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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1927年5月，在李石曾、蔡元培等党国元老的推动下，国立劳动大学在上海创办。劳大创办之初，无论在经费，还是人事上均受到特别照顾，彼时学校的前景似甚可期。但随着国民政府加强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和整顿，劳大在办学宗旨和办学实践两方面均备受质疑。1930年先后发生的劳大停止招生、校长免职、教育部接收等事件，当事人与后人多以学界派系的眼光视之，故难得其全。从劳大的停废之议起，至最终落实，历经一年有余的迁延不决，其间的反复与支持劳大的党国元老在中枢权势的兴衰直接相关。蒋介石对劳大存废之争的介入及其态度的一再转变，背后是其与元老关系的复杂演变。劳大的存废之争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建政之初党国元老对教育行政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蒋介石的决定性作用凸显了元老主导的教育事业所寄托的“学术独立”的理想实则是一种虚像。 关 键 词：国立劳动大学 党国元老 教育行政 蒋介石 李石曾 National Labor University senior members of Kuomintang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Chiang Kai-shek Li Shiceng 劳动大学是1927年国民党建政之后创办的一所国立大学。区别于一般国立大学，劳动大学是由在南京国民政府中有相当影响力的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党国元老提议并推动创办的，而且作为党国元老政治理念付诸实践的载体，劳动大学是以农工教育为主体的一所特殊大学。然该校存在不到五年即被解散，关于该校的存废之争则历时一年有余，在民国教育史上实属罕见。 陈明銶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关于劳动大学校史的研究，缕述了劳大在政治和财政上面临的危机及其消亡的过程，但未能揭示劳大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①。蔡兴彤的研究对劳动大学师生的护校运动做了细致的描述，重建了劳大存废之争在校内引起的反响，但对蒋介石与元老关系的影响因素未进行深入的探讨②。实则国民党建政之初对教育行政影响至深的党国元老在中枢的权势演变才是劳大存废之争的症结所在。本文试图在国民党建政之初政学相连的背景之下，重建国立劳动大学停废之争的来龙去脉，以揭示这一时期政治与学术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 一、党国元老与劳动大学的创立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克复上海，原上海江湾游民、模范两工厂停顿。游民百余人，工人艺徒五百余人，均陷于失业之境，遂呈请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接收维持，经李石曾提议，保留为创办劳动大学之基础。5月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江湾之模范工厂、游民工厂，改设为国立劳动大学，并派定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褚民谊、许崇清、金湘帆、张性白、吴忠信、严慎予、沈泽春、匡互生等11人为筹备委员。5月13日，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议决劳动大学分普通、劳农、劳工三大部分，劳工学院先行举办，推举张性白等人负责办理接收模范工厂事宜③。6月，国立劳动大学劳工学院组织大纲既定，筹备委员会聘沈仲九为劳工学院院长，各部职员相继聘就，一方面整顿工厂，一方面将原有游民工厂修葺作为校舍。7月，学校筹委会第四次会议议决，推蔡元培为主席，通过基金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劳工学院课程及预算，推定劳农学院筹备员，函请国民政府拨划原上海大学校址为劳农学院院址。8月，筹备委员会通过大学条例、劳农学院组织大纲，并决定设校长办公处。9月4日，筹备委员会推易培基为劳动大学校长，至此筹备期告终。9月初，招劳工学院本科、中等科师范班、训练班学生四百人，于19日开学④。经过四个月的筹备，一所新的国立大学得以创立。 国立劳动大学的创立与国民党南京建政之初党国元老在政治上的巨大影响力是分不开的。此处的党国元老特指有“商山四皓”之称的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四人。吴、李、蔡、张在晚清同盟会时期即不同程度赞助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四老同为中央监察委员，在党内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力。在孙中山去世后的党统之争中，四老始终支持蒋介石。在宁汉对立期间，四老不仅坚定地站在南京一方，而且全力支持蒋介石发动清党运动，并促成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为南京政权增强了党内正统和社会道义的基础⑤。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对于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蔡元培等人非常倚重，四老在政治上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力。据罗家伦的观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他们几个人在政治上有一种特殊的势力，虽然不是亲自当权，但遇着重要问题，似乎非要和他们商量不可。蒋对于他们，也是抱着一种特别尊重的态度⑥。四老当中，蔡元培和李石曾既是国民党元老，又是教育界的领袖，他们的参与提升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声望，同时，二人又利用他们在新政府中的影响力主导教育行政。