而不印”“原来的老满文旁有施圈点者，大都被印的没有了圈点。更奇怪的是原来老满文没有圈点者，又被印的增加了圈点”“许多老满文被印的少头缺尾，少牙缺钩，真是不一而足”，使原档“遍体鳞伤，面目全非”。a客观而言，这些批评还是中肯的。唯保留空白页之举，虽有浪费之嫌疑，但不该批评，因为原档顺序已乱，保留原貌包括这些空白页，有助于查找、对比、判断、确定其前后顺序。最不可原谅者，是修版和印刷不精。任意增加或涂抹圈点，对于满语满文研究者而言，降低了该影印本的可信程度。 此外，《旧档》有些地方遗漏笔画。如《满文原档》第 4 册第 140 页。此页印刷精良，文字清晰，其中第 1 行第 1 词为老满文（siose），新满文作 šose，即硕色，系人名。在《旧档》中，该页为第 4 册第 1739 页。尽管此页印刷也清楚，但第 1 行第 1 词老满文的词首辅音 s 丢失了，只剩下部分。其读音，就不是“siose”了。按元音和谐律，既可读为 jusa、juse、josa、 jose，亦可读为 yosa、yose、yasa、yuse。无论如何，读不出 siose（硕色）之音。这种错误，利用者不易发现，潜在危害巨大。 相对而言，《满文原档》（以下简称《原档》）影印质量较好，没有修版，保留了原档的各种信息。美中不足的是，在制作过程中也有遗漏、颠倒之误。例如：某页档案出现两次，首次见于第二册第 337 页，第二次见于该册第 367 页。显然，在本册内，同一页档案在第 337 页和第 367 页重复出现。其差别只是墨色深浅有所不同。第 337 页墨色较浅，页眉编号及第 6 行被涂抹文字均可辨认。第 367 页墨色较深，页眉编号及第 6 行被涂抹文字不甚清晰。该页语句、所记之事以及页眉编号，与其前后第 336 页和第 338 页均不能衔接，而与该册第 366 页和第 368 页均可衔接。 另外，《旧档》第二册第 908 页对应于《原档》第二册第 336 页，而《旧档》第二册第 909 页不对应于《原档》第二册第 337 页，但与《原档》第二册第 336 页可以完美衔接。显然，《原档》第二册第 337 页，应该是与《旧档》第二册第 909 页对应的一页，但该册之内不见此页，恐怕漏印，或编辑时发生操作之误，未可料定。 此外，台湾影印本《原档》中也有前后页顺序颠倒之误。如第二册第 205 页与第 206 页文句不能衔接。根据与之重复的《原档·来字档》记载，可知此两页前后顺序颠倒，应该是第 206 页在前，第 205 页在后。再查《旧档》第三册第 777、778 页，正与《原档》第二册第 205、206 页对应，但前后顺序亦颠倒。由此看来，此两页的前后顺序可能在《无圈点档》中就已被颠倒了。 总而言之，《无圈点档》是清朝入关前后形成的各种簿册的总汇，弥足珍贵，其中的原始记录最为珍贵，具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乾隆抄本以及台湾前后两次影印出版的《旧档》和《原档》均非完璧，无论其历史文献保存价值，抑或学术研究价值，都不能与《无圈点档》等量齐观。一般学术研究，可以利用《旧档》或《原档》，而某些关键问题的考证，还需要直接利用 《无圈点档》，不能以《旧档》或《原档》的影印本取而代之。  a 李学智：《评“故宫博物院”出版之所谓〈旧满洲档〉》，《满学研究》第 6 辑，民族出版社，2000 年，第 97-104 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