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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斗转星移,七十年沧海桑田,转眼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要迎来七十华诞。在七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文物事业与新中国一起诞生、成长。在党和国家的亲切关怀下,几代文物人薪火相传、风雨兼程,经历了艰辛与曲折,收获了成功与希望,文物事业蒸蒸日上。当文物事业发展壮大的历史画卷徐徐展开,无数位文物事业的开拓者、守护者的名字和事迹熠熠生辉。其中有一位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见证文物事业发展七十年,守护文物安全无恙七十年的“文物老兵”,他叫谢辰生。 谢辰生1949年随郑振铎到文物局工作,迄今已满七十年。七十年来响应党的号召先后参加过抗美援朝(在被敌军炸毁的古建中抢救出一些文物)、1956年下放劳动、1964年社教运动等;1982年机构改革成立“五合一”文化部,谢辰生经国务院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局顾问,这是个实职顾问,作为班子成员参加党组会议;之后他又先后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党的十三大代表,曾先后获得“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终身成就奖”、“中国文物、博物馆事业杰出人物”荣誉称号、“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等荣誉。即使在1995年离休之后也从未停止工作,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奉献给文物事业。 谢辰生说,一生只做一件事:保护文物。 常言道,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同样的,一辈子专注于一项事业也很难,但是谢辰生做到了。他矢志不移,克己奉公,为保护文物、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奋斗了七十年,奉献了七十年,堪称新中国保护祖国文物第一人。 2000年,为修订《文物保护法》,谢辰生(左一) 与有关人员到安徽歙县调研 真正成为祖国文物的守护人十分不易。正如金冲及为《新中国文物保护史记忆》作序中提到的,“至少需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真正懂得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知道应该怎样来保护和管理祖国文物,想得比别人更深更远更在行。二是要有那股对祖先负责、对后人负责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它看得同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当遇到使常人畏缩的困难和阻力时,敢于挺身而出,并且锲而不舍,不达目的不轻易罢休。”对此,郑振铎有之、王冶秋有之、夏鼐有之、谢辰生有之。谢辰生亲身经历了新中国文物工作的全过程,发挥了独特作用,就像一部新中国文物保护的活史书。 谢辰生守护祖国文物有三样武器:“写文件”、“写作”和“写信”。 1982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是我国文化领域第一部法律,既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物工作的经验教训,也借鉴了国际社会的经验,应时势而生,基本要求至今可行,可谓我国文物工作的根本大法。这部法律的起草人,正是谢辰生。《文物保护法》是在我国第一部综合性文物法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1)的基础上大规模增修而来,这部条例的起草人也是谢辰生。2002年颁布的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谢辰生作为顾问,全程参与修法工作,他的许多观点都被吸收入法。谢辰生一生执笔起草和参与起草了五十余份重大文物法律法规文件和政策性文件,从1950年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到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涵盖考古发掘、文物保护、文物安全、博物馆管理、文物商业管理、文物市场管理、文物进出口管理、文物拣选和工作人员管理等方方面面,人称国家文物局“一支笔”,他为开辟中国特色文物保护道路和创建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制度的贡献有目共睹。 谢辰生勤奋工作,敏锐观察,理性思考,不断把文物工作实践经验总结归纳为对文物工作特点和规律的理性认识,进而提炼为富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理论观点,并适时把这些理论应用于他执笔起草的文件中,在规划、指导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物保护与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概述》是谢辰生的代表作之一,曾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文物部分概观性文章,名为《文物》。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文物作出定义,即“文物是指具体的物质遗存。它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必须是由人类创造的,或者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第二,必须是已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不可能再重新创造的。”认定何为文物可以此为据。谢辰生博览群书,从历史中汲取管理智慧。他读到的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中提出,判断一个人的族别,并不是看他的血统,而是看他的文化。南北朝时候有胡化了的汉人,也有汉化了的胡人,这个“化”就是民族的文化传统。由此,谢辰生得到启发,“民族文化传统如果被消灭了的话,就有灭种亡国的危险。”这是谢辰生在20世纪80年代一次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上发言时举的例子,其中观点,也与当今提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一致。 谢辰生对文物事业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通过给领导人去信反映问题,使得很多文物古迹得以保存。保护北京古观象台就是一例。北京古观象台坐落在北京建国门的南城墙上,始建于元代,原名司天台,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有天文仪器的天文台。1967年北京修建地铁,原计划迁移古观象台为地铁让路。但是古观象台一旦迁移,周遭历史环境信息将会丢失,对古观象台的整体保护十分不利。谢辰生与同事经过实地调查后,给周恩来总理写信,提出要保护古观象台,得到批复。最终地铁绕路而古观象台未动。类似的信他写了七十多封,这些信件本身也已经成为珍贵的史料。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谢辰生给中央去信数量之多、时间跨度之长,堪称奇迹,是当之无愧的文物保护的硬核卫士。谢辰生这些信函被收入《谢辰生往来书札》及续编中。 在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中,谢辰生作为文物战线年届九旬又七的一位老文物工作者,一个文物老兵,仍精神矍铄、头脑清明。他曾满怀激情地表示,力求为了文物工作“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进入新时代后,谢辰生做的一件有意义的“小”事,就是在视力极其不好的情况下,欣然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彭蕾的《文物管理现代化研究》一书题词,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政欣承担的国家文物局课题的研究成果《流失文物争夺战——当代跨国文物追索的实证研究》一书作序,虽然这次题词作序在谢辰生一生中实属平常事,但他对青年学者给予的大力支持和热情鼓励、为培养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人才之尽心竭力,着实感人至深。 谢辰生这种守护文物的初心、始终如一的决心、关怀后学的爱心,意志之坚定,品德之崇高,着实令人敬佩,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将传之后代。 谢辰生曾说过一句话,“写这封信,只是出于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热爱,出于对自己从事三十年工作的责任感,‘耿耿此心,可誓天日’”。这是谢辰生在1984年3月17日致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中央领导同志信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更像一个誓言,一份庄严的承诺。而今又三十余年过去了,谢辰生对祖国文物的热爱并没有半点褪色,时间证明了其心之耿耿,可表日月。 虽然谢辰生很多时候并不是处于关键领导岗位,只是文物工作的参与者、执行者、秉笔者,但他见证了新中国文物事业发展全过程,并把文物事业当作终身且唯一的事业,难能可贵。如果从七十年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中去掉谢辰生的名字和他的主要业绩,一些史实将会因为缺乏佐证而变的概念化,因为缺乏丰富内容而变为一般化的叙述。其实,中国文物事业蓬勃发展离不开一个个像谢辰生这样的守护人任劳任怨地默默付出,而谢辰生是其中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