据时人观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权力分配上，蒋介石、谭延闿等人“从事军政权要”，而吴、李、蔡、张等党国元老则致力于“文化经济建设事业”⑦。从后来的事实看，除张静江致力于经济建设以外，吴、李、蔡则主要是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李石曾是劳动大学创立的重要推手，劳大也成为李石曾在教育界的重要据点。在北京政府时期，北方教育界留日和留法的国民党学人形成了一个以李石曾为中心的派系，时人称之为“法日派”。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李石曾与蔡元培同为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的倡导者，对教育有相当大的主导权。李石曾一方面加强北方学界领导权的争夺，另一方面注重在上海教育界的经营，以扩张自己的地盘，劳动大学即是其重要的事业。 劳动大学首任校长易培基是李石曾系的重要人物。据白瑜回忆：“易培基校长到广州之初，为谭延闿先生湘军中上宾。继而到杭州策动卢永祥革命。十三年由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先生委托，奉孙中山先生大本营委任状，为庚款分配事到北京，并持有汪精卫介绍信，向国民党人士多方接洽，此时方与李石曾先生见面。其为教育总长，是顾孟余举荐，以后同遭通缉。顾南下，易由石曾先生邀同避居东交民巷，结为秦晋之好。”⑧可见易培基与李石曾关系之密切，既同为国民革命时期北方国民党的要角，又是儿女亲家。 易培基在教育界并无多少声望和资本，其地位的取得多来自李石曾的支持。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组织摄政内阁，易培基出任教育总长，即源于李石曾的支持。据李宗侗回忆，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原本推李石曾为教育总长，“嗣因李石曾坚辞不就，黄膺白请石曾先生推荐人选；石曾先生想到顾孟余，孟余不肯作，孟余乃推荐易培基”⑨。易培基“与北方教育界素无关系”，其得任教育总长固然与其国民党的背景相关，但李石曾的引荐与提携亦至关重要⑩。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易培基得以跻身高位也来自李石曾的援引。朱经农在给胡适的信中明言：“寅村(易培基字)本一‘一无足取’之人，仗着石曾的关系，猎官、报怨，自无疑义。”(11)另据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朱子勉观察，“李石曾自称为无政府党人，口口声声说不做官，但极力援引或支持他的私人占据要职。易培基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年间，以农林部长兼劳动大学校长，就系靠李石曾支持”(12)。易培基乃依附于李石曾之人，并无独立地位。 当时熟知教育界内情的人，皆认为劳动大学为李石曾的中法系所办的学校。据统计，1929年，劳动大学61名教师中，留法背景的有20人，以农学院最多，有13人，社会科学院有6人，工学院有1个，其次最多的是留美背景的，有18人，多数集中于社会科学院(13)。因为社会科学院是1929年才开办，而且大部分系复旦在劳大的兼职教师，所以，从整体来看，劳动大学带有鲜明的法国文化派背景。 因为在创校之初，有党国元老的扶持和赞助，劳大不仅“办学得人”，且经费较为充裕。在当时教育经费普遍拖欠的情况下，劳动大学的办学经费却能得到保障。1927年大学院拨给劳大的经费合计482200元，其中中央教育基金225000元，直辖机关经常费192200元，直辖机关临时费65000(14)。劳大岁入款项1928年为304796元，1929年为685813元，1930年为771555元，经费逐年增加(15)。另据1929年度国立大学经费、学生人数对照表，劳动大学仅有学生287人，而全年经常费高达645268元，生均经费达2213元，远高于北京大学、中央大学、清华大学等国立名校(16)。 大学院成立之初，劳动大学与中央研究院并列为大学院的附属机关(17)。1927年夏，国民政府设立江浙渔业事务局，负责征收江浙两省的渔税，定为特税，经元老们商定，该项税收主要用作中央研究院及劳动大学的经费。据该局局长谭兆鳌与新闻记者的谈话，谓此项渔税，系蔡元培与谭延闿一再商定，以之充作江湾劳动大学经费(18)。可见元老对于劳动大学的关照。 在校学生的回忆也能反映当时劳大的经济状况。据冯和法回忆：“易培基担任校长三年多，一般认为还是好的。所谓好，就是教职员工的工薪按时发放，学生伙食由学生自办，从来没有拖欠，学生制服等生活费用都是照规定办的，学生旅行参观也是照顾到的，杭州举行全国运动会，大学部全体学生去参观了十余日，旅费、伙食费都是学校付的……我听说，在教育部没有发下经费时，易培基是把农矿部的经费拨借的，也有人说，易培基个人很富有，用不着沾学校的光。这些说法可能是美化易培基，但在他任内，学校各项经费从未拖欠过，那是事实。”(19)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于高等教育还未进行整理的情况下，在李石曾、吴稚晖等党国元老的支持下，居然在短时间内新创立了一所大学，而且在1932年高等教育经费未有充分保障之前，劳动大学在创办之初就能在经费上保持逐年增长，这些颇难想象的创举均得益于这一时期党国元老在政治上所拥有的权势。在大学院时代，李石曾等人主导中央教育行政，掌控教育资源，故而能对劳动大学有所援助。在此背景下，劳大建立之初，学校发展的前景较好。但随着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整顿与控制的政策逐步推行，劳大在办学宗旨和办学实践两方面均备受质疑。 早在1927年10月24日，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胡适在致蔡元培的信中，就对劳动大学的创办提出诸多疑问： 例如劳动大学是大学院的第一件设施，我便不能赞同。稚晖先生明对我说这个劳动大学的宗旨在于“无政府化”中国的劳工。这是一种主张，其是非自有讨论的余地。然今日劳动大学果成为无政府党的中心，以政府而提倡无政府，用政府的经费来造无政府党，天下事的矛盾与滑稽，还有更甚于此的吗?何况以“党内无派，党外无党”的党政府的名义来办此事呢?一面提倡清党，一面却造党外之党，岂非为将来造第二次清党的祸端吗?无政府党提倡的也是共产主义，也是用蒲鲁东的共产主义来解释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将来岂不贻人口实，说公等身在魏阙而心存江湖，假借党国的政权为无政府党造势力吗?(20) 胡适所言点出了劳动大学若干问题的症结，一则劳大的创立是由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党国元老直接推动的，而之所以能付诸实践，则是因为党国元老“身在魏阙”拥有相当的权势；二则劳大的办学宗旨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相去甚远，甚至带有共产主义的嫌疑，这无疑会“贻人口实”，必将不能见容于党政府。 二、蒋介石与教育部对劳动大学的整顿 1928年8月14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议决，依照建国大纲设立五院， 在行政院下设教育部。蔡元培于8月17日提出辞大学院院长职，10月3日获准。10月23日，国民政府明令改大学院为教育部，所有前大学院一切事宜，均由教育部办理。11月1日，蒋梦麟出任教育部部长。至此，由元老主导的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以失败告终。大学院改革的失败，固然有主张党治的胡汉民、孙科在二届五中全会进入中央，力主废止大学院制的外部因素，但大学院内以蔡元培为首的英美派与李石曾为首的法日派，因教育界权势的争夺而龃龉不断亦是其瓦解的重要原因。 中央教育行政机关由大学院改为教育部，蒋梦麟任首任部长，从政策和人事两个层面来看均对劳大不利。大学院改革的目的原本是希望教育学术化，脱离政治的影响，实现教育独立，而其失败则预示着党国权力试图加强对教育行政的控制，在此背景下，劳动大学很容易被打上“放任”、“办理不善”的烙印。而被视为蔡元培所提携的蒋梦麟执掌教育部，不可避免地延续了此前大学院时期蔡李两系的斗争，教育部对劳大的整顿难免带有派系斗争的色彩。 1930年5月6日，教育部派员视察劳动大学，视察完毕后呈送行政院的报告称：“该大学不独学校行政、工厂管理、教学设备等项多所未合，即循名责实，亦有劳动根本不与大学相联之错误。盖其大学既招收不劳动之学生，而工厂纯为非学生之工友；甚且更有将桅灯厂出租于营业商人而仍借国营事业之名以其出品蒙请财政部免税之举，似此名实相左，殊与设校之本旨不符。”(21)据此，教育部明令劳动大学停止招生以待改组。 对于教育部停止招生的部令，劳大校方虽以“学校的招生简章早己印就发出，势难中止”为由，要求与“教部协商暂允招生”(22)。然教育部坚令劳大停止招生，为此，在《申报》上连续多日登载撤销劳大招生的布告(23)。其后劳大校方及教职员、学生多方努力，希望教育部能收回成命，准许劳大继续招生，但均归于无效。至6月中下旬，劳大除就学校的特殊性质及教育部调查所涉及问题一再做出解释和申诉外，开始将攻击的矛头指向教育部部长蒋梦麟，称教育部对劳大的视察是带有成见的，“显然视本大学为主管教育行政者之敌人”，劳动大学师生“绝对反对以个人感情权利之私”决定劳大命运(24)。 劳大停止招生事件起于教育部对劳大的调查，而执掌教育部的蒋梦麟与劳大校长易培基分属蔡李两系，自然让人联想到学界的派系纠葛。蒋梦麟上台之后一系列整顿高等教育的举措，多被认为是对于李石曾系的打击报复，实则其背后有蒋介石对于教育整顿的通盘考虑，蒋梦麟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在执行蒋介石的意旨，所以蒋介石的态度及其与元老的关系才是影响劳大存废的关键因素。 早在1928年9月，大学院公布国立各教育机关、学校的经费数目，劳大的经费数和人数有所出入，引起国民政府中央对劳大财务管理混乱的关注。虽然劳大校方登报反驳，但双方的矛盾已公之于众(25)。1928年10月，蔡元培辞大学院院长职，在他临去的讲话中提到，“我做大学院院长，眼面前一个中央大学，附近一个劳动大学，都腐败到这个样子，我还有什么面孔再做下去呢?”(26)可见，劳大的“腐败”问题是一个久已存在且招致非议的问题。 除了“腐败”问题，劳大对于党义教育的忽视以及校内政治生态的复杂是更为严重的问题。1929年4月，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宣传部长李寿雍指责劳大是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机关，劳动大学内布满反国民党的空气，校方对检查出来的共产党分子主张宽大感化(27)。劳大随后发文驳斥李寿雍的言论，要求李登报致歉，以正视听(28)。但对于劳大无政府主义的指责和议论从未停止，且引起国民政府高层的注意。1929年10月1日，蒋介石电令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称“上海劳动大学为共党机关，先将该校查抄后即行封闭”(29)。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朱子勉回忆，“蒋介石要从劳动大学着手压迫进步师生，便制造一系列的谣言，说劳动大学内有很多共产党人，说劳动大学如何如何‘恶化’，跟着就责成教育部长蒋梦麟切实整顿”(30)。可见对于劳大，蒋介石最不能容忍的是其有共党机关的嫌疑，故而责成有关方面对劳大实行整顿。 蒋梦麟后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报告中称：“去年(1929年)，总理奉安时，大家谈起整顿劳动大学办法，嘱由教育部先行计划，但因该校内部情形复杂，一时未付决定，今年蒋主席于出发讨逆之前，说劳动大学办成这样，教育部为甚不管?”(31)由此可见，蒋介石直接推动了教育部对劳大的整顿。另据1930年6月6日《中央日报》载，“蒋主席曾于上月召见教育部简任以上人员时，面谕蒋部长速派员调查劳动大学，具报候核”(32)。 不过调查的结果，仅仅是停止招生而非停办。蒋梦麟在6月10对记者谈劳大改组问题，表示：“停止招生，并非停办，目的在就该大学之组织及原有学生谋适当之变更与改进，使不负国家培植劳动人才之本旨，此事完全为组织问题，绝非人的问题”(33)。实则此事绝不单纯是“组织问题”，与“人的问题”关系甚大。停招对教育部来说只是整顿劳大的一个开始，停招之后不久就是校长的免职，直接由“组织问题”过渡至“人的问题”。 1930年8月31日，劳动大学在新建的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全校教职员学生共千余人，济济一堂，气象蓬勃”(34)。校方针对教育部与外界对劳大的非议，做了一系列的调整，如加强对学生劳动的管理，严格劳动时间和劳动纪律(35)。校方想通过这些举措，尽快消除停招对劳大的消极影响。但开学时间不长，即传来校长易培基被国民政府通令免职的消息。 1930年9月19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九十四次国务会议，议决免去易培基国立劳动大学校长兼职(36)。据蒋梦麟后来的报告，教育部在调查劳大之后，“商议整顿办法，拟请易校长自动辞职，易校长始终没有表示，当时梦麟便说，如不辞职即请政府将其免职。劳大由教育部接收，再行整理”(37)。 现任校长免职，却不提继任校长的人选。10月10日，易培基办理交卸。10月11日，教育部长蒋梦麟表示：劳大不停办，先派人接收，但一年内不派校长，由教育部直接管理(38)。10月13日，劳大教职员151人，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及教育部，谓教育部直接派人接收劳大，直接管理，一年内不派校长，此种办法，既无先例可循，也非教育行政当局对于国立大学应有的态度(39)。15日，劳动大学校务会议决议，不承认教育部不派校长直接接收的办法，在继任校长未到前，由校务会议负维持全校之责。10月18日，教育部派委员至劳大，改接收为点验(40)。20日，教育部又电令改点验为接收。11月24日，接收劳大专员谢树英回南京向教育部报告接收劳大困难。26日，蒋梦麟就劳大问题发表谈话，谓教育部接收劳大本意拟收归部办，以便从事整顿，现既接收困难，当俟新校长产生后，由校长负责办理。教育部接收劳大直接管理的设想未能实现，最后仍需派新校长负责。之所以出现上述接受与点验的反复，并非劳大校方和师生的请愿抗议发挥了效力，而是中央各种势力角力的结果。 早在教育部派定接收委员之时，10月14日，吴稚晖、李石曾到教育部，劝教育部不要去接收(41)。在吴、李二人眼中，易培基被免职是蒋梦麟背后运动的结果。李石曾在1930年10月22日给吴稚晖的信中说：“蒋梦麟反对劳大，不过借题反对寅村，亦非根本，实则反对弟也。”(42)迫于李、吴的压力，蒋梦麟答允改接收为点验。对于教育部而言，由接收改为点验是很大的让步。 由于有吴稚晖、李石曾的支持，劳大对于教育部的点验不予配合。据蒋梦麟的报告，“讵教育部派员函劳大点验时，该校诿称明天再点验，及次日仍以俟诸明天相拒，即审计院所派该校查账人员，亦被该校拒绝而不能进校。”10月19日，蒋梦麟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电令，“仍去接收，接收不行，可派当地军警帮忙”。教育部复电上海特别市市长张群，请于接收时派军警协助，一面电知劳动大学，现在不点验，仍要求接收。次日，张群复电，谓中央对劳大事意志尚未一致，请慎重从事。教育部遂再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还是电令要去接收(43)。 10月21日，吴稚晖致函蒋介石，为劳大事斡旋。吴稚晖表示，“上海劳动大学不令易君兼办，自所应当。惟劳动大学本身，以弟旁观，亦与诸多大学同一不完善。此乃十余年来，南北相习成风。若诸校皆上轨道，劳动亦能随之而进步；并非劳动有特别之腐败，如忌者所传之甚，故彻查劳动亦可也。若废弃劳动则亦不必”。此处表明吴稚晖对易培基免职表示接受，但不赞成废弃劳大，而且认为“此次蒋梦麟先生处办劳动，于整顿之中，似含报复之意”。并缕述蒋梦麟与易培基结怨由来，及蒋梦麟对于易培基打击报复之种种。对于教育部10月20日又改点验为接收，吴稚晖将其理解为“梦麟报复是真，借整顿之名，行破坏之实”(44)。 蒋介石随即复函吴稚晖，表明态度。蒋介石明确告知，“一年以来对于劳大与中大再三考察，所得结果，非根本改革，则必至不可收拾”，对劳大与中大的整顿，“此确非梦麟先生个人之意，凡有心于教育之同志，皆有不敢直言之隐痛”。并直指“劳大几为共产主义托庇所，其与晓庄之情形相等”。蒋梦麟对劳大的整顿，“则教育部范围与责任内之事，似以嘱其负责办理为宜，否则教育部不能过问教育，则以后学风与教育更不堪设想矣”(45)。此函一出，当晚吴稚晖即复函，表示蒋对劳动大学，“既有至明之见，自有极相宜之措置”(46)。蒋介石的态度对此事件的走向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劳大的接收问题也最终定调。显而易见，对于蒋梦麟和易培基、李石曾的争端，蒋介石是支持前者的。 至此，因蒋介石的直接介入，劳动大学似难免被接收甚至停废的命运。然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蒋介石短短数天之后突然转变态度，决定对劳大不予接收，改为点验。据10月24日的报载，蒋介石对劳大整顿定下三条办法，“一、举行点验，二、暂由校务会议摄行校政，三、物色继任校长”(47)。对此蒋梦麟亦感诧异，据其分析：“此次主席到上海，教育部接到蒋主席的电报，说关于劳动大学，可派员点验，由校务会议维持，看了这电报，知道不是主席的原意，或者有人向主席接洽，拟好电稿，拍出来的。”(48)与蒋介石接洽的人正是李石曾。李石曾在10月23日给易培基的信中明言：“劳动大学事已与蒋总司令、张群等商定办法，即校务会议暂维现状，物色继任校长，各节由张群电教部照办。”(49)由此可见，劳大的整顿绝非单纯的教育问题，其背后人的问题和政治的影响才是至关重要的。 三、劳动大学停废之争的反复与结局 劳动大学停废的反复，实际上与中原大战爆发后的政局变动有关。因中原大战爆发，李石曾的政治权势突然得到提升，从而在劳大存废问题上获得相当大的回旋资本。1930年春间，阎锡山发出反蒋通电，各方反蒋势力联合通电响应，要求蒋介石下野，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三人为副总司令，中原大战随即爆发。对于蒋介石与反蒋各派而言，东北军的动向，大有举足轻重之势，因此各方代表纷至沈阳。蒋介石先后派了方本仁、吴铁城等前往东北，但沟通效果不佳。 1930年5月31日，蒋介石派李石曾以为张学良祝寿为名，前往沈阳，劝张出兵入关助蒋。李石曾临行前，蒋介石电告：“请公到沈后，再察汉卿之意，相机应付，并请公全权接洽。”(50)李石曾到达沈阳后，当晚即与张学良晤谈，此后又经过多次会谈，与张学良达成了出兵助蒋的初步共识。6月17日，张学良在复何成?电中表示：“石曾先生业经南返，详情或有所闻……苟可排除环境困难，使东北地方勿生变化，使东北父老不致因弟受累，决愿为国家、为介公效命。”(51)另据报载：“蒋介石代表李石曾于(6月)12日晚由沈出发返南，临行对人谈话如下：本人此来不能谓收十分效果， 但相信，或者不久可停止内争，而有和平解决时局之望。”(52)可见李石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之大。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最终倒向蒋介石，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同时进兵关内，导致阎、冯的失败。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旋即起程赴南京，李石曾也随张南下。而此时正值蒋梦麟试图以武力接收劳动大学，李石曾与蒋介石在上海见面，“李石曾便把教育部前后反复的措施告诉蒋介石，要求蒋饬令教育部取消接收”(53)。另据杨淑兰所记，“其时，李石曾周旋于蒋(介石)、冯(玉祥)和蒋、张(学良)之间，挟冯、张以自重，并对蒋施加压力”(54)。蒋介石考虑到要借重李对张学良施加影响，被迫取消对劳大的接收，于是出现上节所提到的蒋介石对劳大政策的反复。 实际上从北上之日起，李石曾就挟政治上的影响力干涉教育行政，发动倒蒋(梦麟)的运动。蒋梦麟对于劳大的整顿，似亦有反击李石曾之意。李石曾推动倒蒋(梦麟)与蒋梦麟对劳大的整顿几乎同时进行，结果是李石曾胜利，蒋梦麟被迫辞去教育部部长职，两个过程互为因果。作为旁观者的陈布雷早已将上述两个过程的互动关系道破，陈氏称：“由于李(石曾)、蔡(孑民)两系之龃龉，石曾先生方面常视蒋梦麟为蔡所提挈之人(不但对蔡不满，且对于现代评论派之人物亦不满，而谧之曰吉祥系)，然石曾先生所汲引之人如易培基(劳动大学)、褚民谊(中法大学工学院)、郑毓秀(上海法政学院)及萧蘧(中法大学)、谭熙鸿等在平、沪等处办学成绩极不佳，且常蔑视教部法令，教部屡欲裁抑之，石曾先生以为难堪，主张去蒋梦麟甚力。”(55) 吴稚晖10月21日致蒋介石信中所言，劳大拒绝点验时，校中人言：“你们部长都要换了，还来点验什么?”可见关于蒋梦麟下台之传言并非空穴来风。吴稚晖还谈及，“闻彼(蒋梦麟)此次之矜张。据云实恐弟等进言先生，摇动其位置，故作先发制人之计”(56)。更直接点出了李石曾对于倒蒋(梦麟)的推动与蒋梦麟的反击。 蒋梦麟以“力不随心，时遭横阻”为由，于11月28日向国民政府和行政院呈请辞去教育部部长职(57)。蒋梦麟辞职的直接原因是拂逆元老吴稚晖、李石曾。据其回忆，当时因“中央大学易长及劳动大学停办两事与元老们意见相左”，而被迫辞去教育部部长之职(58)。另据报载：“此次教育部长蒋梦麟辞职系突然发生，缘蒋因处分劳动大学与中央大学两事，颇为有力者所不满，蒋不得已，引咎而去。”(59)蒋梦麟辞职，蔡李两系的斗争，李石曾系俨然成为胜利者。 对于劳大，因蒋介石的态度转变，接收既感困难，教育部也不得不改弦易辙。劳大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集中到继任校长人选问题上。蒋梦麟的先接收后派校长的计划也变为先派校长以后再整理。各方妥协的结果，推选前驻比利时公使王景岐为国立劳动大学校长。12月16日，王景岐到校视事。劳大得以继续维持。 蒋梦麟请辞后，原本吴稚晖提议以高鲁代蒋梦麟为教长，但因胡汉民反对而罢。据陈布雷回忆，“蒋公不得已，乃请于高鲁未到任以前，由蒋公以行政院长名义自兼教育部长，而以李书华(字)润章为政务次长。润章则石曾先生所提挈之人物，而在李氏系统中为最纯谨公正之人物也。蒋公既自兼部长，因欲以余任次长”(60)。高鲁和李书华任职教部均出于李石曾的力荐。1930年11月22日，李石曾致函蒋介石，表示与吴稚晖、张静江等商议，“拟提议由李书华高鲁择一任教育部政务次长”(61)。李石曾在稍后另一信中又提及，“前介公有过数月后将学风整顿就绪再请曙清(高鲁字)回国之说”(62)。最终蒋介石自兼教育部部长，调陈布雷任常务次长，同时以李石曾系的李书华为政务次长，上述安排一方面消解了李石曾方面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削弱了党国元老对教育行政的主导。 这一时期蒋介石一方面在政治上仍需借重李石曾等党国元老，但同时又开始着手消除其对于教育行政的影响力。这种两面性在蒋介石给陈布雷的信中表露无疑。蒋介石对陈布雷交代：“教育为革命建国要计，凡事当请教于吴、李、蔡诸先进，然必勿堕入派别之见，总之，不可拂李、蔡诸公之意，亦不可一味顺从李、蔡之意见，宜以大公至诚之心，斩绝一切葛藤，而谋所以整顿风气。至于政府及教育部所行整顿大学教育与整肃学风之政策，则须排除万难以贯彻之，不以人事关系而稍为迁就也。”(63) 1931年6月，教育部再次改组，李书华署理教育部部长，陈布雷任政务次长，钱昌照任常务次长。这次改组仍是前述两面性的延续。李书华是李石曾所提携之人，而陈、钱两人均为蒋介石的亲信。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仍非常注意维持与李石曾的关系。在宁粤对峙持续发酵的情况下，李石曾坚定地支持蒋介石，并且积极充当蒋介石的代理人奔走于南北之间，在北方联络张学良、阎锡山以安定局势，在南方则与粤方接洽调停争端。这一时期蒋介石仍然要借重李石曾，故仍需迁就。蒋在1931年6月致函李石曾表示，“政会通过润章署理教育部长，以弟不能久兼，且出征期间尤不相宜。弟之意，较高君，润章兄为妥。数月以来，润章对上对下对外对内皆能相处无间也，高君则应另予相当位置，至于以何位为宜，请先生酌定”(64)。可见李书华任教长职仍系李石曾的影响。 此时，元老对于教育的把持在党内也引起反感。1931年罗家伦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吴稚晖，称“他对于教育问题，是喜欢干预，而且往往袒护一般无能力而胡闹的人，如易培基、张乃燕等……所以现在教育的难办和学风的难以整顿，他袒护的罪过恐怕不在少数吧!”(65)提到李石曾，则称“关于教育问题，他是最喜欢参与的，教育部的难办，也是因为他和吴、蔡诸人动辄干涉，彷佛部长之外，还有几位太上部长。学风败坏，是他们不能辞咎的，而尤以李石曾为最甚”(66)。 劳动大学在王景岐接任校长后，校政与办学质量并无起色，且扰攘不安，风潮迭起。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局面，一方面因失去元老得势时各方面的关照，经费和设备上均出现问题，由此引起校内的动荡；另一方面中枢和教育部对于劳大的批评与质疑始终未能消除，在此内外压力之下，劳大在1932年的停废也是意料中的事情了。 蒋介石1930年12月27日，秘密视察劳动大学时，即观感甚坏，据蒋介石记，当日“己往宝山，调查劳动大学农学院内容。午后，又往江湾，调查其本校状况，皆腐败，傍晚回沪”(67)。12月29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讲演，激烈地批评了劳大，对于学校办学品质、学校管理、党义教育及学风无不涉及，且将办学与学风问题上升到革命成败的高度(68)。在严厉批评的同时，蒋介石对于劳大的整顿也寄予厚望。1931年1月7日，蒋介石接见教育部人员时，恰遇到部的王景岐，蒋介石“详述此次视察劳大所得之感想，而嘱王校长切实整顿，并谓国家岁耗数十万金，应使学校有相当成绩”(69)。 然而王景岐接任后学校风潮不断，未能如中枢所期望的切实整顿。曹聚仁曾如此评价王景岐，“景岐先生，他大概和国民党元老李石曾、蔡元培诸氏关系颇深，但他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时，给我的印象是庸碌无能”(70)。可见王景岐虽仍有元老的背景，但元老的失势也是王庸碌无为的重要原因。 王景岐到任后出现的风潮多源于经费问题。据劳大学生回忆，王景岐到任第一个月，“首先是当月的教职员工薪延迟发付，接着是要农场主任把农场产品交给他支配，再接下去就是学生的伙食费要减少了，这已激怒了广大教职员工和学生，作为导火线的是宣布取消毕业生的参观学习费用，这样，学校就沸腾起来了”(71)。为此王景岐受到学生的攻击，为回避学生居然不到校办公。 1931年7月2日，因为劳大中学部发生驱逐主任杨嗣福事件，教育部派戴观英协同上海市教育局视察中学部，由王景岐接待，于7月3日到校后召集各班学生，询问罢课经过，加以劝导。其间大学部毕业生忽然聚众要求王景岐拨给参观费，王景岐未允，学生将王景岐和戴观英强行拥入教室，紧闭各路大门不许离开，提出各种要求，后大队警察到场，才将王景岐和戴观英带出教室(72)。原本教育部对劳大校风已甚为不满，“认为校内秩序欠佳，亟应整顿”。结果此次风潮，教育部与上海市教育局人员均在场，禁阻无效，“教部对该校如此扰乱情形，认为应根本加以整理”(73)。7月11日，教育部出台措施对劳大进行整理，附属中学停办，大学部在校学生重新登记(74)。1931年9月7日，劳动大学重新开学，大学部只剩一百多人了，且仍不允许招生，几近停废。 对于劳大面临的困难，易培基曾致函吴稚晖请其援助。吴复信称：“弟于去年劳大中大之交涉以后，加以四中全会时，党中四面八方抢夺教育权，遂觉知向日我辈以为豆腐生涯，将无人顾问，不免尚蹈错误。所以劝告石曾先生，从此于教育事业，亦当如党部运动，我辈并须痴聋退出，以免妄生顾忌，或碍当局之发言。故石曾先生亦笑而领之，一切遂取放任。弟并有个人意见，以为今日之教育，可有可无，任他狗咬死羊，或羊咬死狗皆无不可”。具体到劳大，吴稚晖表示，“然即主张维护，去年试之，其效果何如?假使勉强他人，特为留不死不活之局面，而又托付何人?我辈去年又试之矣。人将以为其人即我辈所物色”(75)。可见元老对于劳大的停废已无能为力。 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任朱家骅为教育部长。据教育部职员高思庭回忆，教育部改组，“戴传贤乘机建议于蒋介石说，要达到‘以党治国’的目的，必须使用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充任教育部长，方能全心全意地为党效力，实行‘党化教育’的措施”(76)。朱家骅出任教长标志着教育行政的控制权开始由元老向党内学术圈转移。在此背景下，勉强维持一年有余的劳大自然难逃停废的命运。 朱家骅上台后，提出整顿意见，“一、注重将国民党党义与教育相结合，二、强调学校设备的齐整，三、对于不良学校毫不顾忌全力整顿”(77)。以此标准衡量，劳动大学自然在停废之列。1932年一·二八事变，劳大“适在战区，校产又遭摧毁”，考虑到“国库支绌，办学力量允宜集中”，6月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教育部长朱家骅提案，“该国立劳动大学，拟令本年度终了时全部结束。该大学下半学年各级学生约一百人，即令转入其他国立大学，以竟学业”(78)。6月11日，教育部通令劳大停办。虽然劳大师生仍有护校的请愿运动，但终归于无效。至此，办理近5年的国立劳动大学结束。 四、结论 曾在劳大读书的赵震鹏在回忆中提到，“劳大的创立，是当国府成立时一种高瞻远瞩的教育政策，这是值得赞扬的措施，但环境的变化，人谋的不臧，元老影响力的式微，加上教育派系的倾轧，劳大终于停办”(79)。此语实道破劳大兴废与元老政治、学界派系之间的关联，而此种关联颇能反映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政学相连的复杂样态。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蔡元培、李石曾等元老在教育界和国民党内都早已拥有“历史地位”，故而能够主导中央教育行政改革，这本身就是近代中国政学相连的一种反映。元老主导下的大学院制改革，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事后都被赋予“教育独立”的理想色彩。然揆诸事实，作为主要推动者的李石曾主导教育权的各种努力似很难以教育学术化和教育独立的标准衡量。相较于蔡元培对于教育独立的孜孜追求，李石曾、吴稚晖对于政治权力有着浓厚的兴趣，且倚仗政治上的权势以扩张自己在教育界的势力(80)。蔡元培和李石曾虽共同推动同一事业，然宗旨和目的则背道而驰。由于李的强势和蔡的淡泊，大学院时期，蔡备受压制。1928年7月4日，时在大学院任职的张奚若告诉吴宓：“蔡消极，教育权归于李石曾一派。”(81)由是观之，大学院与大学区制改革的失败，固然有党中人士反对的外部因素，然主导其事的元老之间的异趣和冲突则是其瓦解的内部因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元老主导的教育学术事业寄托着各自的理想，然其自成格局后逐渐不为党国权力所容忍。大学院时期，中央教育行政权仍操诸元老之手，1928年年底，大学院废止，蒋梦麟任教育部部长，实质上仍是元老政治在中央教育行政领域的余绪。虽然多半因为学术派系和政治分歧的双重原因，易培基被免职，蒋梦麟施加了很大的影响，但实际上又有蒋介石对于教育界整顿的压力。紧接着由蒋介石代行教育部长职权，“党性”的衡量标准加强，但仍顾及元老的影响。到朱家骅接掌教育部，则表明党国元老对于中央教育行政的影响式微。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元老的态度经历过一个从“倚重”到“闲置”的过程，随着蒋地位的稳固，元老在政治中枢的实际影响力越来越弱(82)。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元老对于政治和教育的影响不是建立在制度性的合法建制上，而是建立在自身政治权势及对党国中枢影响的基础上，他们通过影响蒋介石，来影响政局的发展和人事安排，所以蒋介石与党国元老关系的演变对于教育界的影响至关重要。由是观之，所谓元老主导的教育行政被赋予的抗拒政治干预、维护学术独立的理想实则是一种虚像。 注释： ①陈明銶、阿里夫·德里克：《深入农村与工厂的学校：无政府主义者、国民党与上海劳动大学，1927-1932》(Ming K.Chan and Arif Dirlik，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s：Anarchists，the Guomindang，and the Labor University in Shanghai，1927-1932.)，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②蔡兴彤：《国立劳动大学研究(1927年-1932年)》(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1年。 ③《劳动大学筹备委员会纪》，《申报》，1927年5月14日，第10版。 ④匡互生：《国立劳动大学创立缘起》，《匡互生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集》，邵阳：邵阳市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2001年编印，第158～159页。 ⑤王奇生：《从倚重元老到闲置元老》，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8～93页。 ⑥罗家伦：《商山四皓》，罗久芳、罗久蓉编校：《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版，第28页。 ⑦李石曾：《稚晖先生六十年来公谊私交之关系》，杨恺龄编：《吴稚晖先生纪念集》，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130)，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15页。 ⑧郭廷以、张朋园访问，马天纲、陈三井记录：《白瑜先生访问记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88页。 ⑨李宗侗：《故宫博物院回忆录》(3)，台北《中国一周》第737号，1964年6月，第841页。 ⑩据《申报》所记，“易与李石曾友善，李乃为之介绍于冯玉祥，谓如需教育人才，就目前言，莫如易氏，易曾为孙中山之秘书谭延闿之秘书长，为老国民党。其在京中，于教育界人士，亦积极联络。提出易氏，则孙派及教育界，均可贯通，实一举两得”(参见《易培基长教部之由来》，《申报》，1924年11月16日，第7版)。 (1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页。 (12)朱子勉：《蒋介石兼代教育部长的内幕》，沈醉等：《亲历者讲述蒋介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105页。原文中的“农林部长”应为“农矿部长”。 (13)《职教员一览》，《劳大概况》，上海：国立劳动大学编译馆1929年编印，第6～14页。 (14)《抗战前教育与学术》，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53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版，第43～44页。 (15)统计数据来自《全国高等教育统计》，南京：教育部高等教育司1932年编印，第81～84页。 (16)《大学教育之“合理化”》，《大公报》，1930年4月21日，第2版。 (17)据大学院院章第8条，“本院得设劳动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观象台等国立学术机构”(参见《大学院公报》1928年第1期，第50页)。 (18)转引自《虞洽卿等致蔡元培函》，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02页。 (19)冯和法：《回忆国立劳动大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143页。 (20)《胡适致蔡元培(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47页。 (21)《教育部呈》(1930年9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典藏号：001-032320-0002-1389。 (22)《劳大并无改组停办消息》，《中央日报》，1930年6月8日，第3张第4版。 (23)《教育部为撤销劳大招生事布告》，《申报》，1930年6月12日至16日，第3、5、5、6、5版。 (24)《劳大全体教职员为停止招生事宣言》，《中央日报》，1930年6月26日，第3张第4版。 (25)《劳动大学经费学生确数》，《中央日报》，1928年10月29日，第3张第3版。 (26)罗家伦：《商山四皓》，罗久芳、罗久蓉编校：《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32页。 (27)李寿雍：《在江苏办党》，江苏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1928年印行，第21页。 (28)《驳李寿雍诋毁本大学函》，《国立劳动大学周刊》1929年第9期，第18～20页。 (29)《蒋介石电张群》(1929年10月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典藏号：002-010200-00010-010。 (30)朱子勉：《蒋介石兼代教育部长的内幕》，沈醉等著：《亲历者讲述蒋介石》，第105页。 (3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二五?次会议速记录》(1930年11月5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中央政治会议速记录，典藏号：0250。 (32)《蒋主席谕教部调查上海劳动大学》，《中央日报》，1930年6月6日，第3张第4版。 (33)《教育部撤销劳大招生》，《申报》，1930年6月12日，第9版。 (34)《劳动大学举行开学礼》，《申报》，1930年9月1日，第12版。 (35)《劳大开行政会议》，《申报》，1930年9月12日，第9版。 (36)《第九十四次国务会议》，《申报》，1930年9月20日，第9版。 (37)(4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二五?次会议速记录》(1930年11月5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中央政治会议速记录，典藏号：0250。 (38)《蒋部长对劳大问题表示》，《申报》，1930年10月12日，第12版。 (39)《劳大校长问题》，《申报》，1930年10月14日，第8版。 (40)《今日教部派员点验劳大》，《申报》，1930年10月18日，第12版。 (41)吴稚晖在蔡李两系的斗争中，偏向李系。据陈布雷回忆，“吴稚老(吴稚晖)于李、蔡均友善，而尤同情于李”(参见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上海：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27页)。 (42)《李石曾致吴稚晖函》(1930年10月22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典藏号：05980。 (44)《吴敬恒函蒋中正》(1930年10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617-031。 (45)《蒋介石致吴稚晖函》(1930年10月21日)，吴相湘编：《先“总统”蒋公有关论述与史料》，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5年编印，第452～453页。 (46)《上蒋主席函》(1930年10月21日夜半)，吴稚晖：《吴稚晖全集》卷2，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486页。 (47)《劳大纠纷解决》，《申报》，1930年10月24日，第8版。 (4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第二五?次会议速记录》(1930年11月5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中央政治会议速记录，典藏号：0250。 (49)《李石曾致吴稚晖易寅村电》(1930年10月23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典藏号：05981。 (50)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3册，台北：“国史馆”2014年版，第131页。 (51)《复何成濬电》(1930年6月17日)，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页。 (52)《李石曾与时局》，《大公报》，1930年6月15日，第3版。 (53)朱子勉：《蒋介石兼代教育部长的内幕》，沈醉等：《亲历者讲述蒋介石》，第105页。不过朱子勉的回忆时间有误，李石曾应该是10月下旬到上海，与蒋介石见面。据李石曾年谱1930年记，“六月初至奉天晤张学良，十六日，偕东北代表胡若愚自沈阳抵上海”，“九月，先生又去沈阳，二十一日，行政院长谭延闿逝世，先生自沈返沪”(参见杨恺龄：《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72页)。 (54)杨淑兰：《易培基传略》，湖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6～77页。 (55)(60)(63)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第127、127、127～128页。 (56)《吴敬恒函蒋中正》(1930年10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617-031。 (57)《蒋梦麟将长北大》，上海《民国日报》，1930年11月29日，第3版。 (58)蒋梦麟：《西潮新潮》，长沙：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52页。 (59)《李书华将任教部次代部》，《大公报》，1930年12月3日，第3版。 (61)《李煜瀛函蒋中正》(1930年11月22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典藏号：002-080200-00618-054。 (62)《李石曾致润章云青等函》(1930年12月30日)，台北：国民党党史馆藏，吴稚晖档案，典藏号：05823.2。 (64)《蒋中正电李煜瀛》(1931年6月18日)， 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文物，典藏号：002-010200-00057-057。 (65)(66)罗家伦：《商山四皓》，罗久芳、罗久蓉编校：《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30、34页。 (67)(68)周?环编注：《事略稿本》第9册，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229、233～236页。 (69)《蒋兼教长昨到部视事》，《中央日报》，1931年1月8日，第3张第2版。 (70)曹聚仁：《书林又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71)冯和法：《回忆国立劳动大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第144页。 (72)《教育部昨日暂行解散劳大》，《申报》，1931年7月12日，第12版。 (73)《教部对劳大生之不满》，《申报》，1931年7月9日，第12版。 (74)《教部彻底整理劳大》，《中央日报》，1931年7月12日，第2张第1版。 (75)《致易培基函》(1932年7月12日)，吴稚晖：《吴稚晖全集》卷2，第483页。 (76)高思庭：《国民党政府统治教育事业概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1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4页。 (77)王聿均、孙斌编：《朱家骅先生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7年印行，第124页。 (7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教育”(1)，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89～190页。 (79)赵震鹏：《国立劳动大学的回忆》，台湾《湖南文献》1990年第4期，第48页。 (80)1928年10月，国民政府改组，相对于吴、李对于政治的热衷，蔡则相对消极。蔡曾致信吴，称：“此次国府委员名单及院长与主席人选，完全由先生及张、李两先生提出，诸先生不避嫌疑之勇气，固为可佩，然未免太露骨，如留弟一人立于半超然之地位，仍亦不为无益。”(参见《致吴稚晖函》(1928年10月31日)，高平叔、王世儒编：《蔡元培书信集》上，第914页) (81)吴学昭编：《吴宓日记》第4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5页。 (82)参见王奇生：《从倚重元老到闲置元老》，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第78～110页。 (责任编辑：admin) |