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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地名,是人们为便利生产生活而为地物或空间地域命名的名称,细细探究起来是一种非常有趣的文化现象。 形形色色的地名,对于个人生活和社会管理来说都不可或缺。就个人生活而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是常常挂在嘴边的话题,地名是个人生活轨迹和活动空间的指示;就社会管理而言,地名是地方区划界定和有效管理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地名无论对于个人、集体生活还是社会良性运转,都极为重要,从而也成了“人”与“地”“物”“空间”以及相关信息之间的桥梁和链接。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的变迁,彼此之间的关联性还会不断地积淀和增强。地名中日益蕴含着与个人、集体、和国家相关的愈来愈丰富的信息和记忆,从而成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尤其是一些古老的地名,贯穿历史数百上千年,成为地方文化和地域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见证,诸如“九州”“五岳”“江”“河”“中国”等耳熟能详的地名。可以说,人类的活动,历史的演变,文化的生成,文明的发展,都与地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且一个地名存在时间越是久长,相关信息也就越是叠加层累。从这一角度而言,地名一经问世,便有了历史文化的意义,也就有了从文化遗产角度去观察和对待的必要性。甚至夸张一点讲,从一部地名历史中,便可窥见相应的地方历史、地域历史、民族历史,甚至国家的历史文化。以下从几个具体的方面来分析地名所蕴含的丰富内涵及其价值。 地名具有浓厚的人文属性 地名,基于地方,来自人为,并非古已有之。套用“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变成路”的说法,也可以说,很多地方本来无名,聚集的人多了,便有了名。而且,“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地名也一样,只有当“地方”和“空间”进入了人的视野,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发生关联之后,才会不断地被命名。也就是说,“地”是客观的,而“名”是被赋予的,是人们基于对“地”基本特征的观察、理解和认知,乃至情感、希望、寄托的体现,可以说带有浓厚的主观性,或者说具有浓厚的文化印记。 即使一些与当地自然和生态环境关系极为密切的地名,甚至直接以当地山川动植物等自然元素命名的地名,实际上也“人化”“文化”之后的呈现,是人们对自然山川的感知,是其人文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再现。 与此同时,地名一经诞生,在其存在的时空范围内,与当地当时的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治理就会产生密切的联系,相关故事及其附加信息也就越来越多,慢慢地围绕地名就会形成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氛围,或者说地方文化。而这种氛围和文化反过来还会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心理状态乃至社会治理,诸如关于一些地方的崇拜、歧视或者特殊感觉也就源于此。 地名也有其寿命,或长或短。一般而言地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会被长久地延用,以确保相关日常生活和社会管理的有序性;另一方面,有的地名却会随着相关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甚至另获新名,以重新界定其地方属性,或彰显某些信息。当然,地名的变与不变,延续或更迭,也能反映地方历史文化的变迁乃至民族国家的演变。诸如,我们就能从“永定河”及其历史名称“浑河”“无定河”中感受到相关的历史信息的变化。 地名的生成中蕴含了丰富的自然和文化信息 地名不仅是一个地方空间位置的指示,也是相关信息的载体。倘若从地名的来源和生成来分析,就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大致而言,地名的来源、生成及其体现的相关信息,尤其包括两大方面: 其一,很多地名反映了当地的自然山川和动植物生态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综合体”。 直接反映山川的如历史上著名的“四渎”(江、淮、河、济)、“五岳”(泰山、恒山、华山、嵩山、衡山);表达山水环境特征如麦积山、棒槌山、西山、三河口、合川、双流、曲江等。 表现不同地貌类型的,如黄土高原(“上平曰原,下平曰隰”)上不少以“塬”为名的地名(“四边陡,顶部广而平坦”的地貌称为“塬”,通“原”),知名的如白鹿原、董志塬等。山海关、青岛、海淀等也都反映了地质地貌。 反映特色植物的如柏林、柳林、枣林、榆林等。 反映“人与自然的综合体”的如放马滩、镇川堡、临川、滨江等。 其二,大量地名中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属性,如社会治理和组织模式、城乡营造、人物事件、地方感知和某些思想情感的具体或抽象表达。 反映社会治理和组织模式的如省、府、道、州、市、县、镇等。反映建造规模和人群聚集的,如“京师”、“大都”、城、乡、村、庄等。 反映某些思想和情感寄托的,如长乐、未央、长安、安定、定边、永定、安宁、大同、承德、人民、民主、友谊、复兴等。 反映地方感知的,有表明方位的前、后、左、右、东、西、南、北,应用最多,如北京、南京、西京、东都等;“山南为阳,水北为阳”影响下的泾阳、安阳、山阴等;反映环境的,如大青山、火焰山、黑龙江、白龙江等;反映道路状况及其体系的,如五道口、六道口、长街、半截胡同、八里桥、十里堡等。还有一些地名是后人总结提炼出来的,比如古代东西大道、太行山前南北大道、蜀道、茶马古道、大运河等。 反映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前者如山西闻喜和河南的获嘉二县,后者如中山、志丹、尚志等市,以及赵登禹路、张自忠路、赵登禹路等。 天水放马滩出土地图 地名的演变体现着社会环境的演变 随着社会环境的演变,以及人对“空间”“地方”相关属性认知的变化,尤其是改朝换代、开疆拓土、城乡聚落营建、人口迁移、观念转变之时,地名的变动往往比较大,或“移花接木”,或彻底更名,或增减,或消失。倘若有心去探索这些变化,便可进一步感知相关社会环境的变化及其影响。诸如反映朝代更迭之后政区管理变化的,秦“郡县制”、元“行省”以及一些朝代在少数民族聚集区设立的“道”等行政建制,还有一些地名因为嘉奖或避讳而更名,如景德镇、恩施、江都(原名广陵)等;反映生产方式及其资源产品的,如铜官窑、葡萄沟、盐城、酒泉、茶陵、谷城、鱼台、枣庄、米仓等;反映心理观念转变的,如地名的“雅化”等行为,民国时期曾改甘肃的平番县为永登县,镇番县为民勤县,抚彝为临泽县,伏羌为甘谷县。 历史上还有一地多名或者多地一名的现象。“一地多名”,更能反映社会环境的变化,诸如北京的地名演变来看,历经古史传说,商周燕国都城,秦汉蓟城、隋唐幽州、金中都、辽南京、元大都、明清北京、民国北平,新中国成立之后再改为“北京”。从这些地名的演变中,就可以看出北京从一个地方性城市到区域性和全国性首都的不断变化。而“多地一名”的现象,则更多的是由于共同环境感知和信息不够通畅造成的“重名”,据统计,清代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政区划分中,直隶、浙江、江西、山东等地都有“新城县”。现在各地的“新区”就更多了,所以必须要在前边加上专名限制才能区分。 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 地名是地方记忆最直接的线索 记忆是一种主客体在时间中的交互作用过程。关于地名的记忆,可以让人们能够从地名文化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宿。 由于地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地名也就成了一个地方身份和地方文化的标签。关于生活的记忆,往往也就是关于那个地方的记忆,所谓的“乡愁”实际上也就是那个地方的“想念”。地名作为地方记忆的线索,深入人心,无论远在天涯海角,只要想起或说起曾经生活过的地方,那便“满满地都是回忆”,甚至“满满地都是感动”!陌生人之间,因为“同乡”“同胞”,便会产生深深的地域认同,正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因此可以说,地名是人们生活的见证,蕴含着人类对地理空间的感悟和寄托,是构成地方记忆的重要因素,也是人们对地方情感的表达和认同,从而成为寄托“乡愁”、寻找归属感的载体,也成为集体传承历史文化的纽带。 地名是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 首先,地名是地方和国家管理的重要象征,也是相关历史文化的研究资源。我国地名的数量、类型及其信息的丰富度估计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是历史悠久、文明源远流长的重要见证。关于地名的记录形式也多式多样,有刻在龟甲兽骨、青铜器、货币、竹简、舆图、石碑、墓志铭等上的地名,也有不少大量涉及地名记载地名的山经、水经、地志、河渠、政区的典籍。这些资源,都是研究我国历史文化的重要材料,也是地方和国家治理的重要象征。据学者们统计,殷墟卜辞中就有成百上千的地名;《水经注》中有1052处地名;《禹贡》中有110个左右的地名,影响深远,基本都能确定对应的地域。此外,还有记载地名的地图,诸如天水放马滩出土的木板地图,现存最早的计里画方的石刻地图《禹迹图》等。有些关于地名的研究和释读,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历史文化研究的推进,所以一些学者强调“地名”是研究历史的一把钥匙。 其次,从现实的角度而言,“地名”是地方的“名片”,尤其历史悠久的老地名能够彰显地方文化的底蕴和品质,也是一个地方的“无形资产”,应该珍视。现实中一些地方争夺名人故里或者重要历史事件发生地,一些商业经营活动中也要凸显其地方大名,原因便在于此。 综上而言,地名与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治理密切相关,见证了“人”“地方”“空间环境”以及相关信息之间的多元联系,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成为历史文化的载体,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恰如徐兆奎、韩光辉先生在《中国地名史话》中所言,“一个地名就牵动着一根历史文脉,千千万万个地名便汇成了中华民族寻根的方向,是必须要传承的文化遗